隋唐大猛士  第930章 權力的游戲

類別: 歷史 | 架空歷史 | 隋唐大猛士 | 木子藍色   作者:木子藍色  書名:隋唐大猛士  更新時間:2019-06-14
 
開元四年悄然來到。

今年是朝廷統一北方之后的第一個正旦,因此在年前,各道郡縣的主官便都趕來京城朝集,甚至周邊諸藩屬也都特使者前來朝賀進貢。

中京洛陽,比往年更加熱鬧。

這里與兩年前秦軍剛入城時相比,已經完全變了個樣,雖還沒有完全恢復到大業年間的繁華熱鬧頂峰時,可也已經很有氣象。

洛陽城外駐守了北衙的四萬八千禁軍,分屬北衙十二軍,從中抽調組成番上宿衛。

除北衙禁軍外,還有自南衙十二衛中抽調出來的兩萬四千人組成的四府,負責京城治安、皇宮宿衛、宮門守衛等。

另外內軍的九衛府,也還有七千二百人。

這些駐于中京內外的軍隊,就達到了近八萬人的規模。

此時的洛陽城中,還有大量的少府寺的作坊和內侍省內務府的宮廷作坊,集中了大量的工匠、奴隸等。

加上城中的居民商戶,外藩在京者,那些百官和其家眷,還有宮廷人員,整個中京洛陽城內,已經有三十萬的人口。

若是把洛陽二十二縣的人口全算進來,則達到了驚人的百萬之多。

雖大秦設有六京,可如今北方一統后,天下暫時休兵后,皇帝卻常駐于中原腹心之地的洛陽,于是天下的財富都往洛陽匯集而來,人口也都往這邊流動。

大秦不禁工商,甚至鼓勵工商,因為工商稅收是如今朝廷的主要財政來源。據民部的最新統計,大秦開元三年,朝廷的鹽稅收入達到了驚人的一千八百萬貫,而茶稅達到五百萬貫,酒稅三百萬貫,另外各類礦稅也達到二百多萬貫,僅專賣之稅就有近三千萬貫。

而工商稅以及邊市和港口的市舶稅收入也很驚人,僅市舶稅就達到了六百多萬貫,其中邊市的收入占大頭,約四百萬貫,市舶的貿易關口的稅此時還少些,只有二百萬貫左右。

而工商稅也有八百多萬貫。

這在許多大臣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畢竟隋朝時完全沒有工商之稅,也不禁礦產。

而大秦立國不過幾年,如今還有江南沒有完全收復,可一年的這些專賣稅、市舶稅、工商稅等就達到了四千多萬貫。

而稅務總署還說潛力巨大,鹽務局更是說只要時局穩定,那么私鹽將被嚴厲打擊控制,到時鹽稅一年能達到三千萬貫左右。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錢,朝廷才能在這次軍改中,推出府兵和禁軍結合的新軍制,編設了近三十萬的北衙常備禁軍。

要知道,兵部的預算,禁軍養一兵,平均一年得五十貫開銷,三十萬禁軍,一年就得一千五百萬打底,還不算軍械消耗、馬匹耗費這些。

更別說,一旦打仗,軍費更大。

反倒是正稅的兩稅,其實去年收入不多。

糧食僅收入三千多萬石,絹布兩千多萬匹。

“當初不少人都認為,這些工商市稅和專賣之稅,會讓天下怨言,可現在只看到一片繁榮熱鬧,好像對百姓們來說并沒有太大的影響,反而覺得大家手里似乎都有了點余錢,市場上的商品物資也多了起來。”

洛陽街上。

剛從交趾返回沒多久的高士廉能切身的感受到這巨大的變化,當初他離開洛陽被貶往交趾的時候,感受到的是洛陽城的衰弱。

而如今再回來,感受到的卻是這個城市的涅槃重生,一片生機勃勃欣欣向榮。

“陛下治理天下確實有一手,很多時候提出的策略,高屋建瓴,一開始好多人還明白不過來,可用不了多久,便能發現其高明之處。”

騎馬與高并行的是他的外甥長孫無忌,“要說這稅對百姓其實也有些影響的,比如說鹽價是實實在在的漲了,而且漲的不少,但好在鹽價雖漲,可朝廷供應齊全,鹽質量比過去有加強,百姓倒也能承受的起,畢竟鹽一年也吃不了多少,這價格也是公平穩定的。這邊買鹽多出了錢,但其它方面的各種攤派附加取消,尤其是這個攤丁入畝按畝征稅,納錢代役且直接計入兩稅,不額外征錢后,普通百姓的負擔其實是減輕了許多的。”

過去的租庸調稅制,基本上就是以丁為基礎的稅制,有丁就有租就有調就有庸,管你有沒有田產,你均到田是這么多,沒均到田也是這么多。

能足額授地的畢竟少數,而絕大多數人均不到田或只均到極少田,這就意味著他們承擔的稅賦不合理,承擔了本身不該承擔的重擔,生活自然就苦。

而且,百姓最怕的還是役。

一年免費二十天的勞役,得自帶干糧,有的時候這二十天還不算在路上的時間,為了去做二十天役,路上可能往返還得一兩個月,更有甚至如遇上征遼東這樣的大役,服個役運糧得運到自己破產,只能砍手砍腳以求逃避服役。

古人常說,普通百姓之家,若是不遇災害戰事,則辛苦耕作三年,能有一年之積余。可一年之積余,服一場大役,就能折騰光。

現在朝廷不需要百姓服這免費役,而是在每畝田中,再加征了一筆折役錢,朝廷官府遇工程時,再用這錢來雇傭百姓去做工。百姓去做事,則還有工錢,這樣不會有損失。

更重要的是,折役錢攤入田畝,就意味著田地越多的人承擔的這折役錢越多,普通百姓的負擔就變相的減輕了。

“漢朝朝講究黃老之術,無為而治,信奉中庸之道。這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極端,盡量不擾民,所以才有了文景之治,有了漢武之威。我們的皇帝陛下雖年輕,但僅通過這稅賦制度,卻找到了一個最佳的平衡點,朝廷的稅賦增加了,但百姓負擔卻減輕了,真是太神奇了,尤其難得的是,還沒有說是直接對富戶豪強巧取豪奪,而是通過地稅通過商稅巧妙的把錢收上來了,還沒引起太大怨言,真是難得。”

高士廉那是佩服的五體投地,以前他根本就沒有想過還能這樣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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