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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此人乃魏國出身，是魏文侯時期的魏國國相。
在任期間，李悝在魏文侯的鼎力支持下，匯集各國法令而編纂了法經，被當世譽為是近幾十年最全面的法典，據說后來商君衛鞅在秦國任相時推行的商君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鑒了李悝的法經。
法經，總共分為盜、賊、網、捕、雜、具六篇。
在當代，竊取他人之物物為“盜”，害命作亂為“賊”，是故，盜法即是維護個人財務不受侵犯的法律；而賊法，則是維護政權穩定以及人命安全的法律。
除此之外，網（囚）法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捕法是有關追捕罪犯的法律；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等行為的法律；具法是規定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的法律——相當于刑法總則。
這部法經，即是李悝推行李悝法的依據與基礎。
李悝法，也就是李悝在擔任魏相時期推行的法令，某種程度上說它也是與時俱進的。
首先，跟所有法令施行的最根本目的一樣，它是為了“定分止爭”。
對此，趙國邯鄲出身的齊國稷下先生慎到，就曾做過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這是說，有一只兔子跑的時候，許多人都去追，但對于集市上售賣的許多兔子，卻看也不看。這并非不想要兔子，而是因為那些兔子的所有權都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這即是法制秩序。
其次，李悝法明確提出反對禮制。
這里所說的“禮制”，即儒家竭力維護的“禮制”，它的本質是“世卿世襲世祿”，說白了，即指貴族階級壟斷經濟與政治利益的世襲權力——儒家的圣人孔子，雖然曾打破了貴族壟斷知識的局面，但孔子本人又提倡維護禮制，維護貴族世襲權力，這一點，是被法家所深深詬病的。
因此有不少法家弟子覺得，孔子不是“打破”了貴族壟斷知識的格局，而是“竊取”了本來屬于貴族權力的“知識壟斷”，并且以此成為了貴族中的一員，以至于此后成為了“貴族世襲”的幫兇，根本不能作為打破“貴族世襲”的先驅。
如果說“禮制”的本質是“世卿世襲世祿”，那么“法制”的本質又是什么呢？
法制的本質，是通過“好利惡害”的人性，來建立新的穩固秩序。
“好利惡害”，這是齊國名相管仲提出的觀點。
管仲曾經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有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
在此基礎上，商君衛鞅也提出他的觀點：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這即是法制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依據，即通過制定相關的刑律，讓國民自己“趨利避害”、避免去犯罪，人人遵紀守法，以建立新的穩定的國家秩序——它是具有一定強制意味的，但法律誕生的目的，卻并非是為了懲罰國民，而是為了約束國民的行為，確立穩定的新秩序。
一旦確定了新的秩序，一切就能“有法可依”——因此為了使世人遵紀守法，法家的法令主張（盡可能的）公平與公正，不允許任何人挑戰法律的權威，因為一旦法律喪失權威，以法制創建的新秩序將徹底崩潰。
反對禮制，提倡法制，不法古，不循今，與時俱進，這即是法家思想的根本，也是李悝法所提倡的根本之一。
在此基礎上，李悝法又確定了“食有勞而祿有功”、“賞必行，罰必當”的基本準則。
顧名思義，即使付出辛勞的人得到食物，使有功勞的人能得到俸祿與賞賜，這一項，即是李悝法對貴族世襲制度沖擊最大的地方，也是魏國在三家分晉后的初期能迅速強大，吸引天下各國人才紛紛涌到魏國的最根本的原因——奪淫民（無功無勞者）之祿，以來四方之士。
除此之外，李悝法還主張“重農抑商”，提出“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
盡地力，即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
而“善平糴”，即平糴法，由國家控制糧食的購銷和價格：政府在豐年以平價收購農民余糧，防止商賈壓價傷農；在災年則平價出售儲備糧，防止商賈抬價傷民，杜絕“谷賤傷農、谷貴傷民”的現象。
總而言之，李悝法，也就是李悝在位期間推行的魏國法令，的確是當時全面而又完善的，哪怕是如今，其實也并未落后。
足足一個大半個時辰左右，趙王何這才講述完他對李悝法的心得。
其實這長達一個半時辰的講述，總結下來只有寥寥幾個字：李悝法，好！
當然，趙王何也講解了李悝法究竟好在哪里，至少蒙仲聽了之后是認同的。
繼李悝法之后，趙王何又向蒙仲講述了他對商君法的心得。
商君法，即商君衛鞅在秦國擔任國相時推行的法令，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李悝編纂法經，但是，商君法與李悝法卻有很大的區別。
這個區別，即軍功爵制。
說起來，事實上李悝法中就有類似的法令規定，即興功懼暴，即鼓勵國民立戰功，使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但李悝法的鼓勵軍功，只是給予有功之士相應的錢物、田地賞賜，而商君法的軍功爵制，卻是將軍功與名爵聯系在一起——這是名田制的雛形。ps：名田制的雛形，即是軍功爵制，漢朝的名田制，就是沿用于秦朝的名田制。但對于苛刻的秦法，漢朝的法令要寬松地多，可能是因為劉邦出身低賤，深知民間疾苦吧。
而除了軍功爵制，商君法又加強了“連坐（處罰）”。
所謂連坐，即使本人未實施犯罪行為，但因與犯罪者有某種關系而受牽連入罪，事實上這項懲罰，早在夏周時期就已出現，但商鞅卻是第一個專門給“連坐”立法的人，這也是秦國的政策被成為“暴政”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實在太苛刻、太殘暴。
而始作俑者的商君衛鞅，自己最后也死在這條規定上——秦惠王上位后，得罪了這位君主（其實是得罪了太多的秦國貴族）的商君衛鞅，從秦國逃亡，可沿途卻沒有一個秦人敢收留衛鞅，因為這些人都害怕受到連坐的處罰，以至于衛鞅最終被秦隊抓捕。
更慘的是，非但衛鞅自己死后還要在秦都咸陽被當眾五馬分尸，就連他的家人，亦因為連坐法，而被全部誅殺。
足足聊了兩個時辰左右，蒙仲見時候也差不多了，便詢問趙王何道：“君上，您認為我趙國要強大，當前應該怎么做呢？”
趙王何回答道：“合縱抗秦。”
不可否認，這的確是正確的主張，畢竟齊國現如今已經被趙國打趴下了，趙國的敵人就只有秦國，只要擊敗秦國，趙國就能稱霸中原。
于是蒙仲又問道：“君上，以您看來，趙國若與秦國爭戰，有幾分勝算？”
聽聞此言，趙王何陷入了沉思，半響后這才說道：“大概三成吧？”
蒙仲略有些意外地看了眼趙王何，好奇說道：“失去的兩成勝算是？”
“秦國的軍功爵制。”趙王何正色說道。
蒙仲點了點頭，他認為，在刨除掉邦交方面的因此，單單比較秦國與趙國自身的強弱，秦國的軍功爵制，確實是趙國無法匹敵的。
兼之重賞、重罰的軍功爵制，使得秦國的士卒個個悍不畏死，以至于就沿用李悝法的魏國，都被秦國打喘不過氣來，更何況是趙國呢？
要知道，李悝變法后的魏國，與商鞅變法后的秦國，都擺脫了“世卿世襲世祿”帶來的隱患，使國家能集中大量的土地與金錢，用于軍隊。
可即便如此，魏國的軍隊還是很難擊敗秦隊，一方面有將領的關系，而另一方面，則是相關制度的面向性——魏國武卒的制度，只是針對魏國一部分士卒，也就是精銳軍隊；而秦功爵制，卻是面向全部秦國士卒甚至是平民、奴隸。
一個秦人打不過魏武卒，那么十個呢？
在軍功爵制下，秦國有著源源不斷的兵源，所有的秦卒，作戰士氣與勇悍程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而魏國的魏武卒，卻不能代表魏國所有的軍隊。
這就導致魏武卒雖然單個能力優秀于秦卒，但就整體而言，卻無法徹底擊敗秦軍。
除非魏國將所有的軍隊都打造成魏武卒——但這個花費，相信是魏國也承受不起的。
既然連魏國都難以抗衡秦國，趙國的制度就更不必多說了。
繼魏相李悝變法后，齊相鄒忌、韓相申不害、楚相吳起等紛紛在本國施行改革，罷黜禮制，確定法制，廢除“世卿世襲世祿”，主張“食有勞而祿有功”，唯獨趙國，至今都沒有施行這方面相關改革——雖然趙主父推行了胡服騎射改革，但這項革新，并沒有涉及到“世卿世襲世祿”的根本問題。
“臣覺得，法令制度落后于當世，這或許才是趙國不敵于秦國的最大原因。”
蒙仲故意引導著話題。
“卿的意思是變法？”
趙王何愣了愣，旋即臉上露出復雜的神色，繼而深深看了一眼蒙仲。
那目光，讓蒙仲隱隱有種錯覺。
仿佛，對面并非是一位素來養尊處優、且僅僅只有十六歲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