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如此，如此……”恐隔墻有耳。二人耳語，漸不可聞。
大漢十三州，天下皆知。話說，天下九州，乃大禹所分。兩漢增至十三，足證繼往開來，拓土有功。正因如此，兩漢才為人津津樂道。薊王先前，雖分河西四郡并西海郡，增立雍州為大漢十四州。卻非拓土之功。
然，今攻滅北天竺，增立豐州。為大漢十五州。比起重開蒼海、真番，復立前漢邊郡，“功薄蟬翼”。如今辟土萬里，堪稱“功高蓋世”。且與海外荒洲，蠻荒之地迥異。
北天竺，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千五百萬民。二江對流，土地沃壤。稼穡時播，一季三登。于農耕文明而言，可謂風水寶地，世外桃源。
薊王厥功甚偉，勢必青史留名。
便當幕府大行令虞良，奉命出使甄都。樓船校尉郭祖，亦押運北天竺國庫積金，抵達南港。可想而知，必萬人空巷。
除金銀珠寶，還有天竺詩人、學者、巫醫、工匠、樂師、舞姬，各色人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計數萬人，隨船抵達。
由九譯令，全程陪同。皆登名造冊，入薊國署寺。領食君俸。比起北天竺王親國戚，薊王更診視這些“文明的傳承者”。
此非北天竺專屬。先前，亦有西陸文明承者，舉家自西域遷入薊國。今已安居樂業，與薊人無異。正因兼容并濟，包羅萬種，方有怏怏上邦之風。
世人皆知。薊國立國之本，乃大儒學。出自《荀子》。正如諸多儒家先賢，各有所見，各有所長。荀子亦不例外。然不可否認，其義理一脈相承，皆出孔孟圣人之道。
此處可有定論。薊王大儒學，與天下名經，皆出一家。
通常而言。儒經，分為《四書》、《五經》。
《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五經》：《詩經》、《書經》、《禮經》、《易經》、《春秋經》。
除此之外，又依次細分為。
《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
《九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周禮》、《儀禮》、《禮記》、《易》、《書》、《詩》。
《十三經》：《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周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論語》、《爾雅》、《孝經》、《孟子》。
自薊王立大儒學。《荀子》風靡薊國。
《薊國大百科全書》收錄《荀子》于《書》。稱《五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荀子》。
將荀子與孔孟并列。
謂“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
須知。《書》、《經》，雖常并用。然卻大有不同。若以諸夏儒家文明而論。《書》乃靈魂骨架，《經》乃血肉填充。《書》與《經》，共同構建，儒家世界。
可大略認為：《書》架構儒家三觀之世界觀，《經》規范儒者三觀之價值觀。
于是乎，各門各派，對儒經領會，集“校”、“疏”、“注”、“解”，合并成“一家之言”稱《學》，各塑三觀之人生觀。
時下，《書》、《經》、《學》，構成儒家三觀。
荀子，承素王孔子“內圣外王之道”。去偽存精，集諸子百家之精要。立“明于天人之分”之自然觀，“化性起偽”之道德觀，“禮儀之治”之歷史觀。乃大儒學之奠基人。
儒宗將《荀子》，用于塑造薊人世界觀。與《孟子》并列。
足見持重。
尤其。荀子所創，制天命、性本惡、法后王。無時無刻，不影響薊人，處世為人。
司馬光言：“自三代（夏、商、周）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
后世亦有人言：“嘗謂三代（國傳三帝）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
換言之，薊王所行大儒學。于漢家儒學治天下，一脈相承。即便與別家迥異，亦不過是門派之爭。同出“獨尊儒術”。
正因薊王行事，從未離經叛道。故才有今日之盛。
君可不尊荀卿，然不可不遵孔孟。
最大程度，助薊國站穩道義高地。
之所以，薊國諸多新政，看似驚世駭俗。然天下大儒，皆處變不驚：非是薊王一意孤行，只因《荀子》先前不為人所用也。
謂“根深本固”。薊王尊《荀子》，為立國之本。王道治國，無可指摘。
積重難返，又不死社稷，唯變法圖強。
然自先秦以來，歷代變法者，少有善終。變法革新，必遭既得利者，誓死抵抗。即便有王權護佑，保得一時。待先王駕崩，變法者驟失依靠，常禍及滿門，難保一世。
少時，恩師諄諄善誘，豪門、寒門，皆是百姓。便是要薊王行事，面面俱到，兼顧各方。亦是要薊王，善保千金之軀。毋輕易與人結仇。
變法圖強：革舊弊，除頑疾、清阻力。為除種種弊端，所耗費人力、物力，付出社會撕裂、新舊對立等，代價總和，后世喚做“切換成本”。
試想，薊王以《荀子》為立國之本。獨尊儒術，王道治國。庖丁解牛，順勢而為。真可謂，無級變速。一腳油門，風馳電掣，縱享絲滑。
又謂“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試想，若薊王大刀闊斧，快刀斬亂麻。將后世治國之策，悉數照搬照抄。不管國情民生，時代風貌。一味強推，其阻力可想而知。
故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一言蔽之。《荀子》，便是薊王治國，上善之選。
與時代契合，又極具前瞻。
甚至，薊王竊以為。《荀子》乃首開，唯物論之先河。
誠然。無論何種理論，必有其時代局限。如何實施，當因地制宜，不可拘泥。
吏治與法制，不可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