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何將海外十洲之地，皆分封子嗣。只因，唯薊國崇尚《荀子》，行“內圣外王之道”。
唯薊王子嗣，自幼言傳身教，方能將薊國之一切先進便利，放之四海而皆準。此乃薊國共識，毋庸置疑。
尤其荀子，制天命、性本惡、法后王。深入薊人心。
薊王諸多行事。皆可，以“法后王”概括。
先論荀子“法后王”者，乃太史公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法先王”與“法后王”，乃儒家不同派別，之政治主張。“先王”指上古帝王：堯、舜、禹、湯等。先王德政，典籍多有記載。如堯禪于舜、舜選賢能、大禹治水、商湯伐桀、武王伐紂等。
素王孔子、亞圣孟子等儒家先賢，對“先王”皆推崇備至，或言傳身教；或“言必稱堯舜”。荀子遂將“法先王”，概括為儒家治世之本。自漢武大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遂成封疆王朝，二千年之正統。“法先王”亦為歷代王朝。奉為金科玉律，凡國有大事，皆要歸本溯源，從“先王”處，尋求解決之道。
誠然。儒家“法先王”，亦非墨守成規。《禮記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與“法先王”相對應，便是“法后王”。“法后王”乃荀子提出。指“取法今王”。荀子認為：“故尊圣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言下之意，先王的禮樂制度，代代相傳。故后王之法，實為上古圣王之跡。于是，“法后王”即“法先王”。前后傳承有序。
荀子門生韓非子，又進一步提出“尊今王”：“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韓非子認為，應當因地制宜，因時化育，制定國策。斷不可，食古不化。對“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法先王”之說，并不以為然。
荀子“法后王”與韓非子“尊今王”，最大不同。便在于，荀子以為，“古今一也”。后王之政，乃先王之跡。古今王者，傳承有序。
而韓非子以為，“治世不一道”。于是“國不法古”。今時王朝，無需效仿古代。斬斷了古今之聯系。
正因如此。荀子雖屢遭非議，言其“儒法合流”。然荀子乃出儒家門下，天下無有異議。
韓非子，“無君無父（注①）”，必是法家無疑。
于是乎。凡新朝創立之初，皆效法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輕裝上陣，革弊除積，所向披靡。然待穩坐江山，皇位傳承有序。卻又紛紛，“尊圣敬賢”。極力尋求并佐證，王朝更迭之正統。國策亦由“治亂用法”，漸向“治世用儒”，悄然轉變。以求達到二家平衡：“儒法合流”。便是所謂“儒皮法骨”。
于是才有，后人慨嘆。“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
再看薊王行事。
無論《二十等爵》、《圩田制》、《編戶齊民》，皆出“先王之法”。然薊王并未墨守成規。而是因地因時而變。《二十等爵》，權力與義務，相匹配。《圩田制》，允許先行舉債，分期償還。《編戶齊民》，分戶而不析產。諸如此類。薊王之法，實為先王之跡。故“法后王”即“法先王”。
薊王新政。繼往開來，傳承有序。正出《荀子》，大儒學無疑。
正因薊王行事，有禮有節、循規蹈矩。故才為天下所敬。
一言蔽之。身處儒家一統朝野之大漢皇朝。豈不言儒？
窺一斑而知全豹。
天下名儒，紛至沓來。正因薊國以《荀子》為基，開立大儒學。且漢室三興在即。以潁川荀氏《家學》為代表。《荀子》一派，必然興盛。待炎漢三興，當為顯學。
儒宗將《荀子》，入列《五書》。其用意，不言自喻。
知微見著。
通曉薊人法后王。荀子制天命、性本惡，于薊人而言，其所作所為，亦水到渠成。
天下儒生，又豈能不趨之若鶩。
切記，《荀子》亦是儒學！
無需棄畢生所學，而轉投他門。更無需受三觀之變。單就“切換成本”而言，與長遠得利相較，實不值一提。
說到底，不過儒家弟子，門派之爭。薊王以最小之代價，求最大之共同。才有今日之盛。
言歸正傳。
薊式機關船，日夜三千里。薊王遣使入朝。朝野上下，散財無數。俗謂“有錢能使鬼推磨”。且甄都天子，金口玉言。凡有所求，必有所應。但有絲毫差池，即刻問罪。
薊王表中所陳。交由三公九卿，協力完成。由尚書臺編撰成冊，交由王太師過目，再上呈天子。天子遂專開朝議。命太傅、太師、太保，三上公，并車騎大將軍，入宮議事。
無有異議。遂下詔命。
準薊王所請。并北天竺十余國，立豐州。拜南州高士萬震，為首任豐州牧。治王舍城。領護山南方國。如綏南右將軍，綏南左將軍劉武，等一切人事任命，悉與薊王同。
至此，薊王遠征，暫告段落。
待諸事皆備。薊王便可擇機，班師回國。
“貴霜與百乘之戰，勝負如何？”待常寧美人，右御衛長梁姿，奉命出殿，薊王又問。
常寧美人，左御衛長白微，答曰：“勝負未分。”
“百乘居高擊下，貴霜仰攻不利。”不出薊王所料。一日難分勝負，薊王便一日不能命康居撤兵。康居不動，安息東部大軍，亦不敢妄動。僵持不下，若安息老王，一命嗚呼。王位必落入親西境邦國，次王子之手。若與羅馬，握手言和。全力東顧，貴霜自顧不暇，百乘乘機續命。豐州南境，再無寧日。
心念至此，薊王遂言道：“貴霜王所求斗艦百艘，可行予之。”
“喏。”白微柔然領命。夫君乃是要助貴霜，一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