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章論《青苗法》
蘇油說道：“我支持介甫公的想法，但是并不支持他的方法。”
“《均輸法》其實并無大謬，不過存在瑕疵，完全可以更加完善，算了，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
說道這里突然想起來這是元人的句子：“不說了不說了，誰跟我喝一杯？”
蘇轍和他碰了一杯：“關于《青苗法》，小幺叔有何建議？”
蘇油搖頭，直接定性：“惡法。”
所有人都非常驚訝，這不符合蘇油中庸的性格。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蘇油后世從很多渠道學來的知識，都是頌揚青苗法的。
后世中二時期的蘇油就覺得奇怪，如果青苗法真的那么好，為什么會引來如此大的非議，最后遭到慘敗？
諸多書本一言以蔽之——因為青苗法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進行了打擊和限制，最后招致反撲，這就是失敗的原因。
然后，青苗法是如何侵犯了利益，當時大地主大商人是如何非法漁利的，非法漁利到了何種程度，只字不提。
蘇油翻了很多教材和專家教授們的授課內容，大約知道青苗法，將農民承擔的利率，從民間借貸的近一倍降低到了百分之二十，這當然是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這讓那時候的蘇油恨得牙癢癢，反對者通通是蠢貨，全部應該掘墳鞭尸。
直到穿越過來，親自深入研究這個問題之后，才不由得搖頭苦笑，原來歷史，還特么真是個任人裝點的小姑娘。
名義上是王安石，實際由呂惠卿主筆的青苗法，絕沒有描述中那么好。
蘇油說道：“章大哥，子由，我想請你們幫我問問介甫公，我關于《均輸法》的建議，哪里不對？為何不予采納？”
“現在朝中對于《青苗法》是否出臺，議論的聲音很大，介甫公一一辯駁，搞得沸沸揚揚。”
“我認為朝堂諸公，都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所在。但是我不愿意與介甫公在朝堂上公開相爭，希望私下里先溝通交流意見，請你們幫我問問，有沒有這個機會？”
“我知道安石公是根據自己早年在鄞縣任官時的經驗，結合某些人在陜西的做法，春日借貸糧食給老百姓，秋后計算利息以償還，認為此系良法，可以達到所謂‘昔之貧者舉息之于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的目的。”
“不細說別的，我先問第一條，參政之法，一年中兩次進行，一次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稱為‘夏料’，一次在五月三十日以前，稱之為‘秋料’，借貸戶隨二稅交納貸款，即五月、十月之前交納。”
“一次借貸，利息兩分，可是別忘了還有進出兩次手續費，合計利率為百分之三十，記住這是半年利率，換成年利率，其實是百分之六十。”
“如今民間借貸，耕人之小民，犁牛稼器無所不賃于人。”
“男女耘耕，力不百畝，樂歲之收五之。”
“也就是說，豐年種地，收益是投入的百分之五十。”
“其后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食僅其一。”
“五歲之耕，必有一年之兇，豐歲衣食尚不足，兇歲難免于饑寒。”
“也就是說，小民借貸，利息是種田收益的百分之八十，收益又是投入的百分之五十，所以換算成實際利率，應為總投入的百分之四十。但是得田耕，得牛犁，得稼器用。”
“用參政之法，理論上小民僅僅可以減去了百分之十的利息，可是耕田牛犁稼器這些后續呢？還不是得將借來的錢，轉手從富戶手里租用？”
“遇到兇歲，民間還可以緩交租欠，可一旦事情交給胥吏之手，他們會同意嗎？”
“又多少小民會因為這百分之十利息的好處，去得罪提供耕田牛犁稼器給他們的富戶？”
“還有富戶們提前收了錢，將耕作的風險轉嫁給了政府，小民們卻沒有這樣的機會，那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情況？名為抑兼并，而實為助兼并！”
“因此說，青苗法，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這條，并沒有實質內容。這個法，對小民也并沒有任何好處。就是打著救民的旗號，打擊了民間借貸，讓富戶沒有了風險，由國家直接接盤，從小民身上刮油而已。”
“其余的問題還有很多，國家這么做風險很大。如果介甫公能夠正視這一條，愿意與我展開討論，蘇明潤隨時恭候。”
后世專家們一番偷換概念支支吾吾，讓大家在印象里，將宋代民間農業借貸，利息從收益的百分之八十，換成了本金的百分之八十；然后模糊了年利率的概念和手續費的概念，讓大家以為，青苗法的利率真的只有百分之二十。
還有就是，北宋借貸乃是普遍現象，但是是不是就意味著利息翻倍的非法高息借貸，也是普遍現象？
其實文獻資料就擺在那里，之所以被騙了這么多年，以前怪信息不暢，之后只能怪自己不主動學習研究，也算是活該。
商品經濟發展到宋代，其實民間借貸已經非常普遍。
宋人筆記中提到過，“大賈之室，捻散金錢，以逐十一之息，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于市區。”
就是說進行貨幣兌換，短期借貸，收息一分，做生意，利潤一倍。
關于農業借貸，也有很多規定，太宗朝就有規定：“富民出息錢不得過倍稱，違者沒入之。”
“有取富人家谷麥貸息不得輸倍，未輸稅不得先償私負，違者加罪。”
“民負息錢，無得逼取莊土，牛畜以償。”
一直發展到“諸路州縣約束人戶，放貸米谷，只備本色交還，取利不過五分，不得作米錢算息。”
最高百分之五十，超過部分法律不予保護。
當然最后這條是南宋才明文規定。
自唐井田制崩潰之后，“縣官失養民之權，轉歸于富人。”帶來了民間借貸的繁榮昌盛。
所謂“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巨室者，一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賴者也。”
掌握了巨大財富的富民，樂衷于在土地兼并的同時，也熱愛從事放貸活動，成為主要的放貸群體。
宋人袁采對借貸的利潤有個大略的判斷：“若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必十千。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
這里將土地投資年回報率定在百分之十，而將典質運營的回報率定在百分之三十三。可見將資金用于放貸的收益比投資土地高出許多。
凡事都有兩面性，到了宋代，已經發展到“鄉間無典肆，民必無以春耕；城市無典肆，命案即將增多”的程度。
到如今甚至從“官不為理”，發展到了“官為理索”，政府還要幫富人管理貸款回收。
其結果就是官商勾結。
該不該治理，當然該治理。
土地兼并的案例里，欠租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有法律規定鄉村欠款不能奪土地耕牛作為賠償。
雖然執行肯定不到位，但是那是監督問題，不是立法問題。
欠逋，農人欠朝廷的每年應納的賦稅，那才絕對是一大幫兇。
但是王安石的《青苗法》，并沒有減少農人多少負擔，因此也就并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雖然能夠替國家充實國庫，但是帶來了極大的負面效應，反而會導致兼并加劇，農人負擔更重，生產效率降低，社會矛盾激化，反對聲音過大等諸多問題。
如果這么干值得那也好說，可問題是，真的值得嗎？
在蘇油這個有著后世金融觀念的人眼中，這么干相當不值得。
后世所有人都知道，金融行業的一大作用，就是吸納閑散資金，將儲蓄和收入變為資本，形成貸款投放到社會生產當中去。
富人是天下最有錢的團體，他們的錢加起來，比內庫加國庫還要多出無數倍，這部分的錢財不去想辦法掏出來加以利用，反而堵死他們的投資渠道，將國家用于糧食儲備和糧價調控的常平倉、廣惠倉做本拿去投資，還有比這更加拙劣的理財之道嗎？
只要是金融行業出來的人都知道，貸款是有風險的！貸款風控是每家銀行的生存之本！
幾乎所有銀行，都是吸金巨獸，但是可以說幾乎每一家銀行的倒閉，都跟風險控制有關！
而最大的風險，就來自不良貸款！
國家來坐這個莊，出了風險怎么辦？唯一的解決之道，在后世有一個非常貼切的形容——割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