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廚  第一千零三十二章 很大宋

類別: 歷史 | 架空歷史 | 蘇廚 | 二子從周   作者:二子從周  書名:蘇廚  更新時間:2020-05-12
 
第一千零三十二章很大宋

元豐三年三月朔,王珪上奏:“臣領祥定官制所考議,以為大者建立三省: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則奉行。”

“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職。所以分列執政,而互相考察,此改制正名之大統也。”

“其下改革銓選制度,流官銓注,授職事者,皆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準;”

“再其下,則行《唐六典》所載官制,頒三省、樞密院、六曹條制,逐漸下抵諸路,依新制施行。”

“從唐至今,已歷百年;兩朝承棄,待考而證。雖國朝綱統,事務繁雜,然如此自上而下,以臣計,兩年即可水到渠成。”

趙頊對時間表和操作步驟比較滿意,點頭道:“辛苦王相公了。”

王珪繼續奏道:“改制大事,干系官民,震動中外。臣以為,當以信為先,以跡為示。故應先取其易者,大者,再取其難者,細者。”

“商鞅立木,燕昭市骨。”

“故臣等雜取唐及宋初舊制,以原散官開府儀同三司以下,定為二十四階,特上《元豐寄祿格》,供陛下御裁。乞請先行,以正官品。”

趙頊打開看了,點頭道:“王相公高風亮節,這個《寄祿格》,對元弼之臣推重崇隆,深孚朕望,便照此辦理吧。”

真當得起高風亮節四個字,王珪本身階官不高,以階易官之后,其實是要吃一個小虧的。

但是對于那些舊臣,老臣如文彥博,富弼,呂公著他們,階官轉遷早就累積到了極高,因此趙頊說《寄祿格》推重元弼之臣,的確是事實。

王珪心中暗喜,躬身道:“領圣旨。”

蘇油的職務雖然還沒有下來,但是也很忙。

章惇的第三次謝表被拒絕后,第四次詔下,便乖乖領了參知政事之職,成了大宋光榮的末位常委。

而蘇油這里卻發生了蹊蹺,第三次謝表上去之后,第四次詔書,也就是正式的那次詔書,遲遲不下。

蘇油也不上心,跑汴京周邊官馬場考察去了。

季春的汴京郊外,風光無限。

汴京京郊有牧監,歸群牧司管轄。

群牧司在宋、遼,西夏政府皆有設置,是掌管國家馬匹的牧養、繁殖、訓練、使用和收買、交換等事務。

官有群牧制置使、群牧副使、群牧都監等。

那兩個國家本來就是游牧國家,人家的群牧司,是正兒八經的“甲兵之本,國之大利”。

而到了大宋,光管理馬政的機構就不下三處,但是卻并沒有收到什么好的效果。

太仆寺,掌管皇室的用馬。“后妃,親王,公主,執政官應給車乘者。視品秩而貢之。”騏驥院,就是專門給皇家養馬的部門。

群牧司,掌管的是對國家馬匹的飼養,調用。即“邦國廄牧,車臾之政令”,驛傳,軍方,礦監用馬,多從這里邊調撥。

茶馬司,則管理市馬。除此之外,還有對病馬老馬的處理,以及監督牧馬的機構和民間的養馬制度,主要管民用和民間征調。

政出多門,非常的具有大宋特色。

但是婆婆雖多,馬卻始終養不好。

太仆寺坐擁天下第一等的好馬,常常是不惜重金獲得,然而到了騏驥院之后,要為皇家服務,第一條就是要馴服。

去掉蛋蛋,將駿馬變成慢悠悠的寵物,是騏驥院的首要目標。

他們也的確做到了。

群牧司也很苦,要在內地養馬,用的又是傳統養馬法,理所當然地引來地方親民官和老百姓們的抵觸。

最關鍵的,群牧司的官員們,坐擁如此廣大的豐美土地資源,養出馬來是國家的,種出糧來是自己的,所以種地它不更香嗎?

于是在他們的上奏里邊,官地被私分了,人浮于事,官馬場的地都在賬簿上,其實大部分都被民田給侵占,地方官員和老百姓也不配合,結果牧地農地根本分不清楚,沒辦法好好養馬,臣等盡力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西、河北、河東雖然都有馬監,但出欄數量卻少得可憐。

以同州沙苑監為例,牧場九千余頃,歲耗四十萬貫,但養馬只有六千多,歲出欄最低時,竟然只有四十余匹!

若非馬政如此不堪,王安石也不會下決心搞保馬法——變賣馬場,改由民間來養馬,政府有養馬補貼,成馬政府統一回購。

結果搞得農耕地區怨聲載道——一匹馬,“廢水草豐茂處五十畝”,這么高的土地占用率,死了還得賠,這樣還養,這特么不是失心瘋了嗎?

官府拿著牧馬地種糧,我們為什么不行?承包原本官馬場的土地之后,當然是種糧為主,至于養馬……呵呵別鬧!待俺們吃飽肚子再死!

于是從大宋馬監和民間出欄的馬匹,經過挑揀后,最多只有六分之一能成為可騎乘的坐騎,剩下的雖然仍算是軍馬,但其實只能充做郵傳驛馬之用。

就像蔡確上給趙頊奏章里說的那樣,“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馀僅足配郵傳”。

南方就更加不堪。

福建沿海,泉州、福州、興化軍的外島上,有十一個牧場。但這些馬被稱為洲嶼馬,不堪具裝,只能做驛馬;

而華南,兩廣出馬,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國交易的馬匹,也大多駑駘下乘,肩高能達到四尺二寸這個大宋戰馬最低標準的,百中僅有一二。

這種馬被稱為羈縻馬——大宋朝廷購買這些馬匹,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為了收人心,羈縻西南夷。

至于從青唐藩人買來的高原馬,從青藏高原下來后容易生病,也不適合平原作戰。

所以,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指望靠私人承包責任制,就能源源不斷的喂養出海量的戰馬,是純扯淡。

于是宋境內幾乎出現了一種共識,就是宋朝養馬,具備先天的弱勢——“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給戰馬的養馬地,只能是東北和西北。

從北到南,從西到東,馬種質量依次降低。

即所謂“薊北之野”,“甘涼河套”,必得“高寒之地,有長山大谷,美草甘泉,曠地千里,而諸畜繁孳也。”

漢唐皆是擁有了這兩片土地,才能組建起大規模的騎兵部隊。

但大宋立國后,這兩塊地方,一個早已被契丹人奪取,而另一個,則在黨項人手中。雖然每一代皇帝都鼓勵全國各地養馬,但成果寥寥。

江南氣候不宜養馬,比如饒州孳生監,熙寧年間“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

數年之中,將五百六十二匹馬,養成了不足三百匹,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此便有人以此為據,認為“非本性所宜,例生諸病,因致傳染。”

一匹馬得病,一月之內就會感染一群,造成大量死亡。

然而這些說到底還是技術問題,群牧司,還存在一個嚴重的弊病——它近十年來壓根就沒怎么管理過馬政,人家現在充當著發改委的職能!

當年王安石第一次入京,就領了群牧司的職銜,之后一直在那里發揮著改革先鋒的作用。

后來呂惠卿到了司農寺,于是群牧司和司農寺,成了制定新法的地方。

里邊的人員,也都是心懷天下的大人物,天文地理道德文章,什么都懂,只除了養馬和種地。

名實不副,同樣很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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