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廚  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 定謚

類別: 歷史 | 架空歷史 | 蘇廚 | 二子從周   作者:二子從周  書名:蘇廚  更新時間:2020-12-18
 
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定謚

后世很多人以為神宗這個廟號不好,作出了很多這樣那樣的解釋。

但是其實“神”這個字,乃是《謚法表》上的第一個號,足見其地位的尊崇。

民無能名曰神,靖民則法曰皇,化合神者曰皇,德象天地曰帝,德合天者曰帝,仁義所往曰王。

“神”,在“皇”、“帝”、“王”之前。

為何如此崇高?按照《謚法解》中的說法,是“民無能名”。

什么叫民無能名?孔子曾經引用過《尚書》對堯帝的評價——“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惟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意思既是說堯為天子,太偉大了,就和天一樣的偉大。

他的恩惠是如此廣博,以至于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稱贊他好了。

千古帝范,萬代民師,初肇文明,世人敬賴。

堯帝到了宋代,已經成了一個符號,是華夏文明史上最優秀君主的代名詞。

士大夫的事業,在立德立功立言,但入仕后的最高成就,卻都是——“致君堯舜”!

這個廟號之所以在后來成了惡號,是因為真實歷史上的幾個“神宗”,表現都不咋樣。

稱號與其實際成就,實在是相差太遠,活活將這個第一尊號,變成了笑話,諷刺。

甚至是詛咒。

但是在今天的大宋,這個廟號,無疑是最頂級的一個。

這個號的擬定,中間還發生了一場小插曲。

和真實歷史不同的是,司馬光對此廟號提出了反對意見,蘇油也提出了反對意見。

司馬光是覺得這個廟號對趙頊來說,有些過于拔高了。

而蘇油則是被后世“神宗”二字,搞出了心理陰影。

司馬光認為,趙頊應該對改革初期的彎路應該承擔連帶責任,不過好在成就不小,也屬于重開局面之君,因此用“景”比較合適。

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耆意大慮曰景。

而蘇油則認為趙頊雖然取得了光輝成就,但是畢竟沒有走完最后那一步,到底是沒有全部完成祖宗宏愿,故而達不到“神”的級別。

司馬光建議那個號有瑕疵,由義而濟,是暗示趙頊對百姓先緊后松;布義行剛,是暗示趙頊不斷發動對外戰爭;耆意大慮,則是暗示趙頊在細節上有瑕疵。

蘇油覺得過苛,于是推薦了“昭”。

昭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圣聞周達曰昭,非常完美。

趙頊很辛苦,很帥,很能采納建議還能推行來去,完美。

然并卵,兩人還沒來得及展開辯論,就被各地的實封淹沒了。

司馬光搞出來的“大開言路”這頭猛獸,第一次讓中書收到了反對他自己和蘇油的聲音。

老百姓、士大夫、太學生和廣大官吏,紛紛投書,不能忍!

先帝哪里配不上這個神字?司馬學士和蜀國公是吹毛求疵,是敲開雞蛋找茬!

元豐盛世是什么樣的局面?世界上可曾有過年入兩億貫,國庫存余六千萬貫的國家?

還有新宋洲、東勝州的大發現,你們憑什么不算到先帝的功業里邊去?!

日行千里的火車、日織千匹的毛紡廠、你們憑什么不算到先帝的功業里邊去?!

一戰平滅西夏五十萬的大勝,縱觀歷史,有過幾場?

四夷賓服,五洲來朝,你們憑什么不讓先帝做神宗?

不行,就必須是神宗,否則我們不答應!

高滔滔收到司馬光整理出來的百姓和各路官員意見,感動得結結實實地痛哭了一場。幸好立的是趙煦,否則的話,后果委實難料。

公道自在人心!那就神宗了!

最終定下《神宗謚議》:

“粵廟號之建久矣,其間圣賢之君作,而應天下之治者多矣。

然未有以神為號者,抑神也者,妙萬物以為言,而難其稱歟。

抑天之所啟,以配大行之廟乎?

書載益稱堯德。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蓋圣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

大行皇帝尊謚,自天錫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廟曰神宗!”

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廟號這個禮制,其歷史已經非常久遠了。

中間華夏也曾出現過不少圣賢之君,做到了天下大治,可從來沒有過哪位君王,是以“神”為號的。

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神這個字,按照莊子的解釋,是“妙萬物以為言”,也就是說,能夠成為萬物的代言者,方可稱為“神”。

哪怕圣賢之君,都極難做到能夠與這個號相稱。

這或者就是上蒼屬意,特別留給我們大行皇帝專用的吧?

歷史上稱贊堯帝,是既神且圣,乃武乃文。

神、圣這兩個屬性,讓堯帝為天下樹明了道德;

文、武這兩個屬性,讓堯帝使天下臻達了大治。

(因為大行皇帝也做到了這幾點),所以他的尊謚,是來自上天的賜贈!

己酉,以秘書少監劉摯為侍御史。

劉摯上臺第一件事,就是鬧著人數太少,權力不夠:“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

“欲望圣慈于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并許言事,其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圣政。”

蘇油和章惇立刻狙擊,劉摯此論,大違先帝遺意。

先帝元豐改制,第一件事就是臺諫分立,御史臺掌察事,諫院掌諫事。

明確責任,便利施行。

如今司馬公大開言路,加上電報來得快,造成信件積壓,諫院增員,理所應當。

又令天下不分官吏百姓,盡可上言,故六察御史,本就包括在其中。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御史言事歸言事,但那時其職分之外的“義務勞動”,和察官的本職工作不可并列。

因此御史因“察人不謹”而要承擔的責任,不能因“諫事風聞”而得免,否則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

高滔滔認為有理,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人以聞。”以擴大諫院人數。

同時允許御史亦可言事,但再次重申了趙頊分立臺諫的本意——察案如果彈人,需要有確實證據,承擔后果;只有補闕朝政,言事方可以“風聞”。

戊午,召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為禮部郎中。

高滔滔對蘇軾偏愛到沒邊了,大蘇的升官途徑,成了今年特例里邊的特例,風頭甚至超過了司馬光、呂公著、蘇油。

數月之間已經遷轉了兩回,而且這人都還沒到京城,也就是說,這可能還沒到最后結束。

于是蘇油上書,說這不是進拔人才之道,大蘇轉遷實在過于迅速。

但是這一回司馬光卻提出了反對意見,說蘇軾人才難得。

蜚聲國際,四海內外皆稱夫子,各國使節入京,都要打聽蘇夫子在哪里。

當年制科結束,先帝就有意讓他直館,結果到現在尚在下州,連遼國高麗日本使臣,聽說之后都頗為失望,覺得大宋曲沉了賢才。

讓其入朝問對,之后或列臺諫,或直國史,或掌制誥,這么多位置,難道容不下一個蘇軾嗎?

以蘇軾的文才,這些工作,難道還能有人能比他干得更漂亮嗎?

沒有,的確是沒有。高滔滔非常贊同司馬光的論調,于是駁回了蘇油的請求。

九月,從南到北,大宋各路開始收納糧儲,大宋的重點再次轉到了實務上來,畢竟秋收工作是農耕國家每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這個豐年,收得蘇油心驚膽戰。

連續四年大豐收,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唯獨蘇油不一樣。

他只覺得大災的腳步,好像越來越近了。

不過當前最重要的事情,卻是料理好遼國來的那幫子。

蘇油級別太高,前期磋商接觸根本不用出面,老族叔反倒成了給他打下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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