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正坐胡坐雖然也有些道理，但是在更多人看來，皇帝的意思最重要。
你在皇帝手底下當官，還要和皇帝唱反調。
說句難聽的，你以為當今天子是前漢天子那么好糊弄的？
很顯然，不是每一個士族出身的官員都那么看中所謂正坐和胡坐之間的區別的。
士族也不是鐵板一塊，不是沒有叛逆者。
一如黎庶出身的官員里一樣也有貪腐之輩。
有背叛階級的個人存在，這是可以肯定的。
再說了，這種事情不過是滿足一下口腹之欲，圖個新鮮，真要上升到華夷之辯，那也太多余了。
諸葛亮就是經常去酒肆喝酒吃飯的士族官員之中的一員。
他覺得這種方式很有趣，很有新意，吃起來也很愉快，很舒服，而且價格也不貴，是他這種囊中較為羞澀的官員也能負擔得起的。
應邀者有徐庶，有孟建，有石韜，還有司馬懿。
一共五個人的小型宴會，也不對外開放，五人簡單地吃一頓飯，喝一頓五人都喜歡的酒，算是給諸葛亮送別。
“孔明，你到底為什么要選擇外放？我還是不明白。”
徐庶敬了諸葛亮一杯酒，一口干掉，滿臉費解的看著諸葛亮：“離開洛陽，也不去長安，卻要到敦煌……那么遙遠的地方，可真的沒有酒肆，也沒什么可以尋歡作樂的地方，更沒有滿眼青翠，你真的想好了？”
諸葛亮笑了笑。
“陛下圣旨已下，我已經不得不走，元直，何須多言？”
石韜也敬了諸葛亮一杯酒。
“孔明，你比我們都聰明，總是能想到我們想不到的事情，你能不能說句真話，你到底為什么要離開？”
“真話？廣元，我有說過假話嗎？”
諸葛亮搖頭道：“理由我已經說過了，在這個我等即將受到重用的時候，我想積累更多的實際經驗。
我要知道今后我在洛陽城內到底該做些什么才能對魏國有好處，這種事情一直待在洛陽城里可弄不明白，我要出去看看。”
“可是敦煌……也太遠了，關中不行嗎？”
孟建也敬了諸葛亮一杯酒。
“關中都已經被治理的差不多了，我想去更加荒蕪的地方，從頭建設一個地方，從無到有，從貧窮到富庶，如此一來，才算是真正的政績，我才能說服自己回到洛陽。”
諸葛亮回敬。
最后就剩下司馬懿了。
“孔明，我就不敬你了。”
司馬懿一手端著酒杯笑道：“就在剛才，我也把申請外放的奏表遞上去了，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也會到涼州邊地去找你的。”
徐庶、孟建和石韜驚訝的看著司馬懿。
諸葛亮只是稍微愣了一下，看著司馬懿的表情，便露出了真摯的笑容。
“仲達，我以為你只是在開玩笑。”
“一開始，我也以為你在開玩笑，但是想了想，我覺得你說的很對。”
司馬懿一口把杯中酒喝干：“若不能知道我在洛陽城所做的一切是為了什么，或許，我繼續待在洛陽城里也沒什么意義了。”
“真的要去？”
“真的要去。”
諸葛亮和司馬懿對視一眼，而后一笑，場面充滿了莫名的氛圍。
這讓徐庶等三人更加疑惑了。
一個兩個都趕著離開內閣那么有前途的地方，去涼州那等苦寒之地忍受風吹日曬和艱苦的環境，圖什么啊？
就是那種莫名其妙的理由嗎？
他們怎么想也不能理解這兩人的理由，總覺得這樣做很傻逼。
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人與人之間的快樂也不相通。
所謂我見諸君如傻逼，諸君見我應如是。
在這個大家互相把對方當傻逼的時代，能做到嘴上相互尊重對方的想法，不開口閉口就是罵人的話，就已經很難得了。
諸葛亮和司馬懿嘗試著互相理解，并且互相認同，互相不把對方當傻逼，已經可謂是知己的典范。
這場酒宴之后的第二天，司馬懿被郭鵬喊去了勤政殿書房，然后出來，收拾收拾行李。
當天下午，司馬懿就得到自己被調往涼州敦煌郡廣至縣當縣長的調令，責令五日內準備好，啟程赴任。
兩人有一天的時間差，所以諸葛亮先出發，然后在洛陽城西的驛站里等到了之后趕來的司馬懿。
之后，兩人攜手共進，一路上品味人間最美的風景，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一起踏上了前往帝國邊陲的征途。
那必然是遙遠且偉大的征途。
而同一時刻，郭某人又在洛陽城內給自己的臣子們下達了一項新的任務。
修史。
修《后漢書》。
這其實不是郭某人自己想到的，郭某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還沒想到要修史書。
只是蔡邕閑來無事，某一日上表給郭鵬，希望郭鵬可以對他開放宮廷內收藏史料的場所，他想用余下的生命修一部關于東漢帝國的史書。
他想為東漢帝國收尸，全了自己最后一個念想，給他所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那些人做傳，記錄他們所經歷的所發生的事情。
于是郭某人才想到了修史的事情。
其實也不怪他，準確的說，這一時期，直到數百年后，史書的重要性和政治意義并沒有為人所重視。
且直到隋唐以前，修史書都不是官方組織的事情，都是私人行為，歷朝歷代官方并沒有想過專門派一群人給前朝修史。
包括《史記》在內，最開始的名字叫《太史公書》，是司馬遷的私修史書。
更早的孔子所修魯國史書《春秋》、無名氏所修《戰國策》還有《竹書紀年》等等都是一個性質的私修史書。
東漢時期，班固兄妹聯手修了《漢書》。
漢末三國時期，有諸國官僚士人私著的《魏略》、《三國志》、《英雄記》、《魏書》、《吳書》等私修史書。
到南北朝時期，包括《后漢書》、《華陽國志》等等，也是私修史書。
當時的政府官方沒有這方面的意識。
也不認為史書具備隋唐之后所普遍認知的可以給上一個朝代蓋棺定論并且宣布自家政權合法性的政治意義。
最開始禁止私修史書的人是隋文帝楊堅，不過隋朝國祚短，沒有能貫徹落實。
到了唐朝也沒明令禁止，但是設置了專門修史書的國史館。
從那以后被認同的所謂正史絕大部分都是官方下令組織修訂，為了給上一個朝代蓋棺定論并且宣揚自家政權合法性了。
這種史書就被稱作正史，當然除了滿清之外，也沒有真的嚴厲禁止私人修史，不過一律稱之為野史罷了。
于是滿清只好流行起了打打擦邊球的考據學。
而眼下，修史只是一群社會精英出于個人的某種目的或者志向而進行的行為，和官方沒什么太大關系。
對蔡邕來說，想給東漢帝國收尸是一回事，自己閑極無聊也是一回事，并且想著和司馬遷還有班固兄妹比肩也是一回事。
他也想給后世留下一點重要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