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失敗經驗讓郭鵬深知，對外貿易這種事情絕對不僅僅只能由政府主導，必須也要允許民間力量參與進去。
海禁絕對不可行。
走出去這種事情不能僅僅是官方去做，民間也要參與。
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規模哪一次都比他大得多，帶回來的利益也絕對不少，比他還要多的次數也有。
但是鄭和之后再無鄭和，這種事情成為了絕唱。
原因很簡單，明朝實行海禁，對民間出海的事情高度警惕，嚴防死守，只準官方出海貿易賺錢。
如此，下西洋貿易的利益終究無法浸潤民間，無法讓民間也形成這種態度和社會共識。
這樣做就會導致幾個嚴重的后果。
其一是朱棣的人亡政息，下西洋這種事情終究不曾再現。
其二是東南沿海地區走私嚴重，擾的明朝后半生幾乎不得好死。
你的確是官方主導，的確是沒有大規模凈潤民間，但是東南一隅還是浸潤到了的，東南人民知道了這件事情。
東南人民知道走出去能賺錢。
東南多山丘，少平地，很多地方他就不適合大規模發展農業，農業潛力和平原地區想必本身就是有限的。
朱元璋時期戰亂剛剛停止，東南沿海人口損失嚴重，那時候急需勞動力恢復生產，也能養活人。
這個時候你搞海禁，是防止必要的勞動力流出，是有助于恢復秩序發展農業生產的，可以快更快的穩定明政府的統治，對于百姓來說，也是利大于弊。
可是百八十年過去，明朝的統治早已穩定，東南沿海人口激增，生產早已恢復，這個時候地就養不活那么多人。
以當時的農業技術來說，土地的產出是有極限的，極限被人口突破了，人就要餓肚子，人一餓，必然往外走，找東西吃，這是天然的生存需求。
你不讓他往外走，尤其他還知道出海做生意能賺大錢，那他肯定要和你對著干。
于是走私就出現了。
別說為了活命，就算是吃穿不愁的人為了賺錢他也敢搞走私，更何況是餓著肚子要吃飯的人，沒什么是他們不敢做的。
但是走私出現了明朝政府肯定要打擊，不然這會擾亂國家稅收，讓政府賺不到錢，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而且還沒有面子。
更嚴重的情況就是這件事情被廣而告之了，大家發現干這個比種地更賺錢，于是都往外走，都不種地了，土地荒蕪了，政府就更沒錢了，這又怎么能行呢？
所以必然要打擊沿海走私，并且更加嚴厲的實行海禁。
朱元璋式的樸素農業思維主導了明政府的思維，讓明政府覺得民間出海做生意是動搖國本罪惡無邊的。
但是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你不讓我活，我還能給你好臉色看？
于是就對著干好了。
反抗開始了。
這種走私的規模之大，范圍之廣，東南沿海人民反抗之激烈，持續時間之長，都是難以想象的。
到最后，明朝政府為了掩蓋自己政策上的失誤，不得不把這件事情稱之為。
真的要打吧，那么多年東南官員和東南走私團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刀切下去，東南必反。
不打吧，作為財賦重地的東南地區的稅收就要出大問題，明朝政府就要慢性死亡。
而且東南的那些走私團伙也不想和朝廷撕破臉皮直接干，那樣的話傷亡未免太大，大家魚死網破，誰都好不了。
為了體面的解決這件事情，雙方需要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背鍋俠。
誰是背鍋俠呢？
倭寇。
倭寇成了雙方互相不徹底撕破臉皮釀成東南地區全面起義作亂的最大公約數。
這也是明政府同時面對北方游牧民族叩邊大患時不得不做出的退讓與妥協。
南倭北虜的局面，讓明朝統治者惶惶不可終日。
一邊外部矛盾，一邊內部矛盾，江北江南危機重重。
稍微一顆火星點燃東南火藥桶，引爆東南起義，隔絕大運河為北方輸血，疲于應付北方邊患的明政府說不定要提前近一百年終結。
明政府遷都北京以后便高度依賴京杭大運河的輸血。
明朝后期進入小冰期，北方糧食產量降低，沒有京杭大運河往北方送漕糧，整個北京城都要陷入糧荒，沒東西吃。
而東南一亂，大運河必然受到影響。
這是他們不能接受的。
當時日本正好在戰國時期，一些戰爭當中的失敗武士走投無路，不得不鋌而走險來到中國沿海地區謀生。
他們往往擁有不錯的武藝，正好是那些走私團伙所需要的優秀人才，雙方一拍即合。
這些久經戰火的精銳武士就賣身做了大走私團伙的打手，為他們服務，與明朝官軍對著干，貢獻自己的武力和戰斗經驗。
久經戰陣的武士帶著要吃飯的亡命徒們，輕而易舉的就把腐爛到了極點的東南衛所明軍打得落花流水。
整個過程中，官方和走私團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斷的談判妥協破裂，然后再談判妥協破裂。
明朝負責平倭的官員、將軍、官兵死了一茬兒又一茬兒。
走私團伙那邊也不斷的優勝劣汰，死了一茬兒又一茬兒。
雙方都在克制，都在互相博弈。
勝仗不能隨便打，敗仗也不能隨便打，打了勝仗有些時候不能算功勞，打了敗仗有些時候也不能算是罪過。
大型魔幻現實主義事件屢屢發生在東南一隅，擾得天下仁人志士那叫一個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朝廷到底要干嘛？
怎么戰敗要死，戰勝也要死？
很簡單。
明政府需要昭告天下，需要轉移矛盾，需要讓人們知道我們打的不是走私團伙不是自己人，而是倭寇。
把內部階級矛盾向外轉移，引導大家憎恨倭寇，而不是明政府自己。
走私團伙也有需求。
走私團伙逐漸意識到朝廷不會放任他們繼續存在，朝廷一定要確保東南賦稅重地的安全。
對于他們，要么接受招安，要么就會被冠以倭寇的名義干死。
等全國一致消滅倭寇的輿論已經形成之后，再不接受招安，他們就真的是來自日本的倭寇了。
不管有多少七大姑八大姨說他們是大明子民不是倭寇也沒用了，朝廷說他們是倭寇，他們就是倭寇，一定會被干掉。
他們終究不能和一個統一政權抗衡。
一時的優勢扛不住明政府源源不斷的兵力投入和越戰越勇越戰越有經驗的明軍。
經歷戰火和朝廷黑手雙份磨練的名將們，已經知道該怎么一邊躲避朝廷的黑手一邊對付他們了。
于是聰明人選擇了接受招安，搖身一變成了體制內的人物。
而那些腦子不清楚看不清時勢的，就真的被戰爭鍛煉出來的精銳明軍干掉了。
這件事情最終以隆慶開關作為結局。
近百年的斗爭之后，明朝統治者還是意識到了的道理。
于是隆慶天子決定開放月港作為通商貿易口岸，允許民間合法遠洋貿易。
從此以后，再也沒有為禍過東南沿海。
月港的開放使得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也為后來張居正的改革，以及中國銀本位制度的最終確立定下了基礎。
兜兜轉轉無數年，多少條人命被葬送掉，最終還是以明政府的妥協而告終。
當然，還有那群里外不是人的工具人——真正的倭寇們。
大家都輸的挺慘的。
看似只是拍個腦瓜的事情，卻兜兜轉轉無數年，最終才確定。
各方利益牽扯太深。
發展到最后，那些靠著海禁才能吃飯的走私團伙以及他們背后的政治勢力才是最不愿意朝廷開關的。
朝廷開關了，他們這些走私的就沒必要存在了，沒錢可賺了。
古代王朝發展個一百多年之后，總要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總能體現出積重難返的末日征兆。
只是隆慶開關多少給明政府施展續命大法奠定了一些基礎，否則張居正是沒辦法搞一條鞭搞銀本位、并且最終給明政府續命成功的。
吸取了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郭某人決定自己的開海政策和通商政策從一開始就不能拒絕民間的加入。
不僅不拒絕，反而要主動引導民間商業力量加入。
把這種能賺錢的路子從一開始就和全民分享。
有膽識的有資本的甚至有把力氣的，那就出海吧。
在海上搏富貴，用命，用自己的一切去搏取想要的東西。
總歸讓走投無路的人多一條路，讓他們有路可走，并且提前一千多年開眼看世界，了解他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樣，究竟有什么還沒有發現的寶地。
讓他們都貪婪起來。
這是郭某人所能去做的為數不多的事情之中的一件。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完善市舶司的建設。
狠狠抓住出海遠洋貿易的關卡，誰能出去，誰不能出去，那是有規定的。
讓他們出去，不是讓他們無休止的出去，真要到了商業和農業爭奪人口的時候，郭某人的屠刀一樣不會懈怠。
魏帝國的人口還不到八千萬，并未達到明清時期過億的人口數量，且領土廣大，遠未達到飽和程度。
就算郭某人廢除人丁稅鼓勵生育的政策推行下去，人口破億，估計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
現在開拓海外貿易，是為了讓人們多一條生路，多一條應對小冰期的計策，以及打開人們的眼界，并不是真的就鼓勵商業行為了。
商業行為是需要農業生產作為依托的，沒有農業生產提供原材料，商業根本無從談起。
比起明朝政府，郭某人要是搞海禁，反而是更加合理的。
所以郭某人從根本上就不會允許商業和農業爭奪勞動力的事情發生。
所以規定通商口岸，建設市舶司管理出海貿易的船隊，以及負責收稅這種事情就非常必要，把這些規矩寫在法律里也是非常必要的。
能出海貿易的人必然是有限的，需要得到朝廷承認的，海商雇員也是有限的。
這個時代遠洋貿易也是有飽和度的。
發展遠洋貿易的同時，狠抓市舶司，把市舶司變成另外一個重要的財賦來源，對于魏帝國而言意義重大。
于是，在接風宴會之后，郭鵬讓外交部官員把羅馬使臣帶去大使館休息，自己召集了各部高官顯貴去南書房開會。
皇太子郭瑾、內閣首輔群輔、南書房侍讀和九部官僚在內的全部高官顯貴，整個決策核心團隊都被郭鵬召集到了南書房。
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