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了一會營田務的公事，杜中宵突然道：“說起學校，這些日子我閑暇時間編了幾本冊子，想在將來教授民間。子容看一看，合不合適，增刪一番。”
說完，起身回到自己書房，不一會拿回三本冊子來。
“這一本是《識字》。本是我編來教小兒認字的，簡單易學。雖無《百家姓》、《千字文》韻律清晰，朗朗上口，卻勝在意思淺顯，全用俗語。用于文士開蒙不足，鄉民識字卻有余。”
蘇頌接到手里，見是一本極薄的小冊子。翻開來，不似此時常見的開蒙教材，不是文章，而是一個一個字和詞。如雞、鴨、豖、狗，馬、牛、羊，旁邊還畫有圖形，容易辨認。
蘇頌看了看，沉默不語。用這種方法教人識字，確實比普通教材容易了許多，但用字太俗，不利于讀文章。讀書是要做學問的，有學問的人寫的文章有不一樣的特色，與口語不同。這種教材即使教會了人識字，將來真正做學問還是要重新學起。好在最后還有幾首詩，全是意思淺顯類似于兒歌的，勉強有些讀書人的樣子。這樣識字容易，將來讀書入門卻難，說不上是好是壞。
見蘇頌不說話，杜中宵知道他的意思。自己編了這本冊子，用來教兒子，韓月娘就不愿意。這樣學會了認字，難說對將來讀書做文章是好是壞。好處是識字早，不好的地方是容易養成不良習慣，在讀書最重要的起步階段，與真正的學問有隔閡。兒子將來是要讀書考進士的，學這些有什么用？也就是兒子現在太小，韓月娘容許杜中宵折騰一下，等到六七歲要開蒙的時候，斷然是不會同意用這種教材的。
蘇頌果然是一樣的想法。這種想法不能說錯，學習本來就是對人的思想改造的一個過程，并不是簡單地學知識。本來他還想按著自己學習的過程，再編幾冊，把一些常見成語寫成通俗易懂的小故事。等到明白了識字不只是簡單的認字，還是學習習慣和思想意識的養成，自覺水平不夠，便沒有動手。
不要以為小學語文簡單，那些課文實際要求水平極高，覺得簡單，只是自己水平和眼界不夠罷了。
見蘇頌一直不說話，杜中宵道：“此書用于開蒙，其實有些過于淺顯了。不過，若是用于鄉民匠人識字，倒是合用。這些人認字只是日常所用，不會讀經史做學問，只要認字就足夠了。”
聽了這話，蘇頌點了點頭：“若是如此之用，倒還合適。不過，說實話，令郎用這種冊子開蒙并不好。此時年幼，做為閑時玩耍還好，等到再過幾年，還是要請名師教導。”
杜中宵點頭：“這個道理我自然明白，所以這冊子不是導人做學問，就只是認字所用。其實天下各行各業，如果能夠讀書認字，學問不必口口相傳，自己讀書便能學，是極好的事。我們讀書人開蒙，用韻文自是應該，其他行業則未必。便如種田的，教些農田日用雜字，強似讀《千字文》。其他各行各業是一樣的道理，有合適教材，既認了字，又學了知識。不過這樣的教材編寫不易，要對行業熟悉，還要能寫出通俗易懂的文章，難找這樣的人。比如說教種田的識字，可以教他們如何利用節氣，曉得天時，知道種地的地理，能寫的人就極少了。自古農書，雖然朝廷經常印了頒發各地，終究流傳不廣。便就是因為書是讀書人寫的，做不到淺顯易懂，民間傳播不開。似《耒耜經》，言農具甚詳，畫有圖形，形制清晰，而且各件皆有名稱，是農書中難得的佳作。但終究是文人所寫，如果讀給種田的人聽，他們就不明所以。此書出后，朝廷刊印多次，頒行天下，然而還流布不廣。農為天下根本，尤且如此，其他行業就可想而知了。”
聽了這話，蘇頌笑道：“這就是個大題目了，非一人所能為，急切間做不來。”
“營田務諸事草創，屬下各行各業，無所不包。若是用心做起來，為天下開個頭也是好的。這一本《識字》便是這個意思，教人認幾個字，再讓各行各業編自己的教材。以后設學校，依書教學，便就容易了許多。有了學校教學，便就不愁沒有人才了。”
蘇頌這才明白杜中宵的意思，點頭道：“如此做，待曉是為天下造福了。”
識字是教育的第一步，跨出這一步，后面的學習才能展開。這個年代，教育還僅于讀書識這種比較低的水平，僅有醫學、武學等少數幾個行業，有不多的專業教育。
放下《識字小冊子，杜中宵又遞過一本道：“這一冊是《方田》，里面有些算術內容，主要教導如何丈量土地，估算糧食產量，諸如此種。學得會了，便可計算田畝，計算種田時的下種量。一個村子有兩三個學會這些內容的，當大有助益。”
蘇頌接過冊子，翻了一下，大吃一驚：“沒想到待曉對此種學問也精通，著實不易。這里面的東西看著簡單，要想學會實際極難。這里面好些東西，連我都沒有見過。而且講得通俗易懂，著實難得！”
這其實就是基本的數學課本，不過注重實用，與此時常見的把數學跟天文掛鉤是兩個路子，主要側重地理方面。開始教簡單的算術，四則運算之類，后面則是幾何，算長度距離，算面積體積。里面的內容以小學數學為主，稍微涉獵一些初中知識。
不要小看這些簡單的數學知識，這個時候卻非常實用，而且是現實迫切需要的。宋朝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田稅是按照前朝傳下來的賬冊而定，建國以來沒有丈量過地畝。不說地主故意隱瞞，就是近百年的自然發展，實際的耕地也已經與賬面上的數字天差地遠。地畝不清，稅收自然混亂，有地的不交稅，沒地的卻交重稅，不是某一地某一時的個別現象。認識到這一點害處的人不少，前些年也曾經由郭咨主持對幾個縣進行過一次方田，卻再沒有下文。
方田不只是因為利益關系會遇到地方強大的阻力，還有技術原因，丈量田畝不是那么簡單的事。用皮尺量長度，算面積，對天下耕地進行精確丈量，是后世工業社會才能做到的事，這個時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說大地主的阻撓，就是他們積極配合，也沒有合適的手段和足夠的人手去做。
清量地畝之所以叫方田，是因為這個年代能夠做到的，就是把耕地分成一方一方，粗略地估算出一個數字來，不可能精確。比如郭諮實行的方田法，就是千步一方，立下標志，作為賦稅的依據。再精確下去，耕的形狀不可能方方正正，計算各種三角形、梯形的面積，根本就沒多少人做到。
方田的目的不是朝廷要多收稅，實際上每次方田，都是以賦稅不變為前提的。查出隱田，耕地面積增加了，則此地的平均稅率降低，田稅的總額不變。方田的目的實際上是讓賬簿和實際耕地相符，讓朝廷真正掌握一地的農業資源數字，讓種地的人按照地多少稅賦平均，所以叫均稅。
這本冊子，如果真能夠教會大量的人清量地畝，則方田的阻力會減小很多。沒地的人，或者是地少的人，憑什么替別人交稅？他們明白了這一點，方田便就有了群眾基礎。
現在種地的地方，由于種種原因，賬簿上的賦稅不均，地多的人把負擔轉嫁到別人身上，地少的本就貧窮，卻替別人交著稅。這不只是富人對窮人欺壓，還因為大量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種的地到底有多少面積。種著一塊地，別人說一畝就是一畝，說十畝就是十畝，大字不識，數數不過百，還能自己測出來？
如果農民能夠自己算面積了，就會爭取自己的利益，方田就容易多了。
這些基本的數學知識不只是對農業有用，各行各業都用得著，數學是科技的基礎。
蘇頌自己對技術精通，一看就知道這冊子的價值。里面的知識并沒有多么高深，但勝在成系統，能夠讓人很容易地學會一些基礎知識。這里面的內容也沒有超過此時的數學水平，此時的數學家，基本素質超過后世初中生的大有人在，也利于對教材補充推廣。
見蘇頌態度跟剛才大大不同，杜中宵又遞一本冊子道：“這一本《會計》，專門講如何算賬的。官府招募吏人，要書算精通，但這種人很是難得。我編了這一本小冊子，專門講計賬算賬，不只是對衙門的官吏有用，商人也有用，甚至一般人家也用得到。”
不是會基礎的數學知識就會算賬的，能做數學題但不會算賬的大有人在。這里面既有數學方法的問題，也有記賬方式的問題，還有必要的查賬覆核知識。此時官方使用的是流水賬，天下衙門，包括各地稅務工場，都有統一格式記賬。賬目記得清楚，但要算清楚可不容易。
天下賬簿都會統一到三司，三司每逢閏年編《會計錄》，這就是大宋的經濟統計。不過三司的賬簿汗牛充棟，除了少數幾個天才人物做三司使，賬目根本就算不清楚。編出來的《會計錄》往往是照抄以前的，根本做不到反映經濟的實際情況。
首相陳執中的父親陳恕為什么被太宗、真宗兩個皇帝看重，到現在朝野還念念不忘，認為是最好的三司使？就是因為他強于心算，拿著賬目看一遍就能算出來，這種天才可遇不可求。丁謂為什么能夠權傾天下？因為他做三司使的時候，能把賬算清楚，實實在在編出來一本《會計錄》，天下經濟情況盡在其心中，不管怎么鋪張浪費，他總能夠變出錢來。
杜中宵不是天才，沒有陳恕那樣心算的本事，也沒有丁謂那樣聰明絕頂又細心肯下苦功，搞清楚賬目只好用自己的辦法。使用流水賬，杜中宵在永城的時候連營田務和公社的賬目都搞不清，他的辦法是用新的記賬方法，每一級都做出詳實的統計，上一級只要清算復核就可以了。
復式計賬并不復雜，這個年代已經有了雛形，只是不成系統，沒有統一規范。這本冊子，就是講的如何記賬，如何清算，如何覆核。只要按著這一套程序做，就能夠賬目清晰，一目了然。當然大到三司小到一州一縣，到營田務，甚至各稅務場務，如此復雜的系統，錯漏在所難免，控制在合理范圍就好。
這一套辦法，蘇頌接任永城知縣的時候，管理營田務和永城公社的時候就接觸到了，知道其中的好處。現在看見杜中宵總結出來，寫成冊子，頗有一種撥開云霧的感覺。
以這三本小冊子做為教材，建起一些學校，培養必要的人才，營田務基本的業務就包括基中。有了人才，再有必要的制度，才能夠健康地發展。
營田務設立的目的，是接加附近幾處運河的纖夫。這些人來營田，第一個難處是不會種地，第二個就是文化水平低。不會種地可以教，文化水平低，不能讀書認字，教起來就難了。
幾個月過去，杜中宵對營田務的建設很不滿意，深知其中的難處。要解決問題，按他的習慣就是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賺錢，有了錢諸事好辦。再一個大興教育，教育的起點，便是這基本的三個小冊子。
營田務需要的不是讀書做官的人才，那有州學縣學，合適的人到那里上學去。營田務的教育，是以實用為主，要培養有文化的農民，有文化的工匠，有文化的管理人員。學這些的人或許做不了官，但只要學好了，最少可以有飯碗，在營田務里過上像樣的生活，做官也只是一種職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