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默默喝了一會茶，杜中宵道：“除了河曲路軍中將領，內翰是第一位愿意聽我講這些廢話的。”
王拱辰道：“節帥謙虛。這些話真的是廢話？無人聽，還是因為節帥不講。此次我到勝州，臨行時圣上交待，前次演武京城禁軍大敗，一定要找出原因來。特別要聽節帥講一講，到底怎么回事。節帥有話盡管講給我聽，越細越好，我回京稟明圣上。”
杜中宵點了點頭，喝了口茶，想了一會道：“既是如此，那我便講得細一些。話語粗疏，講個意思內翰明白就好。如何稟報圣上，內翰斟酌。”
王拱辰道：“節帥盡管請講。回京稟報，我自會謹慎。”
杜中宵以前不講這些，在軍中布置，也很少講為什么，一個原因就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滿腦子的后世的名詞概念，偶爾蹦出來兩個沒有什么，成系體列講出來，別人就一頭霧水。今天好不容易有個愿意聽自己講，水平還足夠的，杜中宵愿意講得多一些。
喝了一會茶，理了思路，杜中宵道：“人生于天地之間，常說是亂世還是治世。所謂亂離人不如太平犬，若不是沒有辦法，誰不愿意天下太平呢？什么是治世？五谷豐登，家有余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都算是一些表現。最根本來講，就是天下歸心，遠人來投。內翰以為，是也不是？”
王拱辰默默點了點頭，沒有說話。這是個大題目，杜中宵能提起來就不錯，王拱辰也不指望他能夠講清楚。只要沒有大錯，那便講下去，沒必要在這個時候爭論。
大宋立國，是太祖陳橋驛黃袍加身，代周而立。不管怎么美化，實際上就是大將篡國，此時的人不提不代表不這樣認為。所以宋朝先天存在合法性不足的問題。宋朝很多政策，如把禁軍視為天子爪牙，把作戰單位定在僅有數百人的營一級，實際廢掉了軍隊的將帥一級，都與此有關。包括樞密院和帥臣用兵卻不管軍，軍政和軍令分離，都受到這一點影響。
到了這個時代，面臨諸多危機，改革已經成了共識和迫在眉睫的事情。而要進行大規模改革，重新確立政權合法性，是不能回避的。不然很多事情朝臣不敢下手，皇帝不敢放心，互相牽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歐陽修為旗手和核心，開始建立新理論，為宋朝補足缺少的合法性。后來的王安石變法，是以這個時候的思想變革為基礎的。六經注我，祖宗之法不可守，都由新的思想提供根基。
歐陽修首倡的，是繼韓愈和柳宗元之后，從理論上刨了天命論的根。皇帝為什么是皇帝？不是因為命中為天子，而是因為能治理好天下。什么代表天命所歸？天下大治。以天下的治亂，代替了神密的天命論，作為天命的依據。如果天下大亂，則意味著天命不在，皇帝不配為天子。
以治亂作為政權合法性，回避了太祖篡周合法性不足的問題。大將篡權又怎么樣？只要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天命所歸。同時，治亂理論給皇帝套上了一個緊箍咒。一旦發生動亂，合法性就受到質疑，不改朝換代，換個皇帝總是可以的，老趙家人丁興旺，又不是只有皇帝一個姓趙。極端的表現，就是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選太子，選了太祖之后。因為靖康慘劇，太宗一系的合法已經沒有了，不選太祖之后，局面更加無法收拾。這一點不但是文臣共識，皇室同樣認可，南宋換皇帝沒什么心理壓力。
杜中宵從治亂講起，就是因為這個時候歐陽修的思想開始成熟，在文人中產生影響。杜中宵為什么不拋開歐陽修，提出自己的理論？因為沒那個本事。做了十幾年官，杜中宵有自知之明，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跳到舞臺上讓大家看自己的笑話。
至于前世受的教育，學到的理論，別逗，杜中宵能夠還有中學水平就不錯了。以為憑著中學知識就可以開宗立派，在這些以千年為尺度都是頂尖的人才面前做大師，想得太多。如果這個時代是個舞臺，那樣做就不是舞臺上的正角，而只是小丑。
特別是，杜中宵的時代，文化領域的成績，與這個時代完全無法相比。用那個時代的理論，來教育這個時代的人們，就跟這個時代的禁軍，對著千年之后的人民軍隊喊他們是鐵血強宋一樣。
如果把軍隊和文官群體分開，看作兩個體系，他們的功績，分成文治和武功，那就看得清楚。宋朝的軍隊先天不足，從立國起，一直到滅亡，除了岳飛等少數幾個對外功勛赫赫的將領，這支軍隊從來沒有得到過人民的認可。在民間語境里，軍人就是下等人，是被瞧不起的。他們的表現也恰如其分，對外連戰連敗，把從五代十國手中統一來的土地，用數百年的時間，全部交給了異族。這支軍隊先天不足，后天又不奮起，所謂武功這個朝代是歷史中的笑話，亡國之恨，絕大部分要由他們來承擔。
文官群體，是從初立國時的舊官僚和各大將的幕僚發展而來的。太宗朝擴大科舉，文人用幾十年的時間，徹底淘汰了舊的文官群體，展現了出了新的面貌。與軍隊對外一無是處相反，宋朝的文官群體對內對外的影響巨大，后人的文化根基，很大一部分由他們奠定。在兩宋文人之后，再沒有一個文化群體，達到他們的高度。唐宋八大家說的是文章，其實表現的是他們的思想地位。以治亂改掉天命根基，并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經濟、社會、倫理、思想理論，這種浩大工程后人再沒有做出來。
新中國建立，是槍桿子里出政權。軍隊吊民伐罪，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救民于水火，誕生的新政權。政權的根基是人民軍隊，文人的貢獻，基本可以忽略不提。面對著一千年前，人民軍隊可以盡情嘲笑這個時代的軍隊，他們有資格。而一千年后的文人，嘲笑這個時代的文人，那就反過來了。
宋朝的大臣，許多在對面的契丹，有自己的粉絲。宋朝出使契丹，一般會以文壇久負盛名的大臣為使，他們稱得上不辱使命，有時候還會遇到自己特別崇拜自己的，比如后來的蘇轍。遇到刁難，大多也能夠妥善化解，不會辱了國家臉面。比如連中三元的白面書生王曾出使契丹，契丹突然提出比賽射箭，要讓這個書生當眾出丑。王曾一箭中的，所有人都無話可說。后來的文人，有幾個人做到了？出使他國被奉為坐上賓，受到崇高禮遇的，大多是軍隊出身。
杜中宵前世，文人沒有這個自覺。說起文人的地位，就是中國古時候如何如何，說起文人對國家的民族的貢獻，就盡情丑化。中國古人的思想，哪怕有那么一兩點贊成的，也要加上幾個定語，比如這表現了樸素的什么什么，那表現了原始的什么什么，好像自己多么高級。
為什么會這樣？那個時代的文人們，掃蕩了晚清文人，自詡為新文人。新在哪里？拋棄中國的文化傳統，引入洋人的文化。他們特別善于砸碎一個舊世界，卻沒有表現出建設新世界文化的能力。他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引入洋人知識，而不是建立中國自己的新文化。新文化運動，是以建砸碎舊文化和引入洋文化開始的，一直如此，始終如此，沒有建立起中國自己的新文化。
宋朝文官出使，會遇到自己的粉絲，新時代的文人出使，以能見到偶像為榮。甚至即使見不到自己的偶像，能夠踏上偶像居住的土地，那也極其的榮耀。新時代的文人們，把中國古代的文化成果，幾乎全部加是樸素的、原始的、簡陋的之類定語，不是因為他們高級，也不是因為他們厲害，是因為他們學到了洋人知識。洋人的文化自然是高級的、先進的、鍵全的，他們眼里中國文化，自然就只配那些定語。
文人們的眼里，為什么中國會落后于洋人？一切都是祖宗不積德。宋朝開始崇文抑武，漢朝開始獨尊儒術，要是不這樣做，早去學洋人，這些文人出身生活的年代，怎么會被洋人欺負呢，總也會是洋人中的一員哪。大漢威加天下時，四海之內，皆為臣妾。宋朝文化鼎盛時，萬里之內，盡皆宋風。對這些人來說都不重要，他們眼里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早去學洋人。
杜中宵初登第的時候，還想著用后世知識，做出政績入廟堂，為這個世界帶來開明的思想和先進的文化。官做得久了，書讀得多了，才知道，自己幸虧沒那個機會，不然好尷尬。多尷尬？就跟這個時候的宋軍對千年后的人民軍隊說，你們不行，讓我鐵血強宋的軍隊教教你。
文化對內表現出來的是凝聚人心，讓百姓感到幸福，讓政權有堅定的民心支持。對外表現的，則是外族心慕華風，主動取漢名，用漢字，說漢語，讀漢人寫的書。這可不是靠詩詞歌賦來的，那只是文化的小節，是業余活動。真正吸引人的，是文化中的理論。
文化思想為政治提供堅定的理論支持，最強大的戰斗力就表現在政治上。前次京城演武，讓杜中宵覺得這個世界很荒誕。不是因為勝負，而是京城禁軍，大部分的指揮和行動都是按著錯誤的程序運行，好像套招一樣，被張撿了一場大勝。京城禁軍荒誕，如果文化是戰爭，前世豈不同樣荒誕？
前世是槍桿子里出政權，人民軍隊是人民政權的根基，政治原則很分明。最基本的要求，就有一條政治過硬。但就是有軍人自豪地說“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這種思想哪里來的？文化人吹出來的。人民軍隊的口號就是“為人民服務”，根基當然是人民，扯東扯西想表現什么？
中國沒那么落后了，也要向外邊輸出文化了，輸出什么呢？只能說一言難盡。真正對國外產生影響的文化輸出，杜中宵仔細想想，大概只有兩項是實打實的了。一是電影上夸張表現出來的，一個外國小伙見到了中國人，啪兩手一拍，擺個資勢，然后來一句：“中國功夫”一定要帶著外國人口音。還有一個就是，中隊的軍隊的軍容、軍禮、軍制等等附屬于軍隊的內容，是真地輸出。
其他的文化輸出，就透著荒誕的味道。前世最常被人津津樂道的飲食文化，烹飪技藝，活生生在中國本土變成了“料理”，自己人都覺得要用日本名字才顯得上檔次，有文化，你輸出到哪里去？你說這道料理表現出了中國飲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輸出中國飲食文化呢，還是向人展示日本人會起名字呢？一二十年的時間，學校外面用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變成了男生女生，誰都知道這是來自于港臺，然而這樣說好有氣質哦。學校里面，好好的同學，變成了學長學弟，學姐學妹，學灣灣，灣灣則是學的日本。曾經很正常的人工智能，各種智能化，突然就成了各種智慧了，還是學的港臺。這一切的發生，可是在經濟已經趕了上來，中國人有自信，文化人有底氣的時候。
這些表象，展現了一個社會的文化底蘊。文化底蘊怎么樣？說復興傳統文化，推崇三字經。不談思想內容，這是蒙學讀物，就是說當時文化人的傳統文化水平，還在蒙學階段，是半文化盲唄。出來推行傳統文化的文化人，自己都是半文盲，還說什么呢。除了推廣三字經，推廣傳統禮儀，找什么人呢？說相聲的，敲大鼓的，來給你講講老禮兒，一定要帶個兒話音。不帶兒話音，體現不出幼兒園水平。
傳統禮儀，講老禮兒？處處透著荒誕。這個年代有太常禮院，時常重定新禮，那些各種典籍，是讓你參照著來定新禮的，講老禮兒要他們干什么。
禮和樂是聯起來的，禮樂。禮是用來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體現時代風貌，自古以來都有。前世的五講四美三熱愛，就是那個時代的新禮。新社會，不用舊的典籍，脫離了古典時代了。樂，不是簡單的指音樂，或者說主要內容不是音樂。樂是正音，正音之后，來統一度量衡。度量衡中有一個單位，鐘，就是樂用來正音的。定了樂，就是定了度量衡。禮是確定人的正確行為的，與禮相對，樂是確認自然界的標尺的。什么叫作有文化？這樣定度量衡才是有文化。手肘定一個單位，腳長定一個單位，一個兩個馬屁股一個單位，你敢說是有文化？杜中宵建鐵監的時候，只是統一和標準化，沒有重新定義度量衡，因為他真地不會。按照上面說的隨便定單位，會讓這個時代的文化人當猴子一樣看的。以樂正音，來定度量衡，可以在文明不斷絕的情況下，后代一步一步重新追溯回去，哪怕用的辦法非常原始，卻有效。
文化是一個體系，表現在方方面面。民間文化是皮毛，政治、經濟、法律等等上層建筑，才是集大成者。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這樣一句違反軍隊政治原則的話，能被文化人吹噓，甚至能夠反過來影響到軍人，說明了時代文化的虛弱。人民政權的政治使命，寫在大門邊：“為人民服務”。政治、經濟和法律體系，應該是從這一句話生發開去，形成完整體系的。“為納稅人服務”，“要對納稅人負責”，這是與政治原則嚴重不相符的，卻被文化人當作口頭禪，影響到官員，你敢說時代有文化？
文化展現為官員的政績，就是文治，與武功相對。文治的極致，是天下歸心，用后世的話說，就是政權民心所向。文化是文治的根基，整個社會處處透著一副沒文化的樣子，文治從哪里來。文治對內是天下歸心，對外是遠人慕化，異國異族向往學習你的文化。宋朝表現出的，是對面的契丹漢化，是旁邊黨項漢化，是后來的女真人漢化。軍隊打不過，誰有辦法，攤上了這么一支先天不足、后天不努力的軍隊。
杜中宵前世，在有強大的軍隊保駕護航的情況下，不要說遠人慕化，連收回和沒收回的同族同文同種的人，都從底子里瞧不起你，不認同你，覺得他們該高高在上，說明了什么？說明了文化的虛弱，根基淺薄到了荒誕的程度。不要說敵人強大，不要說哪些人是畏威而不懷德，就是自己不行。文化人對著歷史指點江山，不過欺負死人不會說話，會說話的，他們連最弱雞的也打不過。
在軍事上，杜中宵可以憑著自己記憶中的知識，打開一番局面。在文化上，憑著學來的那一點點皮毛，和淺薄文人灌輸來的那一點點優越感，對這個年代有文人指點江山，會成為政治舞臺上的小丑。具體措施可以，一旦上升到理論高度，就會發現人家比你懂。
歐陽修以治亂改革了天命論，為宋朝填充合法性根基，讓后世的文人評點一番，一定會加上幾個定語，簡陋的，原始的，樸素的，等等，以顯示他們文化層次的高級。然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貧究不是社會主義等等，卻并沒有超出治亂理論的框架。所謂的高級文化，表現在哪里？
如果杜中宵用后世學到的理論，來教育這個時代的文人，就成了嘲笑人民軍隊的大宋禁軍。因為教給他知識的人，理論和思想高度，還遠沒有達到能夠評點這個時代文化的程度。
如果說有讓杜中宵可以在思想和理論上俯視這個時代的，其實只有簡單幾個字。
那就是，笨蛋，是人民。不管什么，只要在人民的立場上，就真正立足于不敗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