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一行到達葉縣的時候，太陽還沒有落山。步出專列，杜中宵舉目四望，竟然找不到四年前的影子。這里發展太快，并不像其他的州縣，數十年沒有變化。
柏亭監知監吳君庸和葉縣知縣李杞帶了官吏，早早就等在車站，一起上前迎候。
行禮畢，吳君庸道：“葉縣驛館已經安排了中丞住處，中丞可以帶人前往。今夜為中丞接風，本監官吏一起拜見，萬望莫要推辭。”
杜中宵道：“此事好說。昨日發文葉縣，讓把涉案的簡家等人，全部捉拿，有沒有辦好？”
一邊的李杞道：“回中丞，下官今日上午已經照辦。凡是涉案人員，已經全部收監。”
杜中宵點了點頭，想了想問道：“朝中爭了兩天，有沒有消息到葉縣？有沒有案犯逃跑？”
李杞道：“朝堂的事，一時間沒有傳到地方，案犯對朝中爭論一無所知，甚是僥幸。”
這邊案子不辦，朝中爭來爭去，杜中宵最怕朝中沒爭出個結果，案犯先得了消息。聽了李杞的話才放下心來。有了易理的供詞，這件案子并不復雜，仔細一些就好。
葉縣因為在南北交通要道上，往來的官員眾多，驛館修得極其豪華。杜中宵住了單獨一座院落，帶的人安置在左近，非常方便。到住處換了便服，杜中宵和程來廣一起到了接風宴席。
各自落座，知監吳君庸起身，向杜中宵介紹了柏亭監和葉縣的官員，道：“中丞遠來，百官甚是欣喜。特備薄酒，為中丞接風，寒酸莫怪。”
這幾年隨著鐵路越鋪越多，許多中央官員開始出巡，葉縣接待的官員眾多，大家都已經習慣。杜中宵客氣幾句，與眾人一起飲酒。到底是大縣，酒宴非常之豐盛。
酒過三巡，各位官員都說些閑話，慢慢散漫。
杜中宵對吳君庸道：“這些年來柏亭監多收許多錢糧，是朝廷眼中重地。不過，我聽說這里的客戶太多，官府管理不及，治下也是亂得很。白家一案只是個例子而已，實際上地方上這種事情不少。”
吳君庸嘆了口氣：“中丞，柏亭監這里，官少民多，官府著實管不過來。便如柏亭監，人口已近十萬戶，卻還只是作為一個小州，官吏不齊。治下發生的案子，如果不是證據齊全，就難以勘查。”
杜中宵道：“這也是實情。七八年前，我初次建柏亭監的時候，治下只有幾千戶，現在卻擴充了十倍不止。官府的人還是那樣多，確實無法治理地方。”
吳君庸道：“好在官辦的幾家大廠，都是他們自己在管，不需官府插手，不然情況更糟。我多次上奏，要把柏亭監升格為大州，增加官員過來，朝中只是不許。”
這是很尷尬的事，朝中認為現在的柏亭監很好，收的錢糧很多，都不想改變。有點案子怕什么，又不會影響大局。向柏亭監派人，也只是加強了官辦場務的管理，派了更多監當官，地方沒什么變化。
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朝堂，對柏亭監發生的變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治理。幾千年來都是農業為天下之本，這種工業發達的地方是個另類，朝廷本地躲避管理，放權給地方。
如果一直這樣下去會發生什么？地方的實力派勢力膨脹，最終控制地方，甚至引起動亂。他們未必能推翻官府，更可能被鎮壓，新生的工業也會受到打擊。
這個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舊的政治制度不適合管理這里，就要改革政治制度。現在發展了不足十年，已經亂象橫生，如果不進行梳理，會越來越嚴重。
杜中宵道：“朝廷治天下，想的無非是國泰民安。最近幾年，柏亭監亂象叢生，案件積壓甚多。聽人說，地方發生很多爭端，根本就不報官府，報了也沒有人管。”
吳君庸道：“此事著實冤枉，衙門里除了我，就只有一個推官和一個錄事參軍，天天都是忙得不可開交，哪里是沒有人管？只是人就這么多，吏人名額也受限，實在管不過來。”
宋朝的官府里，除了官員，其實就是公吏，這都要發俸祿，有規定的名額。柏亭監同下州，官吏的名額不多，怎么管得了這么大的地方？可以臨時增加的，都是差役而已。柏亭監是工業發達的地方，絕大多數人都是客戶，哪里去找那么差役來？最后的結果，就是這樣。
從制度上講，州府的等級是按人戶來的，人口多了地方的級別就升上去。可柏亭監這里，增加的大多數人是客戶，流動性很大，連戶口統計都沒法完成。從地方到朝廷，都是得過且過。
一邊的李杞道：“朝廷只愿這里多開廠，能夠多收稅，卻不知對地方來說，官吏不夠，許多事情管不過來，許多煩惱。柏亭監如此，葉縣也是如此。便如白家的案子，當時報來，依著證據查下去，便就是那樣。白家的后人來告，又找不到證據，可不就只能結案。”
杜中宵道：“我在葉縣這里住些日子，了解一下地方，然后上奏。如果一定要改，那就早改，不要惹出大事。白家的案子，先拿了人，等到鮑提刑來了再行審理。”
吳君庸和李杞一起拱手：“如此最好。我們兩人人微言輕，縱然上奏，也沒有人理會。中丞是朝廷重臣，若是代地方上奏，必然不同。”
杜中宵道：“但愿如此吧。對了，當年柏亭監建了許多學校，現在怎樣了？”
吳君庸道：“地方上并沒有錢，只能由各廠自己建。現在幾座工廠，都有自己的學校，學成了的進廠做事。鐵監的最大最好，凡是廠里子女，都可以在校里學三年，然后考其他學校。”
杜中宵皺了皺眉頭，沒有說什么。以柏亭監的經濟不應該如此，可實際就是這樣。由于地方經濟發達，柏亭監完全取消各種苛捐雜稅，只按朝廷律令收稅。宋朝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地方上收上來的錢理論上屬于三司，監里的庫收藏的錢物，為寄省之物。嚴格地說，地方上沒有完整的財政權，手里很少可以挪用的資金。柏亭監收的錢多，都是屬于朝廷的，地方官的手中并沒有錢。
由于地方發達，柏亭監這里做事，臨時用錢，可以要求地方大戶捐獻。這種錢大戶愿意捐也好，不愿意捐也罷，都得拿出來，即所謂的苛捐。經濟發達了，這種捐獻就多，比一般州縣好做。
這個時代，與杜中宵記憶中的中央和地方，是完全不同的關系。大宋立國，為了削除藩鎮之害，太祖收地方財權，改變官吏結構。地方對中央的威脅小了，治理的能力也弱了。
一邊與吳君庸和李杞交談，杜中宵一邊心里暗暗思索。隨著經濟的發展，原來的政治結構已不符合現實，要怎樣改變，才能讓皇帝和官員接受。
隨著工業發展，地方變得復雜，原來的政治結構已經不能適應。如果不做改變，官府對于地方的控制必然減弱，與地方豪強的矛盾必然增多，早晚會出大事。而地方經濟實力強了，難免的，又會對朝廷形成威脅。兩者之間的結合，是中國這個大一統的中央帝國永恒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