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馬  第二十六章、治大國如烹小鮮

類別: 歷史 | 兩晉隋唐 | 勒胡馬 | 赤軍   作者:赤軍  書名:勒胡馬  更新時間:2019-06-03
 
天子無私事,裴該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隨時記錄下來,以編纂《起居注》。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漢武帝,或東漢明帝時代,但一直不設專職,要到晉朝,才確定由秘書監下屬起居郎來負責——也算是司馬氏對封建政治制度發展所做的少數幾樁貢獻之一了。

所以除非軍國要務,嚴禁外泄,否則象規劃新長安城之類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瞞得了朝臣——且還有工部、虞部摻和呢。因而不數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庫未充之故,請求陛下暫寢修城之議。

裴該回復說我沒打算這就修新都啊,不過預先做點兒規劃而已,能夠浪費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卻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須先期規劃。且建新都有利于彰顯天子之威,國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應形勢,徐徐為之。”

御史中丞熊遠和監察御史陳頵都上奏駁斥,不過熊孝文主要是質問裴嶷,倘若現在就營造新都,人力和錢糧打哪兒來啊?陳延思則表示,以洛陽為都城正好,何必再勞民傷財,計劃西遷到長安去呢?

不必裴該開口,徐渝就主動跳出來跟兩人辯論了——主要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豈容他人破壞?而且營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將來史書上多半會記一筆,長安新都的總規劃師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駁陳頵,說:“朝廷以關中戎狄多而不易鎮定故,乃設西京,此事既成定論,御史不宜再沮。則舊日狹迫之城,豈能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時西巡,亦當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遠的問題,并且趁機提出建議:“今祖公于三臺破羯,所俘近萬之眾,行將押來河南。臣以為,與其如諸公所言,設屯務農,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龍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錢糧豐足時,營建新都。

“從來俘虜最難安置,彼等既從羯,罪不可綰,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誅,然亦不可輕縱。彼等釋耒耜已久,唯恃氣力,與其務農,不如務工。工勞而死,前罪自贖,工勞而不死,始可赦之于壟畝之間,復為國家編戶。總比征勞役,傷農人,為合宜一些吧。”

這年月是沒有國家工程隊的——私人工程隊也不多,而且規模都很小——搞大工程都得要征召農夫充役,有可能影響到農業生產,所以歷朝歷代于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議,何妨如從前俘胡的舊例,把戰俘充作勞役呢?開山挖礦的胡虜目前足夠用了,新的戰俘——不僅僅如今的羯趙,也包括以后可能逮著的南蠻——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廢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該覽奏,頗為心動,但還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數本亦良善百姓,不過為羯賊所蠱惑或挾裹而已,卿勿急于事工,而浪執彼等性命。彼等既曾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亂啊!”你可別打著一定要累死他們的主意。

開國天子,權威還是很盛的,于是朝議最終認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決定了這批河北戰俘,以及日后所獲戰俘的命運。

或謂:長安城每塊磚石下面,都掩埋著戰俘的累累白骨……

當然啦,雖然裴該討厭駢儷文,終究群臣舊習難改,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馴(生澀)得多;至于裴該所下詔命,多由秘書潤色,甚至于他只是說個大概意思,而由秘書擬稿,亦難免雕琢之態——頂多質樸一些,力求靠攏兩漢、建安風骨罷了。

因為天子喜歡什么樣的文字,或者說尚可忍受什么樣的文字,秘書省郭璞、胡飛等人是再清楚不過了。

且說詔命既下,傳達到御史省,御史大夫荀闿便不禁對熊遠、陳頵等人發牢騷,說:“天子所信用者,多貪功近利之輩,國家未定,豈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為邀寵于上,而罔顧國事。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語……”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黨爭,歷朝歷代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個尚可容忍的范圍內,盡可能形成良性競爭,而不是互扯后腿罷了。此前在晉時,朝中主要是荀黨或稱東黨,和裴黨或稱西黨,雙方明爭暗斗不休;至于祖氏,軍權雖盛,于政治上卻并不甚用心,導致集團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勢。

等到華朝肇建,東黨乃趨勢微,原領袖荀組受拜從一品少傅、宜都縣公,荀邃受拜從二品特進、新息侯,但都沒有實職,不過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號人物荀闿,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

大獲全勝的自然是西黨,只是西黨也非鐵板一塊,掌權之后,其內部自然也會分出派系來。統而言之,可以稱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說世家派與寒素派。

天下高門,無過裴、荀,所以裴嶷、裴詵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也包括了禪讓功臣華恒、王卓等,殘余的東黨遂逐漸向他們投誠和靠攏。其與舊世家代表荀組叔侄的區別,不過是相對重視事功,而不喜垂手清談罷了。

吏僚派則主要是裴該在關西時即授予實任,負責各方面具體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數擔任各部首長,或者實權副職。出身稍高一些的,多河東或關中的二流家族子弟,比方說柳卓、柳習、韋鴻、胡焱、辛攀、辛明等,低下者實為寒門出身,甚至出于商賈之家,比方說徐渝、郁翎、周鑄、媯昇、蔣通等輩。

裴該想要扶持寒門,以平衡甚至于制壓世族,但寒門雖不是阿斗,卻也不是幾道限田、設學、科舉之類的詔令,立刻就能人才輩出,充斥朝堂的,世家子以其豐富的學習資源和深厚的功底,天然便壓過寒門一頭。但那些自關中追隨裴該,直至改朝換代的寒門吏僚,既有從龍之功,于他們頭頂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入相封侯并非癡心妄想,因而做事格外賣力。

當然啦,在儒臣派看來,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來公允地評判,這些家伙都未免太急于事功,太急于邀寵了,不利于國家機構的穩定和社會生產于大亂之后的恢復。裴粹在關中,就曾經寫信給裴嶷,說:“如漢初名相,蕭、曹也,不聞有魏、黃……”

蕭何、曹參的施政,秉持黃老之意,無為而治,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恢復;魏相、黃霸雖然也是一代名相,但執法過剛、施政過苛,唯有在太平時節、盛世之際,才能顯身揚名啊。所以說——“愿文冀為蕭、曹,勿為魏、黃也。”

裴嶷對此的回答是:“亂世用重典,國貧謀事功,且待天下大定,方能寬政無為。”你說得有道理,但還不是時候。

所以就目前狀況而言,這兩個派別尚能協作無間,但隨著局勢逐漸穩定下來,更多世家靠攏儒臣派,更多故晉小吏靠攏吏僚派之后,又會將政局導向何方,那就誰都看不清了。

不過裴該對此還是有所警惕的,他防微杜漸的應對之策,就是要逐漸削弱雙方的力量,再利用科舉制引入更多人才來加以平衡。其實樞密省之設,也同樣是平衡儒臣、吏僚的一種手段。

漢初諸呂亂政,之所以失敗,為有周勃在也。只要運用得當,則軍功貴族不但不會干政擅權,反倒能夠成為穩定朝局的一支奇兵。不過舊關中軍諸將因樞密省之設,認定了天子重視武人,唯有陶士行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經在給兒子陶瞻的信中寫道:

“或謂晉亂之時,武夫跋扈,勸天子勿置樞密,可稍稍制約武人。然我以為,天子置樞密,非重武也,實限武也。古來出將而得入相,今我雖以樞使身份列名宰相,于政事堂中卻為文臣所環繞,對政事幾無置喙處。由此既加軍銜,則與文政無涉,武夫勢不能再干政也,前漢大司馬大將軍之任,無可復見。

“是以奉勸吾兒,早卸都督之任,唯取刺史、太守之職。否則如前漢公孫賀之后,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

裴該的這份心思,其實從未對人明言過——即便是皇后荀氏——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數人,能夠從蛛絲馬跡中窺見一斑。不過他在官吏選拔和任用上,以太學作為從九品制到科舉制之間的跳板,這種想法,明晰的人就很多了。

關中曾開科舉,但是規模不大,既已改朝換代,他就打算行之于全國,卻遭到了儒臣們的一致反對。于是裴該重興太學,暫時以太學的畢業考試,部分代替舊時的九品制和察舉制——太學是只看學問,而不論門第,皆可入學的,而且管食宿,這套規章制度還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創設。

長安新城遙遙無期,裴該估摸著即便天下大定了,也還得隔幾年才有望還遷關中去,所以無論文校還是武校,全都自長安遷來洛陽——長安學校仍然保留,作為太學的分校,且將來二都并立,洛陽分校也將繼續存在下去。

董景道已經快七十歲了,健康狀況也不是很好,裴該特許他在身體允可的情況下,再自關中赴洛——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當聽說董老夫子即將抵達的時候,裴該就打算親往相迎,卻遭到了宰相們的勸阻,說唯大將班師,天子才可郊迎,老校長雖然年高德劭,卻還不到勞動天子的地步——

“以宰相出迎,以示朝廷重儒,足矣。”

就是這“以示朝廷重儒”幾個字,最終使得裴該打消了親迎的念頭。實話說他對傳統儒學并不感冒,僅僅因為這時代還沒有其他足以與儒家相拮抗的學術體系,這才不得不表面上裝模作樣行周禮,用儒政。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寵,僅僅因為屬于鄭學,跟晉代主流的王學不對付罷了。

從鄭學到王學再到玄學,就學問而言是發展,是進步,但對國家社稷的正面影響,則正好反轉過來。所以裴該何所愛于董景道啊?為鄭學也;他又何所愛于鄭學啊?在理論上方便改造,而在運用上還不至于太過糟糕罷了。

既然如此,則不便親迎董文博老先生,免得他變成第二個董仲舒,其思想反過來再鉗制社會的開放性,甚至于阻撓社會的發展。

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裴該自從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于施政更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于改革也不敢再如從前那般,盡可能地放開手腳了,他希望能夠在保證社會安定的前提下,逐漸地用天子的詔命來引導輿論,進而影響朝局,而不象歷史上那些暴君似的,近乎以一人獨治天下。即便真是遠見卓識,倘若準備不足,施行操切,等到發現問題了再朝令夕改,那就變成王莽啦。

所以包括產業方面的新想法,裴該都先把皇莊當作試驗田。

皇莊這個名詞始于明代,但事實上自古以來,皇家即擁有部分山林池澤的所有權,收入不入國家府庫——當然啦,秦漢以降的九卿制多由君主私屬轉化而來,本來皇家的和國家的,就區分得不是很清楚。

裴該明確家、國之別后,以皇后、太子的湯沐邑為名,接收了洛中內外和河東的十幾處莊園——多半是抄沒的罪臣家產——統一歸少府管理。少府設卿、丞,前者由士人擔任,負責皇家產業的經營和財稅的出入,后者由宦官充任,負責宮廷事務的日常管理。首任少府就是才剛從江南逃過來的裴常——其父裴嗣則只領了一個微陽縣侯的爵位,志得意滿,安享晚年去了。

舉凡新農具、新耕法,乃至新的農業協作方式的試行,新品種甚至新物種的試種、試育,新商品的制造和流通,裴該都利用閑暇時指導裴常等人,并要求他們大膽去做試驗,若有成效,便可推廣。即便試驗失敗了——那可能性是相當大的——也不過皇家短少了一部分收入而已,在裴該看來,自己如今的日常供奉已經算是很儉省了,即便把內庫全都填了皇莊的缺口,也不至于吃糠咽菜,要被迫額外向國庫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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