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馬  第三十九章、洛中之山甚是無趣

類別: 歷史 | 兩晉隋唐 | 勒胡馬 | 赤軍   作者:赤軍  書名:勒胡馬  更新時間:2020-10-21
 
轉眼間便來到了靖德二年的春季,正是草長鶯飛之時,洛陽內外,又復繁華景象。

河北基本上算是平定了,孔萇已押來洛陽,處斬于市,朝廷于冀州各郡縣皆命守令,且調運糧秣前往賑濟流民,即便尚有些許盜賊,相信也很快就能徹底敉平了。

剩下江南、巴蜀,在中原人看來,那些偏僻荒遠之地,簡直就跟外國一樣,根本不必加以考慮啊——除非對方有實力對河南發起全面進攻。動亂數十載,終于算是迎來了太平世道,鄉間百姓或許還拋灑汗水于壟畝之間,即便豐年亦未必能得溫飽,然在都邑中的士人、居民看來,卻已如同天堂一般了。

是以百官紛紛上奏,歌功頌德,稱天子功追三皇五帝,甚至于還有請天子東巡,去封禪泰山的……裴嶷等人擔心裴該受此影響,真的飄飄然起來,乃陸續覲見,加以勸諫。對此,裴該笑笑說:“天下尚未底定,朕又焉敢自滿?且即便江南、巴蜀俱平,朕亦知可安天下,未必能使百姓溫飽。三皇五帝時便是如此,秦皇漢武時也是如此,彼有何功,而言封禪?朕又有何功,敢效仿先賢?”

不但是馬上天子,從亂世中浴血廝殺出來,而且還具有近兩千年后的見識,有對社會現實更明晰且成系統的認知,裴該自然明白,即便自己統一了天下,甚至于規復故漢舊疆,也并不是說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一定能夠過上好日子的。

固然“亂世人不如犬”,但封建時代,即便治世,多數平民百姓也未必能比貴家之犬過得好……后世網絡上常有頌揚北宋國富民豐的,說趙家雖然外戰憋屈,卻能將復土定疆的精力運用到民政上,使得府庫充盈,市井繁盛……

其實府庫充盈或許是真的,市井繁盛也或許是真的,但盛世之相都只存在于開封、大名等幾座中心城市及其周邊地區而已,廣大農村百姓依舊吃不起飽飯,稍逢天災,照樣流民遍道。吹噓者還說什么宋代沒有席卷全國的農民起義……那是因為還沒等鬧到那一步,宋就先被外患給滅了!

你以為王小波、李順,鐘相、楊幺,還有方臘,不算歷史上有數的農民起義嗎?非得席卷天下,最終覆滅舊朝,才算是老百姓貧寒饑饉,活不下去啦?

從古至今,又哪有國無內患,官民皆豐,擁有雄兵百萬,軍事科技超邁一時的政權,會那么輕易就被外敵給打垮了的道理啊?

這是封建時代的常態,唯統治者的目光只關注都市而往往忽視鄉村,于鄉村也只關注縉紳和所謂的“鄉賢”而往往忽視小民百姓,才會生造出盛世圖景來。所謂“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私家起碼也得是小地主啊,小農、佃戶能吃個半飽就算僥天之幸了!

郭老作《李白與杜甫》一書而為后人所譏,但裴該前世也是讀過那本書的,其中指責老杜為地主階級代言人,橫加鞭笞之語,相信即便起少陵于地下,也回不了幾句嘴。那書錯處不在罵杜甫,而在捧李白——李白其實比杜甫更地主階級好吧!

裴該既然明白這一點,也就不奢望通過什么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讓老百姓人人都有飽飯吃了。偌大的中國,基本上脫貧得等到后工業時代,而前工業時代即便搞“均貧富、等貴賤”,也不可能使小老百姓免于饑寒——而那一套,又是違背社會規律的,根本搞不起來。

所以他只能在保證社會安定的前提下,徐徐地作一些技術和社會實驗,力求提升生產力的發展速度,并且盡量擴大教育涵蓋面,讓這輛千年老車走得略快一些,以免將來大落于人后。至于這將來如何,他也肯定是看不見的——就算再怎么努力,開金手指,估計要邁入工業社會,起碼還得一千年——只能夠憑良心做事。

在這種情況下,自矜自傲便基本上與裴該無緣了,乃見歌功頌德之奏,唯覺惡心,于上奏之人,基本上就算是打入了另冊,再想升遷,難上加難。

三月三日為上巳日,乃是傳統的節日。

古人例在三月巳日,前往水邊沐浴修禊,也就是利用清水來袚災祈福。但到了魏晉之時,首先規定了三月三日為節,而不管是否巳日,繼而節日目的逐漸被游春踏青、娛懷騁情所取代——說白了,就是演變成了國立春游日。

洛陽城南有洛水,還有伊水,城北有七里澗,有金谷澗,都是上佳的游春所在。不過晉時權貴多在金谷澗附近修建別邸——比方說最著名的石崇金谷園——就此逐漸形成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即唯世家及有官身者,方能游賞城北水系,平民百姓則只能到城南洛水、伊水畔去踏青。

這一日,門下侍郎李矩李茂約亦攜其妻衛氏,及子李充、侄李式等,安排好了車馬,打算前往金谷澗去踏青,但是家里兩個門客——王羲之和庾翼——卻不肯從行。

倆少年說金谷澗我們去過啊,沒啥好玩兒的,而且聞名遐邇的金谷園又被梁氏所占,不久前送給了裴公(裴嶷),裴公正在大興土木改修,肯定也進不去——“小子等請往城南一行,欲登委粟而觀山景也。”

李矩還想再勸,卻被衛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隨即笑道:“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既然逸少、稚恭慕仁,夫君可使自往。”

李矩沒辦法,就派了幾名仆役服侍二少年,復遣數名兵卒護衛,由得他們往城南去了。

等到雙方分道,衛夫人才壓低聲音對李矩說:“逸少、稚恭欲向城南登山,所為何事,難道夫君不明其意么?”

李矩有點兒茫然,便問:“為夫愚魯,還請夫人開釋。”

衛夫人輕輕嘆了口氣,就說:“今南北分途,長江為隔,彼在洛陽,如人質,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豈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遠眺長江,雖不能見,聊舒渴懷也好。”

李矩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嘆息道:“裴、王之間,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豈不知大勢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順,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團聚——這必是王處仲貪戀權勢,特意阻之也!”

在故晉之時,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導要高,但若論名譽,則差得很遠——大家伙兒都認為王導是個忠厚人(其實未必然),而王敦是個野心家(倒是沒有錯),王導溫雅識禮,王敦難脫粗俗氣。故此江南不從王化,這罪魁禍首,多半不在王導,不在司馬睿,而是那個坐擁強兵、跋扈無忌的王處仲了!

再說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執意南向,確實正如衛夫人所料,是思念親人,乃欲趁著佳節登高遠眺。要說洛陽之北,也有北芒山,但距離比較遠,山勢也比較陡,這一天內就要打個來回,未必能爬多高,故此二少年才只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

這委粟山若在十幾年前,估計是不讓爬的,因為其上建有圜丘,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

不過曹魏最早郊祀,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禪臺,一直到景初元年,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別建圜丘,同時又在城北建方丘(亦名方澤)。命于冬至日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夏至日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享;此外還有天郊禮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曹操配享;地郊禮祭皇地之祗,以操后卞氏配享;宗祀于明堂祭上帝,以文帝曹丕配享……

總之小年輕曹叡最喜歡各種華而不實的花活兒啦,生搞出一大堆等級相同的國家級祭祀來,他也不嫌累……好在正始以后,權柄漸移于司馬氏,天子難出洛陽城,這些祭祀活動就全都停了下來。

晉朝建立后,群臣商議,認為“丘郊不異”,就此把二郊禮跟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給合并了起來,從此最高級的國家級祭祀只剩下三場,即:祭天、祭地、祭上帝,場所分別為圜丘、方丘和明堂。

華朝肇建,對于這路事兒自然也有爭論,主要原因就在于,曹叡當初搞那一套是傾向于鄭學的,晉朝的簡化版反倒是王學“謬說”。

鄭玄老夫子認為有天有上帝,此外還有五帝并立,他還特意給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同時他宣稱周禮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碼事兒。王肅肯定要跟鄭學擰著干啊,他就主張五帝為上帝之佐,就好比人間的三公,哪有受國家最高級祭祀的資格呢?而“丘郊不異”,圜丘祭和郊天只是同事而異名罷了。

如今既然裴該貌似傾向于鄭學而反感王學,自然以董景道為首,儒生們紛紛跳將出來,請求再把“丘郊”分開,并且分祀五帝。對此,裴該卻不肯讓步了——娘的,搞那么多花活兒,除了浪費精力和金錢外,對國家社稷有一毛錢的好處嗎——下詔仍從晉制。

不過委粟山上的圜丘、洛陽城東南的明堂,還有城北的方丘,早都已經殘破不堪了,此前祖逖重修洛陽城,也還沒功夫把這些配套設施給搞起來。于是裴該本著節儉的原則,就光在原址上修復明堂和方丘了,卻將圜丘移到受禪臺上——臺基是現成的呀,而且臺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錢省力得多。

即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上帝——裴該特意把天神、地祗給虛化了,且將上帝等同于人文始祖黃帝,把鄭玄所謂的五帝全都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并在去歲冬至日,舉行了華朝的第一次國家級祭祀——圜丘祭天。

拉回來說,委粟山上既無圜丘,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覽景,于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護下、奴仆的服侍下,經洛水浮橋而向委粟。

委粟山分隔伊洛——二水于其東麓合流——其實只是一個小山丘而已,不過十余丈高,因為山上曾建圜丘,故此有道路、有臺階,可以拾階而上,不必要手腳并用去攀爬。二少年雖然都文質彬彬,平常不怎么鍛煉身體,終究風華正茂,體力尚健,所以很輕松地便即登頂了。

于委粟山上北望,越過浮橋,便是洛陽高大的城壁;西望洛水滔滔,東望明堂可見;唯有南望,過了伊水就是廣袤的平原,阡陌縱橫,直接天際——江南何在啊?迢迢千里,又怎么可能望得見呢?

二人都不禁有些黯然,隨即互望一眼,嘴唇翕合,想要說些什么,卻終究還是張不開口。一則君心同于我心,何必冗言?二則身旁還圍繞著李矩派來的仆役乃至于兵卒呢,名為服侍,實為監視,名為保護,實為看管,王、庾二子雖然頗欠缺政治敏感性,終究不傻,于此情此景下,又豈敢放肆妄言啊?

可是也不便始終緘默,使得周邊氣氛都如同凝固了一般,于是少頃后,王羲之首先開了口,問庾翼:“稚恭看此山如何哪?”

庾翼撇一撇嘴道:“這哪里可以稱之為山?不過一小丘罷了。洛中自有山,在城北也……”這指的當然是北芒山啦——“然以弟看來,洛中之山雖然蔥郁,論雄峻卻不如關中之山,論清秀,又不如我……又不如江南之山了——此番出游,甚是無趣。”

言下之意,我想望江南的山水啊,且即便過往在長安的日子,也比如今在洛陽要舒心得多了。

王羲之聞言不禁苦笑,心說你這不廢話嘛——昔日我等在長安,華朝尚未肇建,南北仍屬一國,就算叔伯等與裴公有所齟齬,外敵環伺下,也還不至于鬧到兵戎相見的地步,而我們就算是通好的使者;如今不同了,洛陽、建康,已成寇仇,咱們變成人質啦,這心情怎么可能舒坦得起來啊。

于是安慰庾翼道:“東南向不遠,應是稚恭舊籍了。”

他所言“舊籍”,是指庾氏的老家潁川郡鄢陵縣——其實也有三四百里地呢,只是比起江南來,確乎“不遠”。

庾翼隨口反問道:“逸少兄于舊籍風物,可尚有印象么?”

(戰場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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