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納京城闊佬的投資，是一舉多得的好事。
明末的財政已經陷入了嚴重滯漲。一頭是國窮民貧，另一頭的縉紳階層卻又將大批偷到手的國家稅款囤積起來不參與經濟流通。各地天災人禍頻發，上層已經預感到了危機，開始存糧草過冬了。
然而這些人打死也沒有想到，會有一個叫李自成的人，最終將他們手中的銀子都拷掠了出來......2000萬兩。
后世人都知道，想要經濟發展，貨幣就必須流轉起來。所以穿越眾就拋出了購地計劃：京城闊佬都有錢，與其等著被人拷掠，不如早早拿出來買地。
這樣一來，原本堵死的血管就相當于重新工作了——購地銀子會被穿越眾就地使用，搞活北方經濟，購買北方流民，一舉多得。
而要求客戶自帶種田人手這個政策，則是必須的。甚至可以說，這才是穿越眾吸納京城資本的真正目的。
這樣一來，關于“反賊吸納流民”的指控就不存在了。
古人對于這套把戲其實很清楚，幾千年來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在如今天災戰亂頻發的情況下，一個勢力大肆吸納流民，除了想造反還有另一種解釋嗎？
之前指控曹總兵的彈章，上面最嚴厲的罪名，吸納流民就是一條，滿朝文武對此都是默認的。
所以曹總兵才及時拋出了購地政策來對沖這一條指控。
購地政策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它給予了投資者一個虛假概念：地是老子買的，佃農也是老子的莊戶，這些資產都不姓曹。既然人口和土地都分散在了各位老爺手中，那么往夷州運人也就不違規了。
是的，截止目前，老爺們就是這樣考慮的。
另外，一部分對曹總兵有深深敵意的縉紳，還保留了后招。
將來如果姓曹的識相，大家就這么過；如果姓曹的不識相，那就對不起了。土地和人口都是老爺們的，實在不行，還可以運作朝廷在夷州來一波改土歸流，設置郡縣......雖說縣太爺來了就要上農稅，但是就沒姓曹的什么事了。
這屬于兩敗俱傷的保留大招。
還是那句話：你盯上了人家的XX，人家盯上了......老爺們的想法看上去都很美，至于結果嘛，走著瞧就是了。
總之，在購地政策推出后，當前曹總兵面臨的最大指控就不存在了。由投資者“自運佃農”這一條，打破了所有法理上的禁錮，使得穿越眾在北方迅速打開了局面，借風使力，開拓出了一條更加“粗大”的人口運輸渠道。
免稅和自運人口兩條最重要的條款商談完畢后，其余的一些小政策就不太重要了。畢竟投資者是要先行派團隊去考察的，到時候去夷州感受一番，什么政策也都明白了。
諸事安頓完后，曹總兵離開京師的日子終于到了。
1630年4月27日晨，忠勇伯，左都督曹川在朝會上當眾向崇禎帝辭行，在得了皇帝又一次賜下的錢幣錦緞等禮物后，忠勇伯于當天正午，告別了正在裝修的府邸和留守的薛經歷，率領親兵隊伍離開了京城。
沒想到的是，在出城的途中，竟然還有明人站在長街旁送行。這一次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人們熱情依舊，曹大人是在一片“公侯萬代”的頌福聲中出的京城。
出京城，和城外軍營的大部隊匯合，回頭望一眼漸漸遠去的古城，穿越眾一行人放開馬韁，帶領著隊伍向天津方向駛去。
從這一刻起，歷時半載，歷史上代表著明國正式進入亡國倒計時的己巳之變，劃上了一個被穿越眾改變過進程的特殊句號。
歷史上的己巳之變，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這次戰役不僅僅是后金第一次入關搶劫那么簡單。其對明國政治經濟，乃至朝野上下的作戰信心都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
另外，就在這次己巳之變中，一些看似不起眼，卻影響深遠的變化，也悄悄地出現了。
從表面影響來看，第一，此次戰役導致了明國社稷震動，廟堂晃搖。
皇太極率軍圍城，標志著崇禎中興之夢的破滅。戰役中明國京畿地區的防御體系遭到重創，總兵趙率教、滿桂、孫祖壽、麻登云、黑云龍、朱國彥六大員或死或俘。
另有兵部尚書王洽、工部尚書張鳳翔、薊遼督師袁崇煥、遵化巡撫王元雅、總理薊遼保軍務劉策等或死或獄，朝堂恐慌，官僚體系元氣大傷。
第二，朝局混亂。后金軍撤退之后，明廷不但沒有吸取教訓，而是借機傾軋進行黨爭。自東林黨內閣大學士韓爌、錢龍錫、成基命、李標以下去職，取而代之以周延儒、溫體仁等人入主內閣，六部九卿也相應變更。
第三，京城守備虛懈。在此之前，京師過了180年和平日子。等到戰爭突然降臨，從上至下都沒有任何實際性準備，守城軍隊一片混亂，京城險些喪于后金之手。
最后，財富被掠，生民涂炭。京畿、京東地區遭到大肆擄掠，生民涂炭，百業凋零。以上這些都加劇了明國社會矛盾，加速了明國滅亡。
這次戰役在歷史上具有極重大意義。它標志著明清雙方戰略形勢的重大轉變：之前明國的堡壘推進、經濟封鎖和外交聯盟政策都在此役前后陸續瓦解，明國永久性地失去了戰略主動權。
除去以上這些損失之外，潘多拉的魔盒里還跑出了另外一些東西。
就在己巳之變后不久，大明朝廷迫于財政壓力，放開了“捐班”限制，開始大規模出賣官帽子。
這之前歷代朝廷雖說也賣官，不過那都是給商人賣一個監生頭銜，好方便子弟將來參與科舉，總量可控。
而這一次的賣官卻是大規模的，舉國上下只要出了錢的就可以做官，甚至可以買到實職官職。然后此風愈演愈烈，到了崇禎末年，一個京官就賣到了3000兩銀子。
眾所周知，每當朝廷大肆賣官時，也就該倒閉了——漢末，清末，明末，無不如此。
在開閘賣官的同時，崇禎繼續開始了加稅。歷史上就在明年，皇帝又把天下田課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銀六百六十七萬余兩，實征銀五百二十二萬余兩。另加關稅、鹽課及雜項，共征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
朝廷加一兩稅，底下的官吏至少也要借著機會收三兩稅出來中飽私囊，于是大明的精血就這樣一輪輪吸干。
己巳之變最后一樣惡劣后果，是導致了山陜農民軍的壯大。
之前崇禎看到后金大軍入關，于是發出了勤王詔。
接到詔書后，延綏巡撫張夢鯨、陜西巡撫劉廣生、陜西三邊總督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等人當即抽調各邊鎮精兵17000余人，由沿邊五大鎮總兵率領部隊進京勤王。
在勤王軍進京的路上，噩夢開始了。
首先，明代有這么個規定：客軍到達地頭后，當天是不放糧的。
山西總兵張鴻功的軍隊到達京圜地區后，慌了手腳的兵部先是下令該部駐扎通州，第二天又轉去昌平，第三天又讓去守良鄉。
這就導致張鴻功的軍隊連續三天沒吃沒喝。
明末各邊鎮的軍制原本就已爛到了骨子里，沒什么紀律可言。士兵長期缺糧欠餉，原本就怨聲載道，結果這一回千里勤王，到頭來連肚子都吃不飽。
又饑又餓之下，兵士們只好在駐地搶奪民間糧食。
滑稽的一幕出現了：朝廷以山西總兵張鴻功和山西巡撫耿如杞治下無方為由，將抓捕二人入獄。
然后兩人帶來的邊軍兵士便一哄而散，跑回了山西。這之后朝廷便把把張鴻功、耿如杞二人處死，這一路的勤王軍算是沒了。
另外，延綏這一路的勤王軍，因為總兵吳自勉克扣軍糧（明末邊軍中這種情況很普遍），從而導致大量士兵在半路逃回延綏。
而延綏巡撫張夢鯨者因為此事又怕又怒，居然憂憤而死，又一路的勤王軍沒了。
同樣因為沒有發下安家糧的原因，甘肅勤王軍在安定縣也發生了嘩變：軍士王進財等人在矛盾激化后，煽動士兵殺了阻攔的參將，搶奪營中錢糧跑路回了老家。
就這樣，原本氣勢洶洶的幾路勤王邊軍，就因為朝廷的財政和腐敗問題，全部在半路潰散掉了。
最可怕的是，這些具備了軍事技能的逃兵，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后來都加入了正在山陜起事的各路農民軍：高迎祥，王嘉，張獻忠，還有已經冒頭的李快遞，逃兵成為了各路闖王老營的骨干力量。
由此帶來的影響：邊鎮精銳被抽調一空，農民軍實力大漲。以崇禎三年為界，各路闖王進一步凝聚了力量，開始試探著在明國北方大范圍流竄起來。
如果說己巳之變之前，大明還是一座外觀破爛的大樓，那么這之后，大樓就已經倒塌了第一根承重柱，成為了真正的危房。
而在這個位面，盡管穿越眾出手及時打了補丁，但是大明這棟破樓內部的鋼筋早已銹蝕。從全局來看，崩潰是不可逆的，穿越眾并不能挽救局面。
或者說，穿越眾其實也不想挽救——不破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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