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銘由山西監察御使遷任云南左布政使，作為軍機大臣的孫嘉淦自然是知道的，畢竟升遷命令是由軍機處簽發，再交由吏部下達。
話說，孫嘉淦同董銘在山西共事，算得上董銘的老上級，而且兩人在山西時相處的著實不錯，雖然當時雙方地位懸殊，可私下關系極好，在孫嘉淦看來，董銘不僅是能吏，更是心懷天下百姓能干實事的清流，而且還已入了皇帝法眼，日后定是朝廷棟梁之材。
但就算孫嘉淦也沒想到，董銘居然會如此一鳴驚人，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就被一躍高升，成了云南左布政使，當得知朱怡成要大用董銘后，心中著實有些感慨，同時也暗暗心喜。
孫嘉淦一直自譽為清流，他和董銘一樣同樣是從地方做起的能臣。但假如僅以清流而言就認為孫嘉淦在朝中孤芳自賞，不會做那些拉幫結派事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往往越是清流就越愛搞黨同伐異，這點早在前明中后期就是如此，前明之所以滅亡天災人禍是一個原因，朝中黨爭不斷同樣也是一個原因。
軍機處換屆之后，史貽直成了首席軍機，同為清流的孫嘉淦自然同史貽直是一黨的，而且一開始在軍機處內部也占據了上風，趁著軍方力量在軍機處暫時不強的情況下主動出擊，壓得莊巖氣都透不過來。
原本以為把軍方力量從軍機處打壓下去，隨后借此控制住軍機處的話語大權，然后再拉攏其余軍機大臣為己所用并不太難。但誰想到，史貽直一來操之過急，二來他在幾件事上判斷錯誤，導致非但沒有壓下軍方力量，相反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
隨后，蔣瑾趁機在軍機處發力，在加上何顯祖這個墻頭草哪里勢力強就倒向哪方。還有曾逸書，此人雖年紀不大，但在軍機處的資格卻僅次于史貽直，要知道他中進士后沒多久就進了軍機處，雖然一直擔任軍機行走之職，給當時的軍機大臣打打雜，做些輔助工作，可是在實際情況下，曾逸書許多方面已在干軍機大臣的事了。
這一次正式入了軍機后，曾逸書的地位雖然排名最后，可對于他其他人卻不敢有絲毫輕視，明面上曾逸書的態度有時候會偏向清流，可有時候也會偏向蔣瑾或者軍方，似乎他這個人同何顯祖差不多，都是沒太大主見的家伙。
可實際上孫嘉淦后來才明白，軍機處中曾逸書其實那一派都不是，他的立場根本和之前想象的不同，假如要真論起來，曾逸書算得上半個帝黨，也就是朱怡成的人。
至于另外半個，曾逸書可以說是持中而已，也就是誰有道理他就支持誰，維持不偏不倚的態度。
所以說，曾逸書的身份反而在軍機處是比較超然的，其他軍機大臣對于他的這種態度也沒法反駁，再加上朱怡成嘴上不說可心里其實對他的信任也是眾所周知，何況曾逸書手里還捏著大明的錢袋子，這樣一位財神爺，任憑誰也不好無緣無故地去得罪吧。
眼下史貽直名義上雖依舊是首席軍機，但他如今已經出京，在明眼人心里都清楚他這個首席軍機已不管事了，之所以出京替皇帝巡視天下，那是朱怡成為避免軍機處動蕩和維護史貽直特意安排的，等他巡視歸來也就是正式退出軍機之日。
史貽直一走，軍機處就成了蔣瑾獨大，再加上蔣瑾在朝中原本就根深蒂固，當初廖煥之部下的不少人眼下都已投入了蔣瑾門下，其勢根本就不是孫嘉淦能擋的。
所以這些日子孫嘉淦在軍機處內地位已不如從前，孤掌難鳴之余一直都在琢磨著破局的辦法，而這回朱怡成突然重用董銘，讓孫嘉淦頓時看到了希望。
董銘眼下已是云南左布政使，妥妥的地方大員，而且以董銘的能力，孫嘉淦確信無疑等他去了云南用不了多久就能為朝廷控制住西南，從而立下功勞。
到時候有了這份功勞，再加上朱怡成的看重，說不定幾年后董銘就會調回京師，到時候無論是為一部尚書又或者直接擔任都察院左右都御使都是極有可能的。甚至說不定等軍機處有變，朱怡成直接把他放到軍機處的機率也是極大。
正是看到了這點，孫嘉淦自然是不會錯過和董銘交好的機會，何況他們兩人原本就是故交，這層關系假如不用孫嘉淦還不如直接辭官回家種地算了，還當什么軍機大臣？
今天孫嘉淦之所以特意在此等著董銘，就是打著這個盤算，果然不出所料見到自己后董銘頓時露出驚喜之色，這讓孫嘉淦頓時心中大定。
在知道董銘如今住在客棧的時候，孫嘉淦就提出為董銘重新安排住處，一省布政使住客棧這像什么話？這要傳出去也不好聽。
可惜，董銘卻笑著拒絕了，說自己住在客棧也不錯，反正今日已經面圣了，接下來最多也就在京師呆上一兩天的功夫。朝廷眼下注重西南，自己為云南左布政使自然要盡快上任，不辜負朝廷期望。
見董銘直接拒絕，孫嘉淦也不勉強，不過他提出既然在京師見面，當年的承諾還是得遵守的。何況這一次董銘去云南赴任，作為朋友不僅是為他祝賀和餞行，同時作為軍機大臣的自己也想私下和董銘對云南政事安排溝通一下。
對此，董銘略一遲疑倒是答應了下來，隨后由孫嘉淦引著直接去了他的府邸，到了后讓下人弄了一桌酒菜，邊喝邊談。
之前蔣瑾入宮，朱怡成詢問西南之事，雖說有些敏感的東西并沒外露，可由于那次交談才確定了調任董銘至云南的決定，再加上這幾日朝廷又接連做出了幾項決策，其中不僅有讓讓岳鐘琪返京加官，還有對軍方各部人員的嘉獎和封賞，再加上又恢復岳王爺的武圣人之位……這些事看起來互不相干，但連起來仔細琢磨，自然就能品出其中三味。
董銘之前在山西，對于朝廷一些事不是很清楚，所以借著這次機會孫嘉淦就把這些事同董銘仔細地講了一講，以讓他心里有數。
果然，當董銘聽完孫嘉淦的講述后，頓時有些若有所思，過了片刻他舉起面前的酒杯：“錫公的好意我心領了，今日以此酒謝過錫公厚愛。”
“這哪里的話，你我兄弟之間何必講這些，再說你之前一直都在地方，此次來的又急，我也就是怕你什么都不清楚就去了云南這才同你講上一講罷了。來來來，我們同飲此杯。”
說著，孫嘉淦舉起酒杯同董銘碰了碰，隨后一飲而盡。
董銘是聰明人，要不也不會成為能吏。孫嘉淦說的這些雖然沒有直指，只是用平淡的語氣陳述事實，而且他說的這些事眼下朝廷已經在辦了，董銘假如有心打聽一下就能知道，所以私下同他說這些就算傳了出去對于孫嘉淦而言也沒半點問題。
不過現在說和以后說，早些讓董銘知道和董銘事后從其他渠道知道，這其中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再加上孫嘉淦只是點到為止，用這種方式好意提醒董銘，想來董銘心中自然是很清楚的。
所以當一杯酒下肚后，孫嘉淦也就徹底放心了。看來董銘已經明白了自己的意思，兩人的關系自然又近了一步，等董銘到了云南后施政之時，自己再在軍機處為他照應一二，這樣一來雙方就默契地成了自己人，這也是孫嘉淦今日宴請董銘的真正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