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一年正月十五，潞州府。
李征回到潞州已經月余，洛陽城的攻防戰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他的注視，在洛陽之戰已經告一段落后，李征也開始慢慢戒備起來，防止李自成被勝利沖暈頭腦，再次率大軍西向。
對于洛陽之戰，李征是沒有絲毫干預的想法。
不僅僅是沒有想法的問題，更是能力問題。其次李征已經開始準備西征，將背后的威脅先行解決，不想四面樹敵。
這一次迎戰入寇滿清大軍，已經令潞州軍有些元氣大傷，不僅有無數的錢糧損耗，更是有著大批需要他為之善后的事情。
羊頭山上的褒忠祠規模一擴再擴，占地面積已經極大了，但是這次又是數千英靈的加入，卻又顯得有些局促了。
更大規模的擴建還在繼續，李征在領著文武拜祭之后，便即投入了戰兵撫恤的大業之中。
近六千的戰死傷殘，令李征勒索回來的銀子和糧食一下子去了小半，而后續十數年的戰亡孤兒撫養也是一筆大帳，需要未來不斷的添補錢糧進去。
好在平陽府已經被拿了下來，可以分配的田地一下子多了無數，倒也可以將撫恤安置下去。
至于其他官兵的戰功賞賜，更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需要的時間也是極多。
在這方面，李征是不會大意的，更是每個環節都要親自過目，而且更是派出無數的隨風人員，下到基層，或明或暗的監視撫恤錢糧的發放過程。
受大明錦衣衛的教訓，李征是不可能將隨風解散，更加不會將其雪藏，不過對于他們的權柄，卻是做了一些限制。
錦衣衛巔峰之時，那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限制的，集緝拿，審訊，判刑，執法于一身，完全就是一個獨立性的司法機構，權力可謂大的嚇人。
但如今的隨風，則是只有偵查、緝拿的權柄，審訊和判刑、執法，則是沒有這個權力。
在潞州府如今已經開始嘗試司法獨立，因為明代中期以來，風氣漸漸開放，替人打官司的訟師（如今的律師）已經開始流行。
這些訟師比一般官員都更加的了解大明律，替雇主打起官司來，更是常常讓主審的官員都有些無所示從，因為無論他怎么聽，雙方都是各有各的道理，聽誰的他都覺得是對的。
而潞州軍治下，因為李征從不打壓這種職業，便使的這種風氣更加的流行，甚至包括盧懷真與余行則兩位知府，都很多次的向李征抱怨，他們根本就無法在訟師辨論之中審案。
甚至威脅李征，若是再繼續這般下去，他們就要撂條子不干了。
有感于這種情況的出現，李征覺得已經是時候了，便于去年設置了提刑官體系。
將司法從各級官員手中給剝離了出來，通過考試在訟師之中公開選拔提刑官。
李征一向覺得，專業的事情應該交給專業的人士去處理，讓這些訟師自己與自己辯論廝殺，即減輕了地方官員的工作壓力，也推進了司法的進步。
起碼，經過大半年的爭吵辯論，大明律中許多漏洞都被發現并進行了補充，許多大明律沒有法律也被陸續補充起來。
當然這些都是李征一手操辦的，完全就是一言堂，覺得合理的就采用，不合理就駁回。
作為一個現代人，李征覺得自己還是有這個資格的，畢竟沒吃過豬肉，難道沒見過豬跑嗎？
其他人也不會懷疑李征的決定，畢竟李征獨斷專行，這才是符合他身份的行為。
這一次迎戰流寇，所獲得的政治利益極大。
太原府已經開始與李征眉來眼去了，他們有不得不這么做的理由，李征在北線的軍隊雖然只有數千，但是在李征主力回師之后，太原府就是李征嘴邊的一塊肉。
若是在李征迎戰建奴之前，太原府還有與李征比劃兩下子的底氣，但是在滿清十萬大軍都被兩軍余潞州軍逐退后，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底氣了。
為了確保自己在李征大軍到來之后的利益，他們迫不及待的伸出橄欖枝，哪怕未來真有一戰，起碼也先混個臉熟，不會落得個全軍淪喪的下場。
如今的李征還沒有進軍太原的意思，拿下太原容易，安插自己人入內也已經不再是難事。
唯一的缺點便是，拿下太原后，便只能選擇與大同鎮開戰，否則太原永遠都不會有安寧的日子可過。
拿下大同鎮后，他就不得不直面宣府以及塞外蒙古人，守住這些地方對于李征來說也并不難。
不過潞州軍勢必主力北移，大軍分散于寬大的正面上，不僅會令潞州軍的威懾力大為下降，更是主動替大明朝廷扛起了西北壓力，反而自己核心區域卻是變得空虛起來，完全的損己利人。
至于再次擴大軍隊規模，眼下錢糧充足的情況下倒沒有什么，但是幾年時間內沒有其他收入的話，財政危機便會到來。
一旦李征拿不出錢糧供給潞州軍，那潞州軍勢必漸漸墜落成為另外一支明軍，那便萬事皆休了。
至于向西問題便十分輕松了，陜西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只要扼守幾個關隘，便出不了什么大事。
就算有敵大舉來攻，山西作為后盾，也可以迅速反應過來，派遣大軍往援，不會誤了什么大事。
消耗小，收益大，無論自私看，西征的好處也遠遠超過替大明朝廷向東解決李闖這個麻煩。
陜西雖然殘破，但并非已經無可救藥，只要大力扶持，還是可以緩過這一口氣的。
只要有著山西連續供血幾年，陜西也能慢慢的自我恢復過來，就算無法負擔大規模的軍隊駐扎，但是卻是可以提供優質兵源來維持百姓的征討，成為潞州軍的兵源基地，源源不斷的提供優質的戰兵來源。
不過眼前最麻煩的便是洛陽的李闖集團，如今已經真的是擁兵數十萬，雖然大半都是不堪一擊的雜兵，但是那令人窒息的數量，依舊給人極為沉重的壓力。
就在李征思索如何處置李自成之事時，一個不速之客卻是自洛陽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