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在與洪承疇的奏對時曾經明確的指出：寧錦大軍守的并非是遼東，而是遼西走廊而毛文龍在遼東半島建立的幾個據點，只是騷擾牽制清軍的敵后戰場，而不是大明抵擋建虜的入寇的防線，其作用微乎其微。
天啟元年遼沈之戰，建虜接連攻克沈陽、遼陽，大明在遼西以北的要塞只剩下廣寧一處。
天啟二年的廣寧之戰，遼東巡撫王化貞花費巨額糧餉組建的六萬新軍，在與建虜的交戰中稍觸既潰，而接任的熊廷弼更是采取了簡單粗暴的方式，直接帶著數十萬遼東軍民撤入山海關內，將整個遼西走廊上修建的堡壘要塞全部放棄，單從這一點上看，熊廷弼死不足惜。
值得慶幸的是，當時的建州旗尚處于草創階段，整個建州的實力并不很強大，努爾哈赤還要率領部下征討與建州相鄰的各個部落，擄掠人口物資，以此擴大勢力，既無力也無心占據整個遼西走廊，更沒有想打進山海關與大明爭雄的野心。所以在接連取得對明軍的勝利后，野豬皮只是下令將遼西走廊上明軍修建的堡壘全部拆除，把那些磚石木材分批次搬回了沈陽等地，留下來的那些沒來得及撤走的百姓也成了建虜的包衣奴隸，遼西走廊暫時成了真空地帶。
廣寧之戰后毛文龍部對建虜采取了一些小規模的騷擾舉動，也在遼東半島南端建立了幾個據點，但這種隔靴搔癢的舉動并不足以威脅到建州攻略大明的軍事行動，遼西方向的防御仍然是重中之重。
至于薊鎮方向，因為建州還沒有實力大舉侵略科爾沁、插漢等蒙古部落，這些蒙古人可以暫時作為應對建州入侵的屏障，還不用擔心旗從崇山峻嶺中殺到京師。
當時朝中孫承宗和王在晉作為熟悉遼東邊事的文臣，曾經提出過兩種不同的解決方案：孫承宗主張加強縱深防御，重建遼西走廊多建防御型的堡壘營寨，然后在營堡中駐扎合適的兵員，有敵時守御，無敵時屯田，營堡之間互相支援，將防線推向更遠的地方。
此舉與北宋范仲淹經略西北時對西夏采取的策略大體一致，目的就是用錢堆死體量極小的建州，一步步的把堡壘建到建虜境內去。但唯一不同的是，大宋當年太有錢了，而大明財政已經逐漸枯竭。
這一方案雖然得到了大多數朝臣的擁護，但細算下來，耗費的錢糧太過驚人，對于本已日漸枯竭的太倉來說實在難以承受。
而王在晉主張收縮防御，在山海關外建一重城鞏固山海關假如建虜來襲，雙方開戰，山海關不開關，關外守軍就只能死戰到底。
這個方案的最大好處是能節省大筆開支，朝廷的負擔會大大減輕，但壞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只要建州強大起來，將戰線推到山海關附近，那京師就別想安穩了，守關的將卒怕是要枕戈待旦了。
另外就是，這個方案有畫蛇添足之意。
山海關本來就是險關，守護的兵員也十分充足，還要畫蛇添足在關門外再修個大城有什么用處？
經過天啟與朝臣的商議，最后孫承宗的方案最終勝出，而王在晉則被打發到了南京養老。
孫承宗的方案之所以能獲得大多數重臣及皇帝的認可，原因不外乎幾方面：第一，收復失地占著大義的名分，現在既然沒了開疆拓土的文臣武將，那把丟掉的土地收回來該沒問題吧？
第二，與建州的戰場推得離京師越遠，皇帝和朝臣們就覺得越安全，眼不見為凈就是這個道理而王在晉的方案給不了皇帝足夠的安全感。
第三，建州的野豬皮并未趁勝進占遼西走廊，這讓朝野上下產生了輕敵的心態，認為建州并不具備和大明掰手腕的實力，只要加強防御，建虜一輩子也打不到北京。
至于需要巨額錢糧的問題，那就加征遼餉好了。于是每年六百萬兩以上的遼餉誕生了，結果就是最后大明財政破產而滅國。
綜合考量之后，孫承宗的方案更符合朝野各方利益，也更為積極一些，所以勝出也就是必然的其后果就是在之后的天啟七年的丁卯之役中，科爾沁、插漢部、喀爾喀部、遼東半島的毛文龍部以及朝鮮被皇太極各個擊破，建虜取得了完全的戰略主動，可以放心的對遼西走廊上的據點實施長時間的圍點打援而不用擔心后路，這些據點也成為了明軍流血不止的傷口。
同時由于薊鎮的蒙古屏障被建虜掃清，清兵可以順利的通過蒙古部落的領地入關劫掠，山海關外的縱深防御已失去了原先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但考慮到另外兩條通道的復雜性，便捷的遼西走廊還是相當重要的。
只要自錦州以南的這些據點存在，皇帝及朝臣們心理上總會覺得更安全些，而且朝廷已經在遼西方向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財力，一旦放棄就成了血本無歸，要做出放棄的決定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且事后一旦出錯，決策者是要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的。
從去年起，朱由檢下旨加強了古北口以及喜峰口的防御力量，建虜想從這兩處關隘破口已經變得相當困難。相信建虜在遣人查探過后，還是會把突破的重點放在遼西。
就算清兵不顧傷亡攻破這兩個隘口，大軍強行進入京畿一帶，在宣大、薊鎮、京師，甚至是山海關等數路明軍的合圍下，在后路極有可能被掐斷的情形之下，到時候入關的清兵能逃回去幾個還不知道呢。
更何況如果選擇繞路，那么遼西走廊一線的明軍會帶來更大的威脅，只要主帥判斷準確，趁勢派重兵直搗盛京老巢，那結局如何就很難預料了。
所以，繞道蒙古只可劫掠，不可久居，建州若真要逐鹿中原，還需控制遼西走廊。
歷史上終明一朝，滿清都未曾完全占據遼西走廊，更別提攻占山海關了。直到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率大軍圍困京師，接到崇禎勤王令的吳三桂，無奈之下只得主動放棄自寧遠至山海關一帶的防線，帶兵入關救援京師，最后在未到達京師時便得到皇帝殉國的噩耗，吳三桂遂率部退防于山海關，直至最后降清后才打開關門放清軍進入內地。
朱由檢在去年考慮如何對付關寧軍的時候，也曾在某些時候想過放棄山海關外的領土，主動收縮防線，重新構建山海關、薊鎮及京城防線。
這樣做也是因為他對明軍的戰斗力持有嚴重的懷疑態度。
薩爾滸之戰已經說明明軍的戰斗力遠較清軍差，后世吹得神乎其神的關寧鐵騎也只是龜縮于城內，根本不敢和清兵野戰。
漁獵民族出身的旗兵，加上后來收編的蒙旗都是以騎兵為主，機動性極強，明軍想要在正面對決中取勝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大明的優勢在于其控制的土地、資源遠較建州豐富，所以朱由檢想實行堅壁清野的政策，徹底放棄東北，收縮戰線的同時，也使得建虜的戰線拉長，補給不易。而大明則以京城為誘餌，誘使清兵破口攻打，然后集中大明各路兵將守御京畿周邊，以多打少，打游擊戰、消耗戰，每戰必以優勢兵力消滅小股清軍，積小勝為大勝，逐步蠶食滿清主力。就算付出將京畿地區打爛的代價，也要把清兵的主力拼掉，徹底損毀建虜的元氣，等數年后大明恢復過來，再調集大兵一舉收復整個東北。
這個想法有點極端了，隨著明軍逐步在剿賊的戰爭中占據優勢，朱由檢也對官軍的戰斗力有了新的認識，最終這個想法被他拋在了腦后。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