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戰備及臺灣事宜就議到此處，內閣、吏部、兵部、戶部、工部等相關有司，要根據實際抓緊制訂相應措施，凡事涉部務者須于十日之內拿出方略，之后盡快部署到位。都察院要加強此二事之監管，要遣專人進駐有司負責督辦，但有發現推諉懈怠者，即刻從速糾劾！”
眾臣起身施禮接旨。
朱由檢頭一次給出了時間表的概念，目的就是以嚴格規范的制度來提高大明官吏的辦事效率。
其實自漲薪的新政實施以來，京師各個衙門的辦事效率已經與從前有了天壤之別。
在自身利益得到巨大實惠的刺激，以及吏部、都察院、錦衣衛的嚴格監督下，大明官場上那種慵懶散的風氣得到了徹底改善。
尤其是各衙門中具體辦差的中下級官員及不入流的書辦吏目，生活狀況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多數人由生活窘困變成了富裕的中產階級，這種做夢也想不到的改變激發了絕大多數人的工作熱情和態度。
在講究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的過去，當別人給了你巨大的好處，而你卻沒有做出相應回報的行為是被世人所鄙夷的，就算其家里人也不會對此表示寬容和理解。
而且內閣已經行文宣示各地官府，只要各地上呈公文言是獲朝廷批復回應者，無論涉及人財物哪一面，待所報之事完結之后，必須以詳細的公文向朝廷報結，將事情的處置過程與結果做出全面的說明，這些來往公文函件將全部存檔以備查用。
而朝廷在收到地方奏報后，會暗中派出御史、錦衣衛查驗地方官府所報情治是否存在隱瞞實情的情形存在，一旦發現有欺上瞞下之舉，涉事主官一律就地罷職，若其中有徇私枉法者，將由錦衣衛押送入京，交由三法司會審定罪。
一股以上帶下、以點帶面、監管到位、處置嚴厲的官場新風氣，正逐漸在大明各地官府中開始形成和蔓延。
盡管有相當大一部分官吏對此極度不適應，并且暗地里怨聲載道，但一種強大的趨勢一旦形成，就絕不會輕易的發生反轉。
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身在其中，也只能在這種大趨勢的推動下不由自主地被動前行。
在高額收入與丟官去職的雙重作用下，大明的吏治正在慢慢向著好的一面扭轉。
“啟奏圣上，臣有事要言！”
說話的是首輔溫體仁。
“溫卿有言盡管奏來！內閣施政新風令朕激賞不已，此等一切卿當居首功！”
朱由檢笑著夸獎了這位老臣一句。
內閣新政其實就是由溫體仁提出并主導展開的。
對于這種有可能會得罪很多人的新舉措，王應熊與張至發采取了不支持不參與的態度，而溫體仁的施政方案則是得到了朱由檢的強力支持。
溫體仁為了給溫侃打開晉升通道，現在也是無所顧忌了。
他心里清楚，等再過幾年自己致仕后，次子的前程就全指望皇帝了。
雖然當了十年的首輔，但自己在朝野中名聲并不怎么好，指望別人罩著溫侃是不可能了，只有緊緊抱住皇帝的大腿才是最正確的選擇。
他當然知道皇帝有銳意圖新的心思，現在的一切都是拿著眼皮底下的衙門當實驗，在總結得失之后，將來肯定要全面推行。
所以，在參考皇帝施行的京師衙門新政的基礎上，老溫搶先順勢將加強版的新政推了出來。
不出所料，自己的這個舉措得到了皇帝最大程度上的認可，現在要是論起群臣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溫體仁自信，自己絕對是穩穩的排在了前三名之內。
“啟奏圣上，有感于朝廷新政實施以來，各地往來公文愈加頻繁、各地官員調動升遷頻仍、新科進士、國子監舉子即將赴任之情勢，臣建議于京師復設會同館，并于四方復開水馬驛，以便于公文傳送、遞送使客、官員卸任上任、轉運軍需、大明各業界人士傳遞信件物品等等事項。現今大明境內匪患大部消除，四境之內來往商賈行人數量劇增，朝廷應當為其提供適合之食宿之地，免其風餐露宿之苦，故此方有臣之所議！”
所謂的水馬驛指的便是水路和陸路交通上的驛站，其中主要以陸路為主。
驛站自古以來便為歷朝歷代帝王所重視，一個新的王朝建立后，往往不遺余力慶祝大量人財物力開辟和整飭驛站，用以保障朝廷政令的暢通，以及地方事務能準確及時的傳遞到中央。
自太祖登基之日起，便將驛站的設立作為軍國機務最緊要事務之一，于全國水陸要沖之地開設了驛站，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將驛站開設到了大明全境，而各地驛站在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發揮了重大作用，成為了大明官方信息傳播的主要途徑。
一說起驛站，朱由檢腦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現出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李自成。
歷史上的崇禎三年，這具身體的本主下令裁撤全國三成以上的驛站，這才導致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橫空出世。
銀川驛馬夫李自成被下崗了，于是乎，李馬夫走投無路投奔了所謂的義軍，繼而“奮臂大呼，九州幅裂”。
當然了，現在的李馬夫正如喪家之犬般馳與塞外，正在和蒙古同胞“打”成一片，再無機會顛覆大明江山了。
朱由檢當然知道驛遞的重要性了，驛路通，國家強；驛路滯，國家衰。
驛遞的興衰是中央政權興衰的征兆，此話確為至理。
在過去的歷史中，每當一個國家政權無力支撐驛遞的存在時，就說明這個王朝財力已近枯竭，離崩塌之日已經不遠。
歷史上的大明就是嘴典型的例子。
為什么驛遞的興衰會如此準確且敏感的反應王朝的興衰呢？
原因很簡單。
一個字：銀子。
三個字：很多銀子。
在交通極度不便的當今，驛遞太費錢了。
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拿朝廷的邸報傳遞來說吧，從京師將邸報傳遞到近在咫尺的宣化驛，單單這個，每月就需花費一兩銀子。
可想而知，若是將邸報傳遞至數千里之外的地方，需要花費多少銀錢。
崇禎三年，皇帝下達裁撤驛站的圣旨后，僅僅一年過后，太倉便節約了六十八萬兩銀子驛遞支出，那才是裁撤了三成的結果。
有此可見，驛遞的每年的費用到底有多少。
而邸報傳抄發送只是驛站所負擔的事物中最為簡單的一項。
但朱由檢知道，就算花費再多，驛站也必須存在。
因為在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過程中，驛站驛遞發揮著舉足輕重地重要作用，也可以說是一種無可替代的存在。
溫體仁的提議非常合情合理，甚至可以說實屬老成謀國之言。
站在首輔這個高位的老溫清醒的認識到，若想要將朝廷的新政推廣到大明各地，驛站驛遞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且也是朝廷控制地方官府最為便捷和直接的通道。
朱由檢自然懂得這個道理，他甚至知道，很多處于要害位置的驛站中，有些驛卒本身就是錦衣衛的密探，這些便裝密探會將很多重要的情報匯總后上報到京師，以卑微的身份為這個國家貢獻著一己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