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北面事務，大漢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軍事攻勢雖然停止，卻大搞政治攻勢與經濟攻勢，針對于諸多的少數民族，劉承祐特地成立了一個衙門，理藩院，由陳王趙匡贊負責諸族的延攬管理事務。
東北方向，由于道路阻隔，交通控制，再加遼國有所防備，雖然同室韋、女真、奚人、渤海等族有所聯系，但規模終究不大。
而朝廷的重心，主要放在同高麗國的交往上，這三年間，雙方往來密集，政治上的聯系日趨緊密。高麗王王昭，對朝廷十分順服，幾番遣使入朝，進貢學習，并延請朝廷派人指導其制度建設。對此，劉承祐派了不少博士、僧侶、道士東渡，當然也有些官吏。
這幾乎是一場政治扶貧，自從平定叛亂后，高麗王權威大漲，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再加上，扯著大漢的虎旗，其改革已大見成效。等到乾祐十五年，高麗國已是內部矛盾得到控制，功臣、貴族的弊病得到改善，王權得到強化，國力也逐漸邁向開國以來的頂峰。
對于高麗國的情況，劉承祐也有所關注，就劉承祐本心而言，或許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然而，個人情感終究不能影響到國家大略，針對遼國，高麗是劉承祐選擇的一個得力盟友。再加上，此時的高麗國，對大漢也足夠恭順，并且在對遼之事上，早已取得共識。
另一方面，則在于經濟利益，兩國之間，每歲通航的海船達兩百多艘，兩國貿易開歷年之最。從中，大漢獲取了不少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的銅料自高麗輸入。
而在與高麗的交通之中，更東的日本也得到消息，開始組織使者，朝覲中原。
相較于東北方向的平靜，西北的局勢，則要更復雜一些。首先是定難軍，自李彝殷被扣留在東京后，其內部果然產生了分裂。
明眼人都知道，李彝殷是被朝廷強留的，但是，并沒有造成定難軍上下同仇敵愾、共度時艱的局面。一方面源于朝廷的政治攻勢，一方面也因為定難軍內部的矛盾，很多人都有意采信李彝殷是留戀開封浮華而舍棄夏綏，不愿西歸，在開封享福。
起初，李彝殷在進京前，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而事實上，這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李光睿也確實掌控了定難軍軍政大權。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也就出現了，出在拓跋李氏內部。僅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理由，就可以拿來攻訐，再加上選擇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來打擊其威信，如此一來，矛盾日益凸出，到乾祐十四年，李光睿已經無法徹底控制局面，定難軍形成了事實上的分裂。
首先是遂州節度使李彝全，不奉其令，并向朝廷上表，彈劾李光睿，竊取帥位，圖謀不軌。緊隨其后，是銀州刺史李光儼，雖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卻也有疏離態度。
至此，定難軍所轄四州，真正聽命帥府的，只有夏宥二州，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也只有夏州了。于定難軍而言，更艱難的，是節度使還遠在開封。
定難軍的分裂態勢，固然有盧多遜在背后挑動，推波助瀾，但根本原因，還在于其內部矛盾。而其矛盾根源，也在于節度世襲。
拓跋李氏的崛起，關鍵在于李思恭，那是黨項定難軍的奠基人，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個多世紀，在很多黨項人心中，其威名猶在。
然而，李思恭死后，以其子少不更事，承繼節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諫。李思諫死后，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繼位，但又因兵變被殺，帥位落入李仁福之手，屬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脈，一直到如今。
李仁福后是其子李彝超，直至李彝殷，從其世系流轉就可知，定難軍的傳承隱患很大。李彝殷若在，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足以彈壓。
然李彝殷不在，李光睿一則威望不夠，二則無朝廷敕書，老輩的事情，歷史的遺留問題，就都可以拿出來說道了。
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礎足夠深厚，否則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業都是問題，很有可能在反對者的力量下被驅逐。
事實上，盧多遜就曾匯報，遂州的李彝全聯絡他，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驅逐李光睿，使夏州真正歸附朝廷。然而，其小心思，哪里能瞞過朝廷，給出的反應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當然這也算表明態度了。
對于定難軍如今的形勢，就朝廷而言，已經滿意了，內部分裂紛爭，卻也沒到同室操戈的地步，這樣的情況，實在是完美。
事實上，倘若定難軍真的內戰了，于當下的大漢而言，反不是好事，那很可能影響到整個西北局勢。不過，他們也暫時沒有內戰的基礎，外有朝廷的把握，內部則是夏綏銀三方互為牽制。
而一旦有先動者，又很可能引起公憤。定難軍的分裂，始終局限于其內部，而其他黨項部族，少有參與，都是默然坐觀，而是在積極與朝廷所控州縣交易。
去歲夏，苦于內部難寧，爭端不休，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后身份，向劉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夠放還李彝殷，還夏綏百姓以安寧，他愿自己赴京，做質子。
對此，李彝殷“主動”回了一封信，說他在東京待得很好，年事已高，精力不濟，正當安享晚年，讓他善掌夏州軍政。其后，朝廷便下了一道制書，正式扶正李光睿，以其為定難軍節度使。
這道任命，算是給了李光睿名分，但已經分裂的拓跋李氏，卻再難回到當初。也因為朝廷的手段，李光睿心中憤懣，對朝廷日益不滿。
而在定難軍內部紛擾不斷之時，其南面，卻有一個吃瓜群眾，高紹基。到乾祐十五年，高紹基對延州的統治，已然名存實亡，高紹基雖然仍保留著節度使的名號，但軍政實權已然被朝廷所掌控，樞密院派了個名叫曹翰的將領主持延州軍事。
而高氏一族，也陸續遷到洛陽，高紹基也兩次向劉承祐請命，希望能回朝任職。
黨項事務之外，朝廷對隴右、河西方面的開拓，也在持續進展，與回鶻、溫末、吐蕃的交通往來愈加密集。褒國公王景，在此前西拓的基礎上，繼續西進，重新把蘭州納入管理。
蘭州以西，繼續遣人招撫，因為拓地兼撫戎之功，王景在乾祐十四年，正式由渤海郡公的晉爵褒國公，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歲，可以說，其晚年基本都奉獻給了大漢在西面的事業。
至于同大漢聯系已深的涼州，在多年的鋪墊下，也由中央派遣了幾名官吏前去，進行管理。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壯大，冠絕溫末諸族，原本是有所忌憚的，所幸其還算老實，沒有為此設阻，走那取死之道。
到乾祐十五年，大漢的勢力，已徹底推進到河西地區，影響遍及河西走廊。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響則是，在這種回歸式的拓展過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歡迎的，西北的諸多部族中，多了不少敵視的目光，反對的聲音。
而控制甘、肅地區的甘州回鶻，在大漢的這種擴張勢頭下，也表現出了濃濃的忌憚。也就是大漢的腳步比較穩當，采取的也是溫水煮青蛙的手段，經濟利益在前，政治手段隨后，再有軍事實力威懾，方才沒有大的動亂。
當然，隨著盧多遜及諸位將吏關于各項西北事務的匯報，在劉承祐心里，也已勾畫著一幅藍圖。西北地區，在將來還是需要整改的，在重返河隴乃至西域的過程中，懷柔是必須的，但不能作為唯一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