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說，劉旸對諸王并不是那么地忌憚，如今那些弟侄，可都是晚輩，不管是功勛卓著者，還算老成持重者，抑或是跋扈氣盛者，都不具備挑戰他的資格與實力。
乃至太和樓密會，也不甚要緊，即便諸王鬧騰，在京城也不可能翻了天。同時，諸王眼下雖然“同仇敵愾”，但其利益訴求實則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有根本上的區別。
如早已封國的安東、饒樂、林邑，與才分封不久具備一定軍政基礎的安西、康居、北庭，以及南洋仍舊處于草創階段，甚至是只占個名義連基礎的征服工作都沒完成的臨海國，他們亟需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安西、安東乃至林邑國都算是飽漢子，不管朝廷對封國政策怎么調整，只要不直接從他們身上割肉，對他們影響都不會太大，憑借著同根同源的身份，以及世祖皇帝劃下的政策優待基礎，他們有的是辦法從國家獲得好處，只是改變一番吃相罷了。除非朝廷不顧忌影響，撕破臉皮，徹底斷絕了關系，否則永遠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近地諸侯國寄生帝國吸血的情況。
如饒樂、康居、北庭三國，則是處于半饑不飽的狀態，他們都有朝廷長達十數年的經營積累，具備封國的基礎。
雖然他們本能希望繼續獲得朝廷的輸血支持，希望從帝國討得好處，但朝廷真斷了供，還是能過下去的，倘若真有生死顛覆之危機，朝廷總不會坐視不理的。
何況，早在世祖皇帝統治末期，就已經在做類似減省朝廷輸耗的調整了，這也并不是很難以理解。如安西、安東就早在做自我調整了，魏王劉旻在安西掀起的滅教與營所制改革就是為了應對朝廷政策改更。
相比之下，還是新封的南洋諸國，更無法接受呂端那番倡議，遠涉重洋，天塹般的阻隔，如果要從封國上減省國力損耗，首先便是南洋戰事。
到雍熙元年，南洋戰爭已經徹底成為大漢在對外擴張上的包袱，數萬海陸大軍，在數千里外的蠻夷荒島上進行滅國之戰。
如此開歷史之先河的壯舉，也意味著無法想象的、難以承受的代價，那就是繼安西之后，帝國龐大軀體上又一汩汩冒血的出血點。
說起來，開寶時代于大漢帝國而言，就是一個大擴張時代，在世祖皇帝為核心的帝國朝廷推動下，無數大漢兒郎披堅執銳，向四海八方進行征服活動。
而從結果來看，大部分是虧損的，尤其是安西地區，流血十萬家！吐蕃與西南地區，由于土司制的推進落實，已經在現實條件下極大地節省朝廷財政支出，基本上是中樞與劍南道一家出一半，就足以維持局面了；
山陽、漠北方向則是中原帝國對北方邊防的固定投入，這一塊是省不了的，同時隨著漠南畜牧業的持續開發，對漠北契丹的影響加深，朝廷在北邊也已能看到來錢。
畢竟，來自草原地帶的牛羊馬駝等牲畜在大漢是十分受歡迎的，尤其是羊肉，上至達官顯貴，下及販夫走卒，都格外鐘愛，而羊毛則未大漢蓬勃發展的毛紡織業提供著豐厚而穩定的原材料……
東北地區，則有開寶北伐的大筆余澤，當年為滅遼國，朝廷準備了海量的軍事資源，幾乎空竭國力，到安東建國都還享受著那份遺澤。更為重要的，是安東有一個性格堅韌且放得下身段在那苦寒之地苦心經營二十載的秦王，在其努力之下，安東國對朝廷的依賴性在這些年實則大大減少，當然能從朝廷獲得好處那還是得拼命爭取的。
相比之下，別看海外貿易興起三十年了，“下南洋”的口號也喊了十幾年，但在南洋的經營上，朝廷始終是矜持而謹慎的。
誠然，海軍遠航，攻取良平島……朝廷也實實在在地做了一些事，但無法忽視的一點，在海外拓殖上，中原帝國實在是一個新手，一直到前些年世祖皇帝決定南洋封國，才開始不計代價投資。
南洋戰爭雖然整體順利，但到如今，大漢對于南洋三島也只是處在一種勉強控制、基本統治的狀態。比起安西三國，南洋封國實在難談底蘊，世祖皇帝駕崩前的分封詔書，也基本停留于詔文。
在這樣的情況下，朝廷要撤了，不玩了，要召還南洋大軍，南洋的諸侯王們如何能夠接受！雖然態度與形式上依舊會保證世祖皇帝詔命的執行，但打折扣的執行，與不折不扣之間，實在有莫大的差距，關鍵一點，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如何保證封國的正常建立與運轉。
最悲催的當然是臨海王劉文海了，他的臨海國才真正停留于口頭上，畢竟緬甸地區也是有主的，那蒲甘國也還處于一個上升期。而劉文海，除了世祖皇帝的封國詔書，以及在云南訓練的三千甲兵，什么都沒有，即便劉文海自負才情，也沒狂妄到憑那三千甲士就能橫掃蒲甘、直通等緬甸大小邦國的地步。
當然，繼承晉王遺澤后，劉文海的實力是成倍的增長，當年隨劉晞駐吐蕃的三千近衛，也被賜給劉文海了，以及劉晞幾十年積累的人物力資源，憑著這些，足夠劉文海在緬甸興風作浪。
但若要提高成功率，還是需要朝廷堅定而充足的支持，因此，比起其他諸王，臨海王劉文海才是對呂端之議最為不滿的，當然，也更容易滿足。
也正因為諸王之別，易于分化，皇帝劉旸方能穩如泰山，從容應對。然而今夜慕容德豐的進言，還是帶給了他一些新的思考，初登帝業，大權在握，難免得意，讓他在某些事務的決策上，少了警惕，甚至忽略主次矛盾。
諸王當然無法挑戰他的帝位，但他們聯合起來，卻能動搖他的權威，在登基不久的當下，朝廷當然是以穩為先，等徹底過了這段過渡期，不管有什么問題，都可以更為從容地面對。
不管他對呂端這個開寶老臣有什么看法，這終究是他親自抬上來的大漢首相、尚書令，在短時間內是必須要維護支持的，否則“新皇詔制”還有何權威可言，他對大漢上層權力的架構還沒穩定就受到強大沖擊，于公于私都是不利的。
當從這個角度分析，劉旸甚至產生了一些懊惱的情緒，雖然繼位以來，他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克制、謹慎，要保持一貫的沉穩、從容，但至尊位上的無限風光，依舊讓他產生了一些心理上的松懈。
所幸，今夜算是及時醒悟了，不論是于國還是于己，穩定都是首要之務，如何消化繼承的皇權，才是他該落實于行動的，而非貿貿然地對先皇之政進行改革，哪怕并不是那么合理，那么有利于中央帝國的權威。
心態一正，劉旸的思維也就更加冷靜、清晰了，在沉吟約莫一刻鐘后，再度開口了：“傳趙王進宮！”
“是！”
雖然不知道趙王劉昉為什么沒有參加太和樓之會，甚至有所懷疑，但從結果來看，劉旸心里還是很欣慰的，打小活潑的劉四郎，如今卻是越發沉穩得力，安分守己了。
而要輕松些解決諸王的鬧騰，除了他這個皇帝親自下場之外，放眼朝內，只有趙王劉昉有這個能力與威望了，再者，他也是諸侯王之一嘛。
垂拱殿內的布置，與世祖皇帝時并沒有太大的變化，最吸人眼球的永遠是張掛在殿中的大漢輿圖，到劉旸登基后，更進一步，除了那一份“皇輿全圖”之外，還添加了幾十張貼有布政牧守要員大吏的道州細圖，幾乎右側半個偏殿都用來掛圖。
而在看圖上，劉旸似乎比世祖皇帝更有興趣，習慣性地進入偏殿，自己掌燈，劉旸找到了《南洋全圖》，默默地研看著，聚精會神，頭腦中則思緒翻飛。
耳邊，則又仿佛回蕩起慕容德豐的那番話：至少，世祖皇帝遺詔，是要盡量完成的，不能落人口實，作為一個傳統的皇位繼承人，在正統性方面，劉旸也有著近乎偏執的堅守，絕不能受人詬病.
事實上，從呂端提議開始，劉旸就知道，必然會引發一場紛爭。甚至于不只是諸王，僅從利益鏈條上看，還包括一大批封國或者擴張政策中得利的一大批勛貴、軍政要員、商民百姓。
在朝中，有一些靠“擴張論”而升職加官者；在朝外，還有無數親身參與到擴張中的官僚與軍隊；而無論安東、安西還是南洋，過去的二三十年，都有為數不少的權貴子弟參與其中；
甚至于裹挾在拓殖浪潮中的底層商民百姓，他們未必真心支持封國，但卻會本能反對朝廷進行收縮、放棄，因為那會侵害到他們的切身利益。
至于屢屢發生在朝廷內部的反對議潮，從根本上而言，還是中央帝國的集權意識作祟，同時，不管是全占全取，還是斷臂封國，都實在太費錢糧國力了。
有一說一，也正是形成了這樣一些“拓殖利益集團”，世祖皇帝幾十年努力的心血才算沒有白費，否則動搖、毀滅之只是一紙詔書的事情。
在幾十年的拓殖經驗積累中，世祖皇帝實則在統治末期方才真正意識到，完全依靠國家投入資源的擴張，是不長久的，也不牢固的，因此才想著分封，想著培養出一批具備實力的擴張派，同時決定將擴張的利益層層分配下去。
甚至可以說，世祖皇帝幾十年的努力，只是在培養一種意識，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
等到劉旸上位，他也有一定的意識與認識，但感到更多的還是疑慮，其中的利害干系，他更多的也是看到“弊”的一方面。
可以說，大漢的封國，大漢的對外拓殖，未來究竟會走向何方，在劉旸這里，就已經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了。
不過，就眼下的形勢來看，劉旸是傾向于“妥協”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祖皇帝那深重的影響了，然而，隨著劉旸地位穩固，那份影響也終究消散，屆時皇帝劉旸又該作何抉擇，或許他自己心里也沒個定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