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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縣的港口一年四季都很繁忙，在秋冬之交的換季時期則尤其繁忙，來自北方諸道州，安東、高麗、日本諸國的商人正陸陸續續地抵達長江口，滿載各地特產的商船幾乎將沿長、松二江的碼頭、埠頭擠滿。
作為常客的高麗、日本商船，實無需多提，有不少都是生產自大漢，過去的幾十年，大漢地造船業是蓬勃發展，橫掃東亞與南洋地區，東南地區尤其說江南道更是全國的造船中心。
蘇、常、潤、揚的造船大廠，訂單基本都能排到幾年后，似高麗、日本能從大漢官商手里搶到一些份額，都是外交努力的結果。
而隨著“炮艦”的出現，其中伴隨著諸多新工藝、新技術的誕生，乃至新理念的傳播，也陸續應用到民、商船的建造上，雖然進度緩慢，但新一輪的造船革新正發生在大漢造船行業中。
而比起過去以官辦、軍辦造船廠為主，在最近二十年，一大批民辦船廠也如雨后春筍般冒出，雖然在后續的發展中倒閉破落了不少，但剩下的都積累了一定背景、實力、資本，不只是生產江河漁船。
多年的搏殺下來，依舊在蕪湖誕生了一家能夠生產大海船的“廣惠船廠”，堪比稱“民廠”龍頭。到了雍熙朝，隨著朝廷對吏治的嚴厲整頓，對經濟民生的大力發展，大漢的造船業也比開寶時代更具活力，也是“雍熙精神”的一種具現。
而比起那些兼具美觀與實用的海船，反倒是那些從安東國東北部地區的“蠻船”，更具異域風情，讓蘇秀商民“大開眼界”。
奇形怪狀，周身補丁，寒酸而破舊，即便已經到了港口，依舊讓人懷疑這真的能經得起風浪的沖擊，更無法想象，這些安東國東北的蠻夷在海上究竟經歷了多少恐怖。
這，或許就是世界第一文明的魅力所在，足以讓無數未開化的野蠻人，都不畏生死、劈波斬浪、前赴后繼地朝著大漢出發，無比渴慕沐浴在大漢文明的榮光之下。
當然，能夠促進白山黑水間的蠻夷部族化渴慕為行動，還是得益于安東方面的努力。過去二十多年，安東的權貴們固然給東北廣大地區帶去了征伐與殺戮，但同樣的，也讓那些處在蒙昧狀態的部族開了視野。
而在那零星幾艘破船到港的表面下，則還有一層背景。過去十年，尤其是安東建國的這些年，安東地區的商業是日趨繁榮。
與早期需要安東政府費盡心思地拉人不同，這些年是安東的權貴、商賈們自發地參與安東的發展建設之中。
安東封國初的那一兩年，安東國從軍政到官民，走了很多人，流失了不少財富，但剩下的，絕大多數都是對安東產生了歸屬感的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安東封國的原因是什么，意義在哪里，卻在封國諸事落地之后，漸漸意識到對于他們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好處。
最直觀的一點，安東還是大漢直轄之都督府時，有事情并不能求到朝廷，朝廷對安東的顧及也不會多全面。但是，在安東國治下，卻是直接受安東王統治，同時也直接受其庇護，兩者之間，顯然后者要更強力、有效一些。
經過秦王劉煦父子二十多年經營后安東國，自給自足，問題已然不大了，尤其在以綏化城為中心的大平原上，甚至還有盈余。
但是，想要過得更好，還是離不開朝廷的支持。只是這種支持，隨著中央政策的調整，從當初的直接輸血供給，變成了貿易扶持。
事實上，哪怕到雍熙四年的當下，安東作為大漢封國，從國家運轉的的各方面都呈半獨立狀態。
安東上下仍需要大量來自母國的鹽茶布瓷器以及各種安東稀缺的物資、工具輸入，與過往不同的是，如今任何東西都需要交易與交換。
這樣的情況下，安東國反而是在經濟上更具活力，當然這種活力是建立在與南方道州的商業交流上的。
在安東從事“外貿”的權貴與商賈很多，來自安東的大豆、細糧、原木、皮貨、藥材等商品，在大漢從來都是受歡迎的。
很長一段時間里，安東的商賈主要與遼東、燕山北道進行貿易，至多輻射到燕南、兩河，但范圍并不廣。
不過，隨著歷時七年多的“綏遠——率賓府”陸路的開通，安東國也開始有了一個可以穩定利用的出海港口。
籍此，安東的商品便開始銷往更遠的地方，高麗、日本二國自不用提，江浙閩粵也不再是遙不可及。
而對于安東國內的大小部族來說，他們的皮貨、藥材產出，基本只能通過那些商人、行會販賣到城市、“出口”到高麗大漢，以換取所需物資。
然而這個過程，必然要被那些商賈與行會刮下一層皮，且越是偏僻的部族，受到的剝削越很。一張在大漢上流社會中價值上千貫的紫貂皮，或許只是收貨的商賈用一袋鹽、一匹布、一個鐵鍋換的.
其中巨利是足以讓人瘋狂的，因很長時間以來，諸多白山黑水的部族，都飽受著漢人權貴、官商的壓榨與剝削，除了完顏、達盧古等在開寶北伐過程中對朝廷有所建樹的女真部族還有點議價能力，其他部族，有一個算一個，都只是安東繁榮的養料。
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的那些女直部落，漢軍、漢商足跡遍及之處，要么接受文明世界的“饋贈”與“善意”，要么就沉淪于深淵。
這樣的局面，長久地維持下來，必然是會出現問題的，壓迫帶來反抗，便是對處于文明邊緣的野蠻部落也是一般。
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安東的部族們也不再像過去一樣處于封閉的原始社會中，不說開眼開世界，對安東總歸有一層新的認識。
于是，就出現了這么一部分人，在與漢人漢商的交流中，在意識方面出現了一定覺醒，不再愿意受漢人中間商的剝削，試圖直接與購買者取得聯系。
這樣的過程，顯然不是容易的，也必然伴隨著狂濤巨瀾，乃至腥風血雨。而能成功乘船抵達數千里外的上海港的人，都能用勇士來稱贊之，要么就是氣運逆天。
即便在各國航海者的眼里，這些愚蠢的野蠻人就是無知者無畏，那等破船也敢下海，還敢遠航。但是，他們的貨物，還是很受歡迎的，不管是各類皮貨還是人參、鹿茸，在大漢市場上都是緊俏貨色，基本用不著半天的功夫，所有貨都被一掃而空。
并且，完全不帶還價的，比起其余北方各地來船，下貨可快得多。而交易雙方，在完成交易后總是忍不住生出類似的感慨。
來自安東國的夷民會暗罵，可惡的奸商，竟然以壓縮十數倍的價格收他們的毛皮，簡直比山里的大蟲還要兇狠；
而收貨的商賈、貨棧同樣會是罵罵咧咧的，該死的奸商，竟敢哄抬十倍的價格出貨，簡直比河里的水蛭還要貪婪.
少了中間商賺差價，雙方都滿意了，喜笑顏開，而作為第三方的那些安東行商們，眼睜睜看著這一幕的心情，那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就連這一次他們帶到江南的皮貨、人參，可能都不好意思再喊過高的價了。
雖然只要出貨，依舊是賺的，但是沒能賺得更多，那就是虧，于是，有幾家常年跑“率賓府—秀州（蘇州）”這條航線的安東大商聯合在一起，就此事進行商談。
此前，在北方就已經有夷民避過他們的網絡，私自到遼東邊市、率賓府賣貨，但規模都不大，并且那些貨最終很大可能還是落到他們手里，提的價格也就當是給這些夷民的“運費”，因此還不值得過度注意。
但如今不同了，竟然讓這些蠻夷鼓搗出船來，還一路跑通航線，鉆到江南來了，這如何能忍，這不是在“偷”他們的錢嗎？不管在安東，還是到大漢，商稅可都不輕，他們已經很不容易了！
若不加制止，長此以往，這條財路豈不是斷了，安東能打的也就這幾樣商品，絕對不能放縱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蠻夷！
于是，一場由商業利益驅動的，針對安東國東部山海地區蠻夷的打擊計劃，由此開了個頭.
從后續的發展看，這絕對是大漢商業史上的一次“經典操作”，雖然并不是發生在南洋地區那般遠的地方，但依舊是對大漢幾十年拓殖運動的一次深刻詮釋。
就在此后三年的時間里，安東東部蠻夷部族，被破家滅族者，達上百家，幾萬人淪為苦力，安東王府則趁勢以極小的代價，提高了對東部臨海地區的開拓度，安東國內的人口結構都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而以安東貴族為核心，官商為羽翼，進一步統一了安東國內商品資源。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對境內夷部、乃至漢民的剝削上，只是后者作為真國民，相對較輕罷了。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進一步提升對國內掌控力的同時，安東國內的階級矛盾也在加重，來自部族民的反抗活動也在不斷增加，但都在安東王劉文淵的強力或者說殘酷打擊下，灰飛煙滅，發展到后期，安東有許多世居當地的部族，徹底消失了.
安東國內未來的風云暫不多表，回到上海港，有來者，自然也有去者。在北方客商不斷南來的同時，從春夏之際自南面北來的商船，在交易完成，備好貨物后，也陸續拔錨起航，準備順著季風踏上回歸的旅途。
這些商船之中，除了漢人之外，以南洋封國以及天竺、大食人居多。至于曾經也算南洋航線上主角的土著商隊，也在大漢對南洋諸島的分封過程中成為了過去式，要么成為漢族的附庸，要么直接破滅，或者淪為海盜。
最值一提的，或許還得是大食商人了，即便發生了殘酷的“廣州之變”，但在幾年后的雍熙朝，他們又陸陸續續地從金洲海峽穿過，經良平港周轉北上，到大漢本土來做生意。
沒辦法，利益的誘惑實在不淺，精美的絲綢、瓷器，暢銷的茶葉，只要拉回去，就能行銷整個中西方世界，賺取海量的利潤。
因此，不管大漢在宗教政策上有多嚴格，對外來宗教態度有多惡劣，他們還是劈波斬浪地來了。
最多，到東方之后，去掉頭飾，藏起信仰，對于跑船的大食商人來說，還是金錢與利益更親切些。更何況，那位傳說中的掌握著世間生死偉力的“暴君”已經駕崩了，新繼位的可是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
于是乎，大食商人又行了.
不過，千帆競渡的場面雖然壯觀，對于初抵上海縣，還未理清頭緒的曹永一行人來說，卻來不及觀賞了。
他們幾乎迷失在這座崛起時間并不長的商業之都中，甚至一度有種鄉巴佬進城的錯覺，要知道，他們可是來自京畿，在見多識廣方面，是絕對自信的。
當然，不管是城市規模還是管理，京畿都不可能是此時的上海縣所能比的，只不過這里的商業氛圍實在太濃厚了，又不像東京那邊始終有政治強權在上面壓著，這里似乎才是大漢商人的天堂。
各種帆船是兩江（長江與松江）最好的裝飾，水道上最忙碌的是那些導引船，貨物到港之后第一件事便是辦理停泊及稅費登記，如螞蟻一般的力工搬卸著貨物
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四處奔走，仿佛慢一秒就會丟掉生意一般。
沿松江兩岸鑲嵌著大大小小的碼頭，沒有一處停罷，岸邊是連排成片的各類建筑，以磚石、磚木結構為主，看著既干凈整齊，又結實耐用
一切的一切，既新奇，又震撼，又那么瞬間，曹永甚至產生了投身在這座港口城市一般，大漢帝國竟然還有這樣的地方，這是與威嚴京畿完全不一樣的壯觀。
當然，對于外鄉人尤其是第一次來的人來說，這種表面的震撼與誘惑，就已經足夠了。
曹永等人運氣比較好，他們還“有幸”地見識了一場械斗，就發生在松江南岸的甲字十六號碼頭上，一群頭纏紅巾、如匪如盜的漢子坐船闖了過來，手里拿著武器，對碼頭上的力工見人就砍，逢人便殺。
十六號碼頭這邊也不甘示弱，很快便從倉場、貨船上跑出幾十個人過來支援，也是手拿武器，各個兇狠。
雙方得有兩百來號人，砍得倒下一大半，方才在聞訊趕來的水兵、巡役的控制下停下爭斗。然后，兵器被收繳，領頭的人被差役帶走，剩下的人則各自料理傷員.
這樣的血腥的械斗，對于來自京畿的曹永等人，是既震撼，又驚悚。都說江南水鄉，風花雪月，怎么斗起如此狠辣，若不是眼前的繁庶之景，曹永甚至懷疑自己到了一個刁民遍地的偏遠之所
這樣的械斗，顯然不是第一次，從水兵、差役那熟練的控場手段與高效的處置，以及周邊地方雖然關注，但習以為常的表情，就可窺一二了。
畢竟是常年在京中行市奔走的牙郎，震撼之后，曹永也就意識到了，就像京城里一般，在那喧囂繁榮的背后，在朱門權貴目不斜視的陰溝暗角，有太多殘酷、罪惡的東西
而發生在松江大大小小的械斗，除了碼頭上討生活的幫派勢力斗爭，往大了講，甚至可以說是蘇、秀二州之間的角力。
松江流經蘇州，注入長江而入海，而下游松江一段，正是蘇、秀二州的州界。
從海外貿易興起，到朝廷設立上海務，再到松江沿岸的大發展，利益越來越大，所引起的利益之爭自然也越來越爭斗。簡單地講，蘇、秀兩州都想將松江之利攬入自己懷里，獨占其利。
秀州這邊認為，蘇州已有長江之利，不應該再貪圖松江，曾提出，要么將松江下游地北岸的土地劃到上海境，要么蘇州不在北岸開辟商埠、碼頭.
然而比起秀州的算盤，蘇州的胃口可要更大，直接建議兩州合并的，把秀州劃給蘇州。
這個建議，道司那邊當然不可能同意，首先金陵那邊就強烈反對，江南諸州，一個蘇州就已經很能打了，還要把秀州吞了，盡占兩江之利，置我堂堂首府于何地，想得太美了。
很多時候，矛盾只會愈演愈烈，蘇、秀之爭便是如此，從水利、港口之利，后來又漸漸演變成產業之爭。
秀州棉產業的崛起，首先對蘇州的傳統紡織印染業產生巨大影響，另一方面，蘇州的棉紡織水平也不低，產業也相當龐大，同樣有大量商民壓在上邊，你秀州要做江南棉業中心，蘇州豈能坐視不理。
而這種爭斗，當然不可能停留于口頭上，很長一段時間內，兩個官府意志，兩股商業意志，相互角力，陰謀詭計，明槍暗箭，是層出不絕，演變到最后，在沿松江一線，上千人的械斗都發生過。
一直到當年壽國公李少游到任金陵，又爆發了一場械斗，蘇州棉商的一些打手，甚至去燒毀人家的棉場，造成了大量死傷。李少游在了解前后情況后，立刻介入，對兩州從官場到商場之爭進行調停。
李少游并沒有直接進行利益劃分，而是讓雙方自己談，必須談出一個結果，他的威脅則直接針對兩州長官，談不攏，他們官帽子也就別想保住了。
于是，在李少游的強大壓力下，方才達成了一個“松江協議”，約定共享松江港口之利，同時雙方各自成立棉行，各自約束，禁止燒殺打造等惡意競爭手段等等。
簡單地講，這只是一份“休戰協議”，不過，從那以后，那種毫無底線，影響產業發展的暴力競爭，是被禁止了，再也沒有發生。
但是，圍繞著松江的利用，在迎客、攬貨、稅收諸事上，各種沖突依舊存在，小規模的械斗依舊不停。像曹永一行人見識的發生在十六號碼頭上的廝殺，也只是中等規模。
萬商云集，車馬輻輳，繁榮而忙碌的松江河底，不知埋葬著多少不知姓名的冤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