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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十年夏五月，上海。
松江之畔，在一片讓人耳目一新的磚木混合建筑群間，一座占地頗廣的五層“漢樓”拔地而起，新氏的磚木混合結構，糅合著傳統的雕飾風格，共同砌就了這樣一座威嚴大氣的樓廈。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大漢帝國方方面面都在發生變化，關乎到所有人衣食住行的土木建筑行業自然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變化，大抵在于從傳統木制建筑向磚木混合建筑風格的轉變。
當然，這樣的變化，除了從外洋吹進來的風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建筑材料上的大發展。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磚廠、瓦窯，如雨后春筍般涌出，各種材質、各種造型的磚瓦被大漢的商人與工匠們研制而出，極大地豐富了基礎建材內容。
新理念與新材料的大發展，帶來從設計到施工的整體變化，再加上朝廷在背后的鼓勵支持，農村地區不敢說，但在城市之中，越來越多的新建筑開始采用兼具美觀與實用的磚木混合結構，并且“含磚率”是越來越高。
而這種新氏磚木建筑，也有新名稱，有人稱之為“洋樓”，而漂洋過海而來的外商則稱之為“漢樓”，后者的流傳度顯然要高一些，也更容易為滿腹自豪感的大漢官民所接受，就連“宣報”這樣的官報上，時不時對磚木建筑的宣傳中，都明確地提到諸如“漢樓”、“新樓”此類的字眼。
而矗立在松江之畔的這座五層建筑，就是標標準準的漢樓，在建筑設計上也格外用心，格局大氣，細節精致，突出一個堂皇威嚴，讓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一棟“官樓”。
從動工筑基開始，已經過去幾個月的時間，落成的大樓，早已清晰地呈現在上海士民眼前，如今也只差最后一步了。
這么一個向陽的好天氣，一場揭幕儀式正在進行，場面相當隆重，不只是周遭州縣主要官長親自到場，在上海港經商謀生的大漢商民以及駐港使節、外商都云集于此。
尤其是那些從事外貿、海貿的內外商人，更是面露喜悅，兩眼放光，直勾勾地盯著正門前那道被紅綢遮蓋的牌坊，眼神中是幾乎溢出的熱切，恨不能親手將之揭開。
顯然，能夠引得整個上海都聞訊而動，絕不是簡單的一座官樓的投用儀式，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東西。
一通敲鑼打鼓，一場舞獅助興，伴著一陣鞭炮齊鳴，隨著紅綢落下，這座漢樓終于露出最后的讓人期待已久的廬山真面目：大漢海關江海稅務司。
這是一座海關大樓！
隨著江海關稅務總監王欽若一番熱情洋溢的發言，在熱烈歡聲中，大漢江海關大樓正式投入使用，也意味著大漢的對外貿易史，由此翻開了一頁嶄新的篇章。
關于大漢海關制度問題，實則一直都有討論，早在開寶年間，就已經有人提議了，只不過既得利益者太過強大與頑固，改革的聲音被死死壓制著罷了。
然而，沿襲自大唐并在大漢帝國發展完善，并經歷了幾十年輝煌歲月的市舶制度，在大漢帝國主動走向海外，在世界風云變幻莫測的局勢下，也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舊制度的廢除，緊接著誕生的是一套全新的海事、口岸及稅收管理制度。
相比于在大漢盛行了幾十年的市舶司制度，在新海關體系下，官府不再親自參與對外貿易買賣，而是全面放開，向“專業化”發展，朝廷設立專司，專注海事及稅務管理工作。這樣的變化，對于全國內外從事外貿，吃海貿這碗飯的商民來說，不啻于一道福音。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市舶司制下的對外貿易，都是受到官府強力管控的，商品的進出口，都需經過各地市舶司進行轉手，而每一道轉手，市舶司當然能從中撈一筆轉手費，對內外商人來講，這是正稅之外的又一項成本。
發展到幾十年后的雍熙朝，隨著大漢對外拓殖的不斷深入，并且取得成果，海事貿易的規模仍在不斷擴大，但幾乎所有人都察覺到，市舶司的制度已經對對外貿易產生了阻滯作用。
當然，那一套市舶制度，早在開寶后期就已經松動了，不斷膨脹的外貿規模，直接沖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而利益鏈條上的饕餮們，也想方設法地鉆空子，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如此又導致走私、漏稅等等問題。
但即便問題重重，廢除舊市舶司，建立新海關制度，依舊走過了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其中，不只是依附于市舶制上那部分官商的拼命維護，最重要的還是大漢上層，準確得指財政司舍不得市舶司制下那豐厚的進項，壟斷的生意從來都是最賺錢的，也最讓人難以割舍。
因此，面對里里外外的怨氣，以及層出不窮的問題，過去的這些年，“市舶派”一邊壓制改革的聲音，一邊遇漏補漏、彌合問題。然而，這終究只是一種掙扎的表現，只是延緩了市舶司制走向崩潰的速度罷了。
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維護，根本問題在于，舊的市舶制度無法滿足日益壯大旺盛的海貿管理需求，這個根本矛盾不得到解決抑或緩解，新的問題只會越積越多，發展到影響外貿的程度，問題已然深重。
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劉旸那里從來不是問題，只要有足夠說服他的理由。但倘若只是國內的海商與外來的客商，即便他們喊破嗓子，只怕也很難真正動搖那根深蒂固的制度，畢竟既得利益集體太過強大，財政司的邊上，還有少府。
但是，當南洋的封國王們，不斷向朝廷提出訴求，指出問題時，那影響就大了。對于舊市舶司制度，那些封國顯然也是深惡痛絕，他們要發展，也離不開與大漢的貿易，而在過去十多年的貿易過程中，自然也深刻地體會到內外海商們被剝削的痛苦。
作為封國，向朝廷提出訴求是習慣性的事情，作為大漢皇室后裔，世祖皇帝的子孫，他們又能直接上達天聽
于是，當各種改革的聲音傳入皇帝劉旸的耳朵，又經過多方的調查研究之后，對市舶司制度的改革，依舊開啟了。這仍舊不是個快速的過程，前前后后拉扯了好幾年，一直到雍熙九年冬，方才正式宣布定制。
為滿足對外貿易、口岸、稅收、緝私等事務管理，進一步促進海貿發展，加強與封國、外國之間的聯系，大漢出臺了《海關管理條制》。
在沿海地區，一共設立了五大海關，自南至北，分別為粵海關、閩海關、江海關、東海關、渤海關，各大海關設總監一職，從三品，海關下分設口岸，進行綜合管理。海關直屬于財政司，總監及下屬各口岸關長由朝廷安排，并配備專門的海關部隊進行檢查、治安、緝私等活動
新海關制度，或許并不是那么地完善，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或許還會爆出更多新的問題，但這種應時順勢的改革，卻有其重要意義，這也是整個雍熙時代下積極向好求變的積極風貌的展現。
而在當下，在雍熙十年夏季的上海，松江沿岸上，僅僅看那些圍觀江海關大樓揭幕儀式的內外商賈的欣喜表情，聽到那震耳欲聾的掌聲，就可知在此項改革上，是如何地得“民心”。
雍熙十年的上海，比起之前，更加繁榮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依舊在持續，人口進一步增加，已然是座超三十萬人的大都邑，吸引著江海所及之處所有客商的到來，至今仍看不到上限。
當然，最大的變化在于，行政地位的提升，如今的上海，即便在的大漢帝國也能名正言順地稱之為“上海市”了，也是在雍熙九年，這片曾經不名一文的鄉下小漁村，成為了大漢第一座“計劃單列市”。
此事的促成，得益于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的大力推動，當初在就任之前，就曾接受過皇帝的面授機宜，到任之后，王玄真對上海、蘇、秀二州之間的情況，又進行了一場深入徹底的了解。
最終經過他上呈中樞，決議將上海這座因對外貿易而勃興的港口城市單獨列出，成為直屬江南道司管理的“市”，而“市長”也成為大漢地方行政體系中的一個新職銜，直接定級三品。稅收上則由中央與江南道共享，采取“二八分成”原則。
至此，為松江、港口貿易之利，你爭我奪，爭得面紅耳赤、頭破血流的蘇秀二州，最后啥也沒落下。
不只沒搶到嘴里，原本護在盤子里的東西還得倒掏出來，經濟實力政治地位結合到一起的新上海，腰桿賊硬，畢竟有中央與道司背書。
于是，在王玄真的支持下，又對上海市轄區進行了一番調整，基本上囊括了蘇秀二州東部的整個松江下游地區，都成為了上海地界，曾經蘇秀二州爭執不下的東西，都被上海一口吞下。
這樣的結果，顯然不是二州能夠接受，最推動過程中，反對、抱怨之聲，直達天聽，但都沒用。在中央權威正隆的情況下，你地方若是敢公然對抗，那是真要掉腦袋的，雖然皇帝劉旸一直在推動法治建設，但帝國的本治依舊是人治，連稅改、吏改都能轟轟烈烈地推廣開來，一個地方的建制區劃，能夠反抗的余地實在不多，也太無力。
何況，還有王玄真代表的江南道司，以及上海牽扯到的一系列新利益群體，他對于“上海建市”顯然也是持樂意見之的態度。
于是，長江三角洲下游地區迎來了一個新格局，一顆面向大海、擁抱未來的東方明星城市冉冉升起。
而這個過程中，最受傷的，毫無疑問是秀州，丟了“上海縣”這個聚寶盆，幾乎砍掉了一只胳膊，雖然還有棉紡這個拳頭產業，但被閹割之后那淡淡悲傷始終縈繞在秀州官吏們的心頭。
相比之下，同樣遭遇損失的蘇州就要好過多了，比起秀州，蘇州的家底顯然要殷實得多，沒了上海，它還有長江之利，境內還有太湖、陽城湖，還有常熟塘、至和塘、白茆浦、七鴉浦等水港可以利用，比起去爭上海，似乎開發自身優越條件才是正途。
而在江海關下屬的各海關口岸中，蘇州一地就占了三處，可見蘇州的“強勢”。
不管出現了多少波折，也不論引發了多少利益的角逐，上海建市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對大漢的城市發展來說，也是一樁歷史性的標志事件，這是一種全新的模式，涉及到一種全新的央地關系，沒有參考可言，卻在事實上代表著一種新時代下的發展潮流，在大漢城市發展史上也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建市，到五大海關的設立，兩者兼具的上海，自然也成為了大漢最獨樹一幟的城市，全國道州，只此一例。
關于上海模式，朝中當然避免不了討論，畢竟太新鮮了，而新鮮的事物也往往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何況，還是在王玄真這么個“鷹犬”鼓搗出來的玩意兒。
一日是鷹犬，終生是鷹犬，雖然已經表現出足夠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王玄真依舊不為政壇主流所接納。當然，如今的王玄真，已經放棄了融入那干功臣勛貴與文人官僚的群體中去，只要受皇帝認可，做個雍熙干臣，足矣。
五大海關，基本囊括了帝國本土所有沿海地區的外貿管理，設立之初，也曾有官員建議，都如上海一般，單獨列市。
但這件事，最終沒能成行，上海特殊就特殊在，依托著已經足夠富饒、開發程度足夠高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長江與運河所及的所有道州府縣的商品資源都能匯聚此處，這是其他海關城市并不具備的條件。而單獨建市，除了加強管理之外，本質上還是朝廷要更大程度地參與分利，朝廷多吃多占，地方自然是虧的。
就拿閩海關所在的泉州來說吧，福建布政使周印銓就曾上表朝廷，說閩地百姓生計艱苦，唯有靠著海貿，方得勉強度日，福州與泉州乃是閩地發展的兩條腿，失了任何一條，就得瘸著走路一番訴苦，實則就是福建道司，對泉州單獨列市的抗拒。
閩海關是朝廷播種，由福建道孵出來的一顆金雞蛋，朝廷已經占大頭了，若是連下蛋的母雞也要拿走，那就太過分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江南道，也不是所有布政使都叫王玄真。
與泉州相類的，自然是廣州府了，粵海關的駐地。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廣州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大漢排名前列的大型城市，萬國貿易港，至少在雍熙十年，其規模都數倍于上海。
然而一個關鍵的問題在于，整個嶺南地區，除了一個廣州府，還能拿出哪個城市來？仔細盤算一陣，還真拿不出能打的。因此，廣州府的存在，還起著成都府在西南地區的作用，需要援濟周遭的窮兄弟，“帶動后富”，為整個地區的穩定做貢獻。
至于北面的東海、渤海二關，則主要針對東北地區及高麗、日本二國，首先從規模上就有局限性，很多二國商人寧肯遠航到上海貿易，另一方面，保守氛圍也更濃厚，暫時也沒有推行單獨列市的必要。
因此，至少在雍熙十年，上海成為了整個大漢帝國最特殊的城市，從建筑風格，到思想理念，從經商環境，到管理模式，都是開歷史之先河，就是在大漢帝國，這座城市也越發魔幻炫麗，讓人難以預測最終會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