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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德明（尚書令），劉繼昌（吏部尚書）、李繼隆（樞密使）、慕容德琛（尚書左丞）、郭儀（兵部尚書）、寇準（遷都察使）、向敏中（遷財政使）、徐士廉（刑部尚書）、王欽若（中書侍郎），這九人乃是端拱元年初時，政事堂的宰相分布，也基本代表著整個朝廷的權力結構分布形勢。
然而，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這個權力結構就支離破碎，這些站在帝國權力尖端的風云人物，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陸續離開，讓出位置，交還權柄。
這是一個君進臣退的過程，整個過程談不上平靜，甚至本身就意味著混亂與失序，但事實上就是，政事堂的更新換代，一直很平穩，平穩到給人一種水到渠成的感覺。這背后折射出的，自然是端拱皇帝低調而強大的掌控能力。
劉繼昌、徐士廉二相公的倒臺及去職勿需再言，端拱二年夏四月，樂平公、樞密使李繼隆病逝于家中，結束了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
李繼隆毫無疑問是大漢帝國軍史上一顆耀眼的明星，開寶雍熙平康端拱四朝元老，時代洪流都沖刷不走他的光芒，而中流砥柱乃是他在康宗朝最恰當的評價。
他有一個不錯的出身，年紀輕輕又受世祖大公主劉葭的垂青，駙馬也沒有成為他釋放光彩、展現能力的阻礙，從戎幾十年，西征北戰，沙場建功無數，少有敗績。
李繼隆一生是平順的，光輝的，燦爛的，功成名就，幾乎沒有劣跡，完全是一個人生贏家的模板，是朝廷著力宣傳的勛貴精英的典范，也是諸多功臣子弟崇拜的對象，即便是那些昏昏碌碌的膏粱子弟，其夢想著也希望活成李繼隆的樣子。
即便少不了人酸李繼隆的出身以及駙馬身份的作用，但誰也無法否認其出色的軍事才干，否則，大漢功臣勛貴那么多，世祖的公主也不少，除了楊延昭外，還有誰達到李繼隆的成就。
生前是完美的，死后，對于這個帝國功勛、大漢樞相、皇姑父，劉文濟也給足夠的哀榮。廢朝，敕著神道碑文，進功臣閣，恩蔭賞賜，這些都是應有之義，同時，劉文濟還讓李繼隆配享太廟，追贈潞國公。
雖然給予了李繼隆崇高的身后待遇，堪稱人臣之極，但不得不說，即便李繼隆不病故，他樞密使的位置也當不了多久。
從雍熙、平康到端拱，李繼隆這個樞相，已經擔任整整十年往上，雖說這個過程屬于帝國特殊時期，并且在這個特殊時期起到了拱衛政權、穩定軍隊的作用，但于帝王，尤其是一個掌控欲強烈的帝王而言，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威脅。
大漢軍制，樞密院雖然只有調兵之權，但結合李繼隆幾十年戎馬生涯在軍中積累的崇高威望，再加勛貴、駙馬、四朝老臣、欽命輔臣這重重身份，結合起來所能發揮的威力，也是遠超常人想象的。
在整個平康時代，帝國內外，有多少軍隊調動，都是李繼隆主導的，又有多少彈壓地方、剿賊平叛，出于李繼隆的授意，這些都是說不準的。同時，若把那些舊事翻出來，嚴格依照條制來，一個逾制擅權的罪名是一點都不冤枉李繼隆。
劉文濟的心眼倒沒那么小，他要針對的，不是李繼隆這個人，而是這個人的身份并且處在這樣的位置上，出于鞏固統治、維護皇權的本能，他就需要采取一些行動。
而真正促使劉文濟下定決心的，則是端拱元年李繼隆怒訐徐士廉，致徐士廉及一批御史、言官逐貶地方之事。雖然劉文濟一定程度上能夠理解李繼隆維護樞密院權威與軍隊利益的用心，甚至對徐士廉等人也存有看法，但他就是無法從內心釋然這種被“威逼”的感覺。
有此一事，并且讓他成功了，那必有二、三事，這是可作推論的，也不是一個志在有為的帝王能夠容忍的。
劉文濟性本沉靜，登基之后城府就更加深沉，即便腦子里已經絞盡腦汁要換馬，但面上一點也沒表現，甚至日常間對李繼隆也是各種體諒、慰勞。
而李繼隆先于皇帝動手前的病逝，省卻劉文濟手腳的同時，也給自己留了個完美的生前身后之名，這或許也是一種時運。
李繼隆既去，一場關于樞密使的博弈是免不了的，只不過這仍舊是軍隊體系內部的角力，準確得講應該是軍事貴族以及功勛將帥。其他人若敢染指，必遭反噬，即便皇帝也不敢貿然打破成行已久的潛規則。
不過，在端拱朝，真正能接李繼隆班的，只有那么寥寥幾人，最開始被列為公推人選的，只有郭儀、楊延昭、郭良平三人。
其中郭良平是爭奪之心最明顯的，作為第一樞密副使，他是距離這個職位最近的，年近七旬的他，沒多少時間了，也等不了更久。
但同樣，郭良平也是最不可能，甚至是第一個被排除在外的。不因他年老，也不是他功勛、資歷不夠，更不是因為出身不足，根子就在大漢軍隊的“陸海之爭”上。
郭良平是帝國海軍的旗幟性人物，在世祖的支持下，用實際行動將大漢海軍抬到了不該到達的地位上，在其二入樞密院，擔任副樞相期間，海軍更取得了相比過去幾十年跨越式的發展，包括南洋駐軍改革、炮艦更新計劃、訓練升級以及遠洋探索等等都是在他的主導下展開了。
在郭良平任職期間，帝國的海軍腰桿是挺直的，聲音是響亮的，但同樣的，也達到了陸軍老貴們所能忍受的極限。這個極限，也最多堅持到郭良平退休抑或去世。
當郭良平選擇向樞密使發起沖擊的時候，可想而知會遭遇怎樣的阻力與攻擊，這一點，他本人心里未必不清楚，但他還是選擇出擊，就像幾十年前率軍遠航，將帝國觸角延伸到波斯地區一般。
郭良平拼了一輩子，沖了一輩子，沒理由在最后選擇軟弱，只不過，這一回，運勢不在他，以一個失敗者的身份倒在樞密使的權位前。并且在之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享年六十八歲。
郭良平被排除在外，郭儀與楊延昭之間同樣不好選，在世人眼里，這二人是最有資格擔任樞密使的，畢竟是世祖時期的“勛貴三英”、“少壯三杰”，名望、履歷、功勞都很扎實。
然而，郭儀本身就任兵部尚書不久京，已是宰相，不便輕動。楊延昭則已經退到侍帥這個“二線”職位上，另一方面，也跟楊業當初的扶持有關。
端拱二年的劉文濟，已經徹底坐穩了皇位，已經不需要再想之前那般過分地小心翼翼，也能以一種自主的心態去決策軍政。
對楊氏，他當然多有倚重，對楊氏子弟的提拔并無限制，但是對楊業、楊延昭二老，尤其是楊老太師依舊在世的情況下，讓他把楊延昭抬到樞相的位置上來，他也實在難以安心。
那樣，只會出現另外一個李繼隆。
于是，在端拱二年仲夏新鮮出爐的大漢帝國新一任樞相，又是一個出人意料的選擇，扶風公、殿前都虞侯馬懷遇。雖有些意外，但對于馬懷遇，還真沒法提出什么有效的反對理由。
李繼隆、楊延昭身上的“buff”，除了駙馬頭銜沒有，馬懷遇都有，并且他曾是世祖養子，與太宗的關系更親如兄弟，只不過，履歷與功勞上不如李、楊那般耀眼罷了。但是，他擔任樞相，還真就沒什么人能挑戰得動。
塵埃落定的同時，也附有皇帝一番安撫操作，楊延昭晉崞縣公，使楊氏一門兩公。郭儀則晉一等武進侯，為郭氏再開一脈。
此事后不久，致遠侯郭良平也郁郁而終。空出來的第一樞密副使的位置，皇帝劉文濟在善加斟酌之后，選定侍衛司都虞侯曹瑋，這是已故真定侯曹彬第四子。至于騰出來的侍衛司都虞侯，這個實際掌握侍衛馬步軍統兵權的要職，劉文濟則敲定護圣軍都指揮使田邦義。
此人乃是功勛老將田重進之孫，雖同屬于勛貴，但家室就不那么耀眼了，與楊、李、曹者相比，暗淡的不是一星半點，當然這也是劉文濟選其掌握兵權的主要原因之一。
世祖、太宗是何感觸不得而知，但經康宗之荒后，輪到劉文濟當家做主，他對朝野上下，尤其是軍隊之中，那強大、固化的軍功貴族階級，難免帶有戒心。
劉文濟自是知曉軍隊不可輕動，勛貴的核心利益不易侵犯，因此，大動作可以按捺，小刀子卻可以慢慢地割。先在軍功勛貴集團內部搞分化平衡，提拔如田氏這種勢力不強、影響力相對局限的勛貴家族，后面再培植庶族寒門將領，當然這注定是個漫長的水磨工夫的事情，急躁不得。
另一方面，在對軍政令系統做“小手術”式調整之后，劉文濟又下詔重新設立樞密直學士一職，以內閣學士、知制誥曹利用充任，重置的理由則是他不通軍務，但軍國大事，不能不熟悉，因以此職作為皇帝與樞密院之間聯系的橋梁，加強溝通.
一系列幅度不大，但顯著加強皇帝權威動作下來，包括文官系統內一些眼光毒辣的人，都察覺到今上那顆并不端拱的心，而對此感受最為深刻的，毫無疑問乃是軍隊體系，尤其是軍功老貴家族。
不過，軍隊里的實權派們，卻并沒有就此表示些什么。帝國軍制，給了他們近乎超然的地位與待遇，同樣對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擺在臺面上的限制，臺下怎么做是一回事，但誰敢在臺面上搞形成規則共識的事情，則將面對來自上下的擠壓。
另一方面，劉文濟的系列操作，也都在既定規則之內，并沒有動搖勛貴們對軍隊的主導地位。總不能期待每個皇帝都如康宗一樣吧，而由平康時代走向端拱時代過程中產生的不適感，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并且，是臣子去適應皇帝，這是由強勢皇權決定的。
端拱三年春，許昌王、中書令劉曜上奏，安南王劉文渙薨于交趾。
劉曜，世祖皇帝幼子，母周宜妃，生于開寶十九年，初封韓公，康宗繼位后晉爵許昌郡王。前者，以劉繼昌落馬遭貶，依常例選宗室入政事堂。
皇帝劉文濟二請趙王劉昉出山，仍為其所拒，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劉昭，不出意外，劉昭也選擇婉拒。二王悉拒，不得已之下，劉文濟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
世祖諸子，除了趙、燕兩大親王之外，在京的只剩蜀王劉晅以及許昌王劉曜了，最終，在一翻考察之后，劉文濟敲定以許昌王劉曜入政事堂，拜中書令，同時監管理藩院，除了平衡朝局之外，主要搞外交，尤其是與四方封國、藩屬之間的交往聯系。
“安東事件”仍未調查清楚，但不論真假如何，都給了劉文濟一個警醒。隨著這一年加強對各藩國的關注，獲取眾多政治、軍事、經濟情報之后，劉文濟也意識到，血脈相連的帝國與諸封國交流頻繁，但正在往正常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發展。
這種趨勢，作為中央帝國的皇帝，劉文濟心中很膈應，那是一種事務脫離掌控的不適感，但是面對這種趨勢，他又不得不冷靜下來，審慎分析，理性對待。
封國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少見，但域外封國，卻仍是一個新鮮事務，也需要一種全新的方式去相處，若宥于舊眼光、老故事，必然會出問題。
安東國狀況不斷，就是一種極其明顯的征兆與體現了。事實上，劉文濟心中也清楚，中央帝國與諸大小封國之間關系往來，必需有一套更實際、更符合時代發展趨勢的規則辦法，使之走向正常化，否則，只會在越來越多的矛盾與拉扯中，漸行漸遠。
地域上的距離，本就讓世祖之后皇室宗親間的情分難以長期保留，利益二字或許冰冷，但對雙方而言，卻可以讓各自冷靜理性地對待雙方之間的關系。
當然，這份關系的發展走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將以帝國中央的意志為主導，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劉文濟對許昌王劉曜的委任，是寄予厚望的，實權也很重，同時，劉曜的年紀（比劉文濟還小五歲）足以陪他一起構建一套更進一步的新宗藩體系。
當劉曜向劉文濟匯報安南王劉文渙之薨時，也是一次對尚在形成中的“新宗藩體系”的實踐機會。不過在此之前，禮節人情還是要先講的。
回京奪位失敗后，劉文渙于端拱元年初夏，便再次黯然離京，南歸封國。在途中，就染上了肺疾，回到安南，久治不愈，終于三年春離世。
劉文渙的一生，多少帶著些悲情色彩，他出身高貴，才智不凡，胸懷大志，或有孤傲之時，少有松懈之日。少年時期，是世祖疼愛的千里馬，青年時期也是太宗寄予厚望的皇長子，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遇人不淑，宏圖大志，盡成一空。
當然，劉文濟這個對手對他的影響，比表面呈現的要大得多。雖然他們在很長時間內并沒有直接面臨競爭，但一出手，就直接踩著他的肩膀登上至尊之位。
悲情固然難免，但堂堂的安南王，也難讓人同情，因為天下沒什么有資格去同情他。人生最后的一年多，雖然飽受病痛折磨，但大抵也是劉文渙活得最清醒、最從容的一段時光了。
臨死之前，劉文渙還將后事安排好了，立四子劉繼丹為嗣，繼承王位，同時以王后劉娥監國。劉文渙一共有四個兒子，常妃所生的劉繼元、劉繼初，毫無疑問被排除在候選人之列。
剩下的只能從三子劉繼誠與四子劉繼丹中挑選，二人年紀都不大，一個十四，一個十一，最終選擇了劉繼丹，因為他無母，王后劉娥的枕邊風厲害。在劉文渙養病的這段時間里，安南國很多事務，實則就是劉娥在幫忙處置，并且處置得不錯，優秀的政治能力讓劉文渙意外之余，也促使他做出了最終關乎安南國命運的決定。
而依封國制，劉文渙的這些安排，還需上表京城，請中樞朝廷確認，批復授冊，遣使宣告之后，方具備法律效力。
為此事，劉文濟還專門召集政事堂諸宰，舉行了一場廷議，在王位繼承問題上，倒也沒有太大意見，安南王的決定總還是要尊重一二。唯一的異議，只在王后劉娥監國的問題上，經歷了慕容太后干政甚至仍在經歷著的大漢宰相們，對“牝雞司晨”這種情況格外看不慣。
然而，仔細斟酌下來，卻又找不到其他更合適的辦法，總不能把安南這樣的“大國”，直接交給一個11歲的娃娃吧，再不樂意，也只能捏著鼻子先認了，等劉繼丹長大，再作區處。
寇準對安南還是很有感情的，他單獨面圣時，向劉文濟提出另外一個處置辦法，將安南國收回，重歸中央直轄。然而可以想象的，劉文濟斷然否決，分家容易，合家難。即便不考慮其他影響，劉文濟不能不顧慮世祖、太宗分封之政的強大影響力，這份影響來源于諸多既得利益者的強力維護。
最終決定，照準安南所表，以集賢殿大學士、禮部侍郎楊億加安南宣慰使銜，南下交趾，代表朝廷進行撫慰，立新王，授金冊。
這同樣是打破常規的一個舉措，因為按照最初的制度，封國王位世襲，新王需要親自到京城接受冊封。這種做法，體現的是制定此等規矩的世祖皇帝的強勢掌控之心，但在端拱三年，顯然早已不合時宜，因而做出一些順勢的改變，也是理所應當。
從此，帝國中樞開始正式轉變對各封國關系政策了。于安南國而言，隨著新王劉繼丹的繼位，也開啟了一段錯綜復雜、斗爭頻繁的混亂時期。
王太后劉娥的執政，注定充滿了挑戰與困難，后宮有趙太妃不甘寂寞，在朝有趙氏家族及劉文渙心腹舊臣們，同時，國內有諸多叛服不定的蠻夷之屬，飽受白眼、心懷怨憤的劉繼元、劉繼禮兄弟也對失去王位耿耿于懷。（這兩個兒子，劉文渙感情很復雜，將其遠遠地安排在西南的文州與萬州鎮守，眼不見為凈。）
諸方勢力，種種矛盾，在沒有劉文渙的強力支持后，劉娥的攝政之路肉眼可見的艱辛，而他能依靠的力量實在不多，唯一的優勢就在于，前后先王遺命，后有朝廷敕旨，并且牢牢地將新王劉繼丹置于羽翼之下
與康宗劉文澎，二人或許都有一定代溝，但二人之間，卻總是有一份兄弟之情。如果劉文渙活著，那么“各自安好”，待其薨，有些情感也就壓制不住了。
太宗皇帝攏共就三個兒子，如今，三去其二，并且都是英年早逝，這同樣給劉文濟帶來不小的心理壓力，也促使他做出了早立太子之決定。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