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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于建隆三年夏，由皇帝劉文濟代表的中央與大小宗王于崇元殿簽訂的新宗藩條制約法，其中有幾條核心內容，比起以往是突破性的。
比如，帝國中央朝廷放棄對封國各項內政的干涉，僅保留在外交、軍事、宗法上的話語權，同時朝廷也將進一步撤還南洋駐軍。
比如，中樞將徹底停止對諸國無償性的援助支持，取而代之，是各國當依宗法，每年向中央朝貢，朝廷再視情況予以回饋。
這當然只是一種形式上的改變，但有的時候，形式主義也恰恰反應出秩序與真實。藩屬，藩屬，自然該回到它本來的面貌上去。
比如，向各國擴大開放通商口岸，準許各國商人到除兩京之外帝國水陸可及的城市進行貿易，準許各國官方在兩京設立商館，降低商品進出關稅，針對封國商船取消報關稅，當然相應的，各國也允許漢地商人前往自由經商。
別看大漢對外貿易開展地如火如荼的，但在過去那套貿易規則中，是存在嚴重的貿易歧視的，只針對其他文明國家，也針對諸封國下屬的普通商人。
長期以來，真正能在帝國――封國之間暢通無阻地經商的，要么是各國官方，要么是在兩方之間都具備足夠影響力的權貴。其他階層、身份的人不是不可以，只不過要接受一定的限制與剝削，包括經商地點、經商范圍以及稅收。
在大漢的海關管理制度中就有一項規定，凡外來商貨船，首先依船料大小繳納一定的“報關稅”之后，才能入口岸、商港貿易，其后還有駐泊、商品、交易以及其他經營性稅收......
對內外大小海商來說，市舶司時代，朝廷是一只吸血鬼，海關改制之后，依舊是，只不過，吸血力度相對減輕些罷了。過去二十多年，那些西方商船為什么的越來越多選擇在南洋進行貿易，除了宗教文明沖突之外，也跟帝國本土復雜的經商環境有關。
而經過此次大會，朝廷是極大放寬了對外貿經商上的限制，條條框框都合理了一些，而這些，卻是南洋諸國最根本的需求。
這也是由各國所處地理環境決定的，幾十年的海上貿易發展下來，對于南洋封國，尤其是那些島國來說，似乎已經覺醒了一股社會意識：無商業，不交易，毋寧死！
同時，對于當地的土著勢力來說，漢人終究是外來者，是以寡凌眾的入侵者，他們也必須保持并加強與帝國本土的聯系往來，這是涉及到生存根本的問題。
朝廷在這方面變得大方與通情達理，解除諸多限制，自然受到南洋諸國的歡迎與擁護，基于此，在其他方面進行相應的妥協，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而相比于南洋諸國，一些商業利益就能收買，北方的陸權封國就不那么容易擺平了，南北封國之間在國家利益的訴求上，有本質的不同。
僅僅一套讓利的陸上貿易新規，并不足以滿足北方封國，他們還是更適應朝廷的扶持，或者說更習慣于從帝國身上吸血，至于劉文濟朝廷提出了這一套辦法，在某些封王眼中，那是他們應得的。
因此，在針對北方封國的時候，劉文濟的態度與手段也進行了相應調整，一味的妥協、收買是不行的，強硬的態度也是必要的。
當下前中央的權威，朝廷的實力，也不是諸國可以抗衡的，即便有些國家的翅膀，看起來也硬了。但是，帝國或許沒那么容易成事，但壞其事可是輕而易舉，中樞畢竟掌握著大義與法理，這些影響都不是由帝國孵化出的大小封國們能夠輕易擺脫的。
當然了，如果是劉文濟的皇叔們還在位，他還需更謹慎小心些，步子不敢邁大，但是老一輩的皇叔宗王們畢竟已是過去時，面對同輩之時，即便是安東王劉文淵，也無法對劉文濟形成震懾。
至于安西、康居二王，都繼位不久，都面臨著初承王冠的各項挑戰，尤其是安西王劉文澤，外有伽色尼王朝的侵襲，內有“二侯”挑戰，是最需要朝廷支持的時候，哪敢真的和朝廷對著干。
而北廷王劉文共，作為封國實際的開創者，其見識眼光都不差，并且在其為北廷制定的國家發展戰略中，與維系帝國關系，加強宗藩往來，是其核心內容。
對其而言，細水長流才是大道，而劉文濟所做宗藩關系改革，正是一條健康、長久的康莊大道，比起無盡的扯皮與矛盾，賬目清晰的日子，過起來才舒服從容。
同時，朝廷還掌握著中亞三國另外一項軟肋，他們亟需的漢地人口，漢民人口的對外輸出，顯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任意流動的，一旦朝廷收緊這個口子，那三國的發展勢頭立刻就會放緩下來，乃至停滯、倒退。
漢地人口，是關乎三國統治根基的核心問題，在此事上，他們也不敢怠慢，至少當下，在中央權威強盛，掌握著“人口武器”，對他們具備深刻而重大的影響，根本不敢跳反。畢竟，所處環境不同，面對的敵人與形勢也不同。
相比之下，只有安東國是油鹽不進的了，劉文濟的那些關系梳理、宗藩條例、利益收買，對安東來說，并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安東體系，已然成熟完善，也早已形成了一套適應其發展的運轉機制，不管朝廷這邊怎么變，安東那邊能夠改變的地方，實在不多，尤其在安東王劉文淵統治的情況下。
因此，對劉文濟的那一系列意見與措施，劉文淵是最冷淡的，從頭至尾，就沒有認同的點。但是，當其他諸王都被劉文濟一一擺平之后，安東這個名義上的諸國之首，其意見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說起來，在大小封國之中，與其他國家往來頻繁、扶持為伴不同，安東國是有些獨來獨往的，與各國的關系并不緊密。別說中亞、南洋各國了，就是鄰居的饒樂國，關系都不是那么好，兩國邊境上時有沖突，安東的軍商民時有入侵，根本原因，還在于世祖皇帝當初封國時把安東在納河平原的那部分熟地分給了饒樂。
核心法條之中，還有諸如海內外封國民，在漢則必須遵守帝國法律，如有逾制違法，必以漢法處置。這是最早的“法條”之一，但被劉文濟重復提及，針對就是安東國，因為就屬于安東的商民最不守規矩，最好侵犯帝國官民利益。
另外則是，再度強調，藩屬國之間，不得任意攻伐，如有不可調合之矛盾，也需上表中樞，由朝廷進行論斷。擅啟兵戈者，將受到帝國及大小封國共同打擊。
這一條，顯然是為康居滅于闐之事，再打一道預防針。不過，能夠預防多久，就得看時勢變化了，畢竟，所有條制約法，歸根結底，還是建立在強權與實力上的。
一旦中樞權威不在......當然，提這種可能，本身就沒有多大意義，這套“新法”本身就是在帝國強盛時期的背景下制定的，這也是能夠推動并實行的基礎。
但不論如何，就在一個不那么和諧的過程后，帝國中央與封國正式締結了這么一套嶄新的“帝國宗藩條制”，奠定了一個全新的中、東亞格局。對整個世界而言，面對進一步放開限制，獲得更大自主權的南北封國，也將迎來他們更自由、深入的探索與征服。
至于這套規則以及圍繞著它形成的世界格局，究竟能夠持續多久，很難下個定論，但絕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被推翻的，畢竟是中央皇帝與諸王共同盟誓的，背約的人也很難抗住來自整個帝國意志的反噬。
同時，它也必將伴隨著中央帝國的興衰變遷而變化，直到下一波歷史浪潮的涌來，再也經受不住沖擊而無法維持，但在此之前，它對整個世界歷史的影響，已然形成事實，這就足夠了。
當然，對于這次大會的結果，顯然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總有覺得自己損了、虧了，甚至被打壓的。比如安東王劉文淵，臉色深沉，一言不發，但是個人都能感受到他內心的不滿與不甘。
又如九江王劉，這個由符惠妃所生的世祖皇帝第十五子，就如過去一般，像個被寵壞的孩子一樣，找到皇帝大侄子，委屈巴巴地表示，他的封國，都是不毛之地，蠻夷所屬，難談產出，他這個國王都沒見識過是何模樣，實在無法依約向朝廷進貢，希望朝廷能夠寬限些時間，等他的封國像其他兄弟之國一般發展起來，再行朝貢......
大漢帝國的這些封國，實事求是地講，相互之間的差距的確是很大。有的已經征服無數，擁兵十萬計，有的仍停留在名義統治上。
就如九江王劉，他的封國可是在菲律賓島上，那里的條件可比劉曜在棉蘭老島上的封國要好多了，但自太宗分封以來二十多年，劉根本就沒有好好經營，除了派了些家臣、扈從前往之外，再無其他動作。
畢竟，開荒的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又辛苦，還容易死人，哪怕到如今，劉那所謂封國的秩序，都是鄰居北魯國幫忙維持著，也只停留在一個極低的水平。
按理說，作為符惠妃的兒子，在國有符氏的底蘊，在外還有劉曙這個胞兄的幫襯，日子應該可以過得很滋潤才是了。事實上也是如此，只不過他的精力，并沒有放在自己封國的經營上。
在帝國外貿事業的版圖上，九江王府是有一席之地的，由王府總領的海商船隊，憑借著過硬的背景與關系，可謂是縱橫江海大洋，奔波于大漢與南洋諸國之間，近三十年下來，賺取了不菲的財富。
而以劉的積累，再加海上往來的經驗，開國建制的啟動資本總歸是足夠的。要知道，原始荒蠻如棉蘭島，只是在許昌王劉曜的遙控指揮下，雖然也未成邦立國，但也開辟了幾處聚居點與貿易點，筑起了一座“主城城鎮”，并建立起了基本的行政管理秩序，成功將大漢文明的光輝播撒開來。
但劉積攢的那些財富，除了履行一個守財奴的本分將之貯藏起來，就是用在九江王府上下的奢侈享受。顯然，劉并沒有多少覺悟，并不明白，國家之經營，遠比金錢之經營要貴重得多。
世祖皇帝一十六個皇帝，劉大抵也是最不成器的一個皇子了，不說其他龍虎英杰，就連劉暉、劉曙，都大大不如。早年的時候，可以說是符惠妃的溺愛導致，但惠妃也已薨逝多年，后面的發展，可都是劉自己當家做主......
而面對劉這個皇叔，見他那副苦兮兮的表情，劉文濟都有種抽他幾鞭子的沖動。盟誓才過，就給他來這一出，若非清楚劉的貪吝，他都不禁懷疑其用心，是否刻意與自己作對了。
劉的意圖當然不可能實現，就沖他家的那支商隊，就沒資格在皇帝面前哭窮，劉文濟也不允許因為這種莫名其妙的理由，破壞了正需細心維持的宗藩新法。
最能與劉文濟叫板的，乃是楚王劉曙，而事后，表現得最從容恬然的，依舊是他。除了讓人將會議結果以及新法約定以公文形式，發回林邑，讓世子劉文演及林邑的權貴們根據新法，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之外，劉曙沒有更多的動作與言語。
安東王劉文淵派人邀請赴宴，被劉曙直接拒絕，非但拒絕，還對來人奚落了一番。同時，劉曙還與左右言，劉文淵那小子的野心，人所共知，若是不知收斂，早晚必取其禍。
顯然，劉曙荒唐了幾十年，他的脾性，甚至連世祖皇帝都難以改變。但，他從來都是一個聰明人，在關鍵性的問題上，也從來看得清楚，一切的荒誕不經，只是不愿壓抑自己的本性罷了。
所有的封國王中，也屬劉曙最逍遙自在，享受了一輩子富貴，封國的江山也有劉文演這個世子以及劉珙等家臣家將去打。相比之下，素來表達要逍遙一生的齊王劉昀，一直到薨于北金洲，其一生又何嘗真正逍遙過。世祖諸子，活得最通透、最輕松的，毫無疑問，就是楚王劉曙。
得知劉曙拒絕劉文淵的宴席，以及那一番私下的談話后，劉文濟不得不承認，他第一次對這個在大會期間屢次給他添堵的皇叔改變了看法，有些人與事，當真不能僅憑一時從表面去評斷。
至于安東王劉文淵，在劉曙拒絕后，就果斷停止了宴會的籌備，并且于翌日就起行離京，也沒親自向劉文濟辭行，只讓隨駕臣屬上了道表章告罪。
劉文淵在展現著他的跋扈無禮，以及心中不滿的同時，實則也大感失落。從其父秦王劉煦還在時算起，他已經數不清這是第幾次垂頭喪氣地離開帝都了，但沒有任何一次，像此次這般，讓他無比挫敗。
關鍵就在于，連劉文濟這個“得位不正”的皇帝，都能把他拿捏得死死的，他與安東還有何前途可言？三十年前，劉文淵年輕而氣盛，還有的是時間等待、沉淀、積累，但如今，他也是知天命之年，奔六去的老人了。
胸懷大志也好，野心勃勃也罷，步入遲暮之年的劉文淵，也頭一次感受到了恐懼，恐懼這一生不得自由，就這般碌碌無為、郁悶而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