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地區的風云激蕩，要想對大漢帝國形成重大影響，還需持續性的發酵，畢竟距離太遠。短時間內，從漢帝國勢力范圍來看，深受其影響的只有北、康二國以及高昌道，至多把河西道算上，其影響也很難再向更東邊輻射。
空間上的距離導致，在遼闊的中、東亞大陸，足夠容納2個、3個甚至更多陸上強權國度，只不過，在漢帝國體系之下，對于中央朝廷來說，這樣的現實，從心理上一時間很難接受罷了。
漢伊六次大戰的結果，也在九月下旬，通過宗藩交流渠道，通過帝國綿延中西的驛傳系統，上達天聽。
對此，朝廷上下也是震動不已，為那異域爆發如此規模的戰爭，以及安西的強盛。從帝國文明的角度，對此該感到自豪，因為安西王朝是大漢帝國一把屎一把尿哺育出來的，但從中央朝廷的角度來考慮，卻不能不考慮其對帝國西北部安全的影響或者說威脅......
可慮的是，安西與帝國可是同宗同源，倘有不測之變，占著這份名義，比起異族外寇，可更容易被帝國內部階層接受。
不過，這一層顧慮，并沒有明顯表現出來，只以朝廷遣使祝賀安西取得的大捷而告終。
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宗藩關系的慣性依舊，遠沒到決裂以及考慮決裂之后如何處置應對的時候；
二是強盛的中央帝國，有其難以避免的自信乃至傲慢，大如山岳的船艦，可不是安西在中亞異域掀起的區區風浪就能撼動的；
三則是，建隆六年下半年，帝國中樞在對封國關系的處置上，主要精力都放在東北的安東國身上，對安西即便有心，暫時也顧不上。
安東國出大事了！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安西、安東同時有事，朝廷必然首重安東，這是由歷史以及地緣因素決定的。
安西所處，畢竟是遙遠異域，又有大量異族勢力、異教文明的鉗制與阻遏，安東則不然，大不然！
東北雖然在諸多中州士人眼中，被視作偏僻苦寒的蠻夷之所，但不可否認，它是華夏傳統勢力范圍，雖處邊緣地帶，也是華夏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的重要補充。
千百年來，從那片苦寒的地域，不知崛起了多少對中原王朝有重大的影響的邦國及勢力。
即便拋開歷史，僅從帝國本身來說，經過幾十年漢化、開拓大發展的安東，也不容帝國忽視，那是一股龐大的軍政勢力。
據不完全統計，到建隆五年前后，安東轄下人口已經突破220萬人，黑水、鴨子河流域沿岸，一大批漢人城鎮拔地而起，數以百計的蠻夷部族，從白山黑水、野地老林中走出，成為歸化的安東治民。
這可是除開遼河平原與一半東北平原的東北，人口之盛，千年未有，而人口，就意味著文明的發展與生產力的進步。
當然，安東人口之快速提升，除了自秦王劉煦時期起就堅持的人口招徠政策之外，也跟糧食生產的進步有關系，這才是人口增長之基。
一直以來，安東都在著力發展基礎口糧的種植生產，但以安東那苦寒的地理氣候條件，能夠適應生長的糧食作物實在不多，想要大規模種植就更難，至于糧種技術的突破也不是容易的。
因此，在很長的時間內，安東都需要從帝國輸入糧食，以滿足基本需要，安東的糧食生意也紅火了幾十年。
情況根本性的轉變，發生在雍熙七年前后，一個名喚圖吉的康居粟特族商人，帶著自己的商隊，因緣際會，不遠萬里來到安東國。
得知安東對耐寒糧食作物的渴求之后，主動到綏化官府進言，說他知道伽色尼國有一種耐寒耐寒符合要求的作物，表示愿意替安東國找來。
負責接待的安東官員，幸運地沒有忽略這個西域商人提供的信息，將之上報，并且直通王廷。
安東王劉文淵得知這個消息后，也來了興趣，最終召圖魯進宮，聽其介紹。一番問對之后，劉文淵當場拍板，贈其百金作為經費，讓其返回康居，為安東帶來那名為“黑麥”的糧種。
真金白銀的刺激作用是強烈的，給圖魯帶來了足夠動力，也將商人的“神通廣大”逼了出來，兩年之后，圖魯的商隊再度橫涉萬里東來，其他商品交由隨從處理，他自己則帶著寄托了他財富大夢的黑麥種子找到綏化官府。
接待圖魯的，還是兩年前那名農曹，而兩年間，其他人都幾乎忘記此事了，唯有此人心心念念著圖魯，無他，黑麥若真如圖魯所言，那么也關乎著他本人的前途。
因此，對于圖魯歸來，農曹是大喜，在驗看過麥種與成品之后，更是難掩激動，迅速將此事上報。而這一回，處置的效率就更高了，圖魯以更高的效率得到了劉文淵的接見。
最終，劉文淵在綏化城外劃了一千畝王室土地，配上農夫，交給圖魯，讓他試種黑麥，并且允諾，只要成功，不吝千金與爵祿之賜。
而圖魯此行，不只帶來了大量黑麥種子，還有一批有種植經驗的農夫，對安東王劉文淵的命令，欣然應諾，由此也掀開了黑麥在東松嫩平原上大規模種植的序幕。
二十年后，黑麥已然成為安東百姓的主要口糧，此物雖然口感粗糙、味道苦澀，但畢竟能夠填飽肚子，而在氣候特殊的東北地區能夠找到一種可以長期種植、大量收獲的糧食作物，本身就是一件難得的事情。
在多次白災、凍害、水災之中，難吃的黑麥，就是救命的口糧，將無數安東子民從饑寒生死線上拉回人間。再配上安東傳統的畜牧、大豆、漁業，到建隆時代，從糧食安全的角度來看，安東已經擺脫了對外部糧食的依賴。
當然，從安東內部來說，統治階級對下層百姓的剝削與壓榨也是日趨嚴重的，這種趨勢，甚至比帝國內部還要明顯。畢竟從安東王劉文淵開始，就在為國家的強大從各階級抽血，而這份壓力層層下沉，最終還是會落在普通百姓身上。
若不是黑麥的引進與成功鋪開，以劉文淵軍國化的統治，安東早就出問題了。但即便如此，安東內部的階級矛盾，比之三十年前秦王劉煦統治時，也要尖銳得多，在內政治理、陰陽調和的能力上，劉文淵比其父差的不是一星半點。
但就是這樣，安東國這兩百多萬人口，其凝聚力也不是安西能夠比的。其中有一個最為關鍵因素，安東有半數以上的人口，都是漢族，其他蠻夷部族，也有長久的馴化，宗教信仰上也沒有那種非我即敵的矛盾。
當然，在劉文淵時代，安東國對關內百姓的吸引力是大大下滑了的，因此，保持著一個超過人口自然增長的速率，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世上總有一些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生意，只不過大多需要踐踏道德底線與法律準繩。而在南洋航線上不絕如縷的那樁黑色買賣，安東國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并且，由于距離較近，風險更低，很多從事“移民”生意的商人，最終目的地就是安東國，而安東官府，在這方面也并不吝嗇。此番，安東事發，也正因這項產業。
而通往安東的路線，也有許多，海運、河運、陸運，可謂渠道眾多，條條直通。不過，曾會這個安東國的“掃把星”，從率賓府開始，就著力打擊此事，等他掌握遼東道，對邊境地帶進行一系列嚴厲整頓與打擊后，通往安東的黑色產業方才消沉下來。即便宗藩大會后，從朝廷上層放寬了移民限制，但遼東道這邊，始終執行著曾會的高壓政策。
這也導致安東國這些年在移民人口的增長上，幾乎陷入停滯，因此，過去的這些年，對曾會深惡痛絕的除了安東國那邊之外，就是游弋在安東、遼東邊界那些從事黑灰產業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對堂堂封疆的刺殺行動都搞過，但實在拿他沒辦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會以近古稀之高齡在遼東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對曾會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著他高升到京城去當宰相......
不過，安東“移民生意”事發，卻不在遼東，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時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將事情捅了出來，直達天聽。
首先，夏竦在津海關逮捕了十幾名大大小從事“勞力輸出”的商人，經過拷問，一條打著“移民”旗號，而實際進行人口買賣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面紗，將其黑惡的真相暴露出來。
夏竦除了將案件偵辦經過，詳詳細細地稟報之外，還給皇帝劉文濟上了一道情緒激切、措辭嚴厲的諫章，盡陳人口買賣于國于民之大弊，請求朝廷嚴加整飭，天地一片澄清，還黎民一個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欽若向皇帝推薦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幾年湖北持續的水災中，因賑救得力受到提拔，累進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個大事情。
關于“移民生意”的問題，不管從道德上還是法律上，都是該嚴厲譴責與打壓的。而哪怕從統治利益的角度來看，對朝廷中樞來說，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國人口的膨脹與爆發，的確在“活人”上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也帶來了諸多的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一直以來，土地都是國人眼中最重要的財產財富，畢竟是指著活命的根本的東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勞力的經營與耕耘，方能產生財富。而這一切，最終還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壯年上。雖然帝國在稅制的改革上，基本實現了以土地作為納稅依據，并且在三十多年后已經深入人心，但事實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稅務的收取上，仍舊免不了“以人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發上。
而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他們對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視，朝廷需要的產出、稅收與徭役，都需要黎民的雙手來創造。
哪怕是那些權貴與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樣是有覺悟的，民力即財力，哪怕為了他們擁有的千頃良田、萬畝沃土，哪怕為了當人上人，為了足夠的下民給他們剝削，都不可能對帝國人口的流失熟視無睹。嚴格地講，這涉及到階級利益，這也是帝國權貴、地主階級與海外封國統治階級的矛盾沖突之一。
一直以來，帝國在人口輸出上，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也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自是從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國策，別的不提，大漢帝室在這方面為海陸封國頂住了巨大壓力，絕不虧欠他們；
二則是，在世祖的推動之下，有那么一批在帝國內部掌握巨大影響力的權貴一起“下海”了，他們在海內外都擁有著特殊的地位與權力，他們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動與促進作用。
相比于這二者，圍繞著人口生意而誕生的那些黑色利益既得者，根本微不足道，他們也很難通過從中獲取的暴利來影響到帝國在相關政策上的決議，頂多將一些官僚拉下水，干一些權錢交易的事。
不過，日積月累下，人口流失問題，已經逐漸發展成帝國之弊，尤其是從事“勞務輸出”貿易的黑色產業，這已經成為寄生在帝國龐大軀體上的一顆毒瘤。
宗藩大會后這兩三年間，有朝廷新約與國策作為指導，干這個行當的商人，就更加肆無忌憚了，被拉攏腐蝕的權貴也更多了。朝中有識之士，對此深為憂慮，一些地方官府，則已經行動起來，但沒有強權推動的情況下，效果并不顯著。
而對于這些問題，自皇帝劉文濟以下，廟堂之上的袞袞諸公，也未必沒有察覺，未必沒有政治的心思，但就是有著多重的顧慮。
夏竦做的，就是將此事徹底捅了出來，讓其再無遮掩，讓朝廷別無選擇。當然，比起此事本身的惡劣性質與結果，夏竦還將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擺到了朝廷的臺面上。
根據那些商人的供述，他們是專跑安東路線的，同時，據他們所說，二十年間，從大漢各地往安東國輸送的人口絕對不下二十萬，他們在其中，只占部分。
同時，安東國那邊的交易對象，也一一浮出水面，不乏安東高層的權貴家族。更令人驚駭的，是安東官府那邊，“竟然”有官員專門負責此事，同樣也拉出了一串的安東官僚，這還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安東國啊，吃相太難看了！安東王啊的，也太不安分了......
而對于安東，朝廷高層有一大批人，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充滿了忌憚與防備。這其中，除了基于帝國安全與穩定利益上的考量之外，也與延續了幾十年的“嫡長之爭”有關。
太宗劉旸與秦王劉煦這兩脈之間，雖然從未爆發過正式的關于帝位的斗爭，但在暗處，這種角力不知發生了多少次，這是持續了幾十年的事情。
到了劉文濟、劉文淵他們這一代，顯然也延續了下來，并且安東王劉文淵三十年來在這方面有很多動作都是不加掩飾的。
而朝廷對安東，又何嘗沒有防備與制約，從太宗時起，其余封國在帝國仍保留世祖封爵，唯獨劉煦的秦王爵位已經旁落幾十年了。
至于劉文濟對曾會的大力提拔與任用，更是一種再明顯不過的政治信號了，雙方之間，是有根本性矛盾的，并且，隨著安東國的羽翼豐滿，而愈顯尖銳。
當夏竦借“移民案”把安東國扯出來，樹為靶子的時候，朝廷內部那些早就看安東不順眼的“太宗派”忠臣孝子們，又怎能不瞄準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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