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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夏日，崇政殿卻多少給人一種陰森壓抑之感，殿內的白燭尚未撤去，發髻上明顯又添了幾分白絲的皇帝，則盤腿窩在寶座里，雙肩聳起，后背微駝，默默地翻看著章德太子生前一些不為人知的作品與文章。
這些東西，在太子薨逝之后，便被封存起來，以備皇帝查閱。劉繼禮生前作品還真不少，詩詞歌賦，政論文章，其中還有不少極具文學價值，于劉文濟而言，最有價值的東西則是以文見人，了解太子生前那些少為人知的心路歷程......
閱之，則不勝感傷，國失其儲，父失其子，不論哪一樁，對年逾花甲的劉文濟來說，都是一場重大打擊。良久，劉文濟方才抬手輕輕拭了下發紅的眼眶，沖侍立在御前的宦官石全彬吩咐道：“把這些東西，發還東宮，讓弘文館那些學學士、編修，將太子遺著，整理撰寫成書，以為紀念......”
“是！”石全彬趕忙應道，心中莫名地松了口氣。
皇帝的聲音雖然沙啞而低沉，但比起前幾日，已經平穩堅定了許多，顯然正在慢慢地從太子薨逝的打擊中恢復過來。畢竟，偌大的帝國，還需要皇帝陛下支撐著，尤其在國本動搖、人心思動的當下，更離不得老皇帝主持大局。
至少，也得等新太子確立之后......
石全彬，時年四十又一，但在皇帝身邊當差，已經有七八年了，接的是前內侍行首鄭康的班。僅從宮廷內部、內侍諸監系統來說，石全彬算是橫空出世了，自世祖晚年以來，基本沒有一個“內廷大總管”，像石全彬這樣“年輕”。
經過近九十年的發展變遷，大漢宮廷的宦官逐漸形成了三個系統，一自是主掌通侍禁中、出入禁從的內侍后省，這是距離帝后及漢宮貴人們最近的一批人，地位遠在其他的宦官之上；
二則是執掌宮廷諸監寺的內侍前省，這是一個事務性的部門，也是宮廷正常生活運轉的主要維持者，實權很重，成分很復雜，斗爭激烈，問題也多；
第三則是皇城司了，作為與武德司并列，一個以宦官為主體的特務監察機構，注定在宮廷內部具備特殊地位，不可動搖，也容易出人才。
三大系統，各有傳承傳統，也自有一套規矩規則，甚至在漫長的歲月中形成了“宦官世家”。石全彬就是“宦官世家”的產物，其祖父乃是世祖太宗二朝時宮中的大太監石知颙，是內侍省排名前列的宦官，常年執掌宮中茶酒庫監。
而出身內侍前省的石全彬，成為內侍后省的“大頭目”，這也是帝國宦官三大系統之間界線打破，在人員、職事、權力上相互交流的一個重要標志。
與劉文濟登基之初相比，建隆十九年的內廷三大系統，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一方面皇權的壓制力更強了，一方面爪牙們越加鋒利了。同時，向來固化的人事也發生了重大改變或者說變故。
前內侍行首鄭康，以收受賄賂、逾制僭越、干預朝政、欺官害民、凌虐生靈等罪被處死。這是明面上的理由，根本原因則在于他與前宰臣王欽若相互勾結，暗通款曲。
同時，執掌皇城司二十載皇城使蔡敬也在兩年前遭貶，然后徹底消失，杳無音信，背景則是丁謂乞骸骨，其中有什么關聯，不言而喻……
石全彬奉圣諭辦差，離開未久，一名小黃門來報，皇城使陳巍求見。陳巍亦是內侍省黃門起家，其祖父名為陳延壽，最初乃是南粵國權宦之一，因早早投靠大漢，輸誠于朝廷，潘美平定嶺南之后，也順利以“功臣”身份進入漢宮當職，就此延續下來。
而陳巍此來，自有要事匯報，在章德太子劉繼禮薨逝后的這段日子里，整個宮廷內外，怕是沒有比皇城司更緊張忙碌的衙司了。
一方面要徹查太子之薨背后是否還有隱情，另一方面，則是受詔命監控京畿之內一切動向，以劉文濟之老謀深見，如何不知劉繼禮之死給朝廷帶來的重大影響。
這段時間，宮廷內外、朝野上下，在皇城司高效的努力下，無數消息向劉文濟這邊涌來，幾乎將之淹沒，而每一則消息，都會讓他那顆陰沉的心，再度蒙上一層陰影。
當然，以劉文濟這等老皇帝的見識經歷，對于京中風波，不說心如止水，總歸能夠看淡幾分，他年輕時候也那么過來的，這種場面不足為奇。
真正讓劉文濟感到心塞難受的是，有些人是真欺他年老，變得肆無忌憚，不知收斂，劉繼禮尸骨未寒，下面就已經策動著、勾連著，要為他選個新太子了。
雖然打著鞏固國本的名義，但劉文濟又豈能為其所惑，豈能不懷疑其內心，太著急了......
而陳巍此番帶來的，又是一則讓劉文濟萬分惱火的事情，與濟南公劉繼德有關。劉繼德，章德太子劉繼禮胞弟，同為李皇后所生，建隆十五年諸皇子進爵，封濟南公。
對于諸皇子，劉文濟雖然要求很高，管束甚嚴，但在秘密監察上，一直以來卻是很克制的，甚至禁止皇城司于諸皇子上肆意安插眼線。
但從劉繼禮薨后，這條底線也迅速突破了，只因為，劉文濟需要對諸皇子情況有更細致密切的關注，他要求的是一舉一動都要報上來。
這種舉措的背后，同樣能夠反映出劉文濟的一些心理。作為一個合格且腹黑的皇帝，他即便有動情的一面，但更多是一個帝王的器量，那種唯我獨尊、孤家寡人的氣質。
或許在得知太子劉繼禮薨逝的第一時間，傷心之余，他的潛意識里就已經琢磨起“如之奈何”的事情了......
而陳巍密報的，則濟南公劉繼德在章德太子薨逝之后及喪期之間的一些表現，其中有幾點，十分致命。比如，在太子喪訊傳至時，劉繼德正與一干賓客飲宴，聞訊先喜而后哀；
比如，治喪期間，劉文濟讓諸皇子為兄長守靈，劉繼德昏昏欲睡，極不耐煩，后又于府中與姬妾嬉戲，口出狂言；
比如，章德太子下葬后，朝廷冊立新太子的呼聲漸起，劉繼德又召集幕僚賓客密議，內容大致是如何聯絡收買朝中大臣，爭奪太子之位......
當這些情況從陳巍這里得知時，劉文濟雖然保持著一個帝王懷疑一切的習慣，但情緒也明顯受到影響，語氣都陰冷了下來，目光冷冽而銳利地盯著陳巍：“這些情況屬實？”
“句句屬實，濟南公言行舉止，甚少遮掩，證人頗多，隨時可供陛下查核！”陳巍以一種謹慎的姿態，向劉文濟保證著。
聞之，劉文濟沉默了，好一會兒后，疲憊的聲音方從嘴里吐出：“朕知道了！你退下吧，濟南公府的一舉一動，交結了什么人，又有誰響應，都給朕如實記錄！”
待陳巍離去，劉文濟不由挺直了上身，整個人周遭仿佛環繞著一股陰沉之氣，氣息也慢慢急促起來，終是忍不住怒斥一聲：“蠢材！你也想當太子！”
雖然內心憤怒不滿，但劉文濟再一次深刻地認識到，新太子是他與大漢帝國，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幾乎伴隨著他整個統治末期生涯。
而圍繞著新太子的推舉，快速地在帝國上層形成了一個政治旋渦，幾乎將所有中樞朝臣都吞噬其中，只要在這個權力場間，少有能置身其外者。
在這件事上，大漢帝國上層的權貴們，似乎都一一蘇醒了，包括那些家世顯赫，但在歲月流逝之下，已經漸漸邊緣化的開國公侯，元從故舊。而這種斗爭，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勛貴大臣們，實在給了皇帝劉文濟半年多的緩和時間，希望他能從喪之之痛的陰影中恢復過來。因此，一直到建隆二十年春，隨著京畿道布政使柴熙讓（前以吏部尚書職出任）上奏，請立太子，早定國本，這場醞釀了半年多的暗流，終于徹底暴露了出來。
緊隨柴熙讓之后，請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飛向皇帝劉文濟，這還是明請的，還有諸多旁敲側擊、拐彎抹角，以各種形式向皇帝暗示的，類似的奏疏，十張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
而這種風正式吹起來之后，在沒個確切的結果之前，就很難平復下去了。隨著“冊立太子”的呼聲甚囂塵上，遍及朝野，對儲君的意見，朝廷內部也逐漸正式地分裂成三派。
睢陽公劉繼英以及皇長孫劉維箴，這是最核心的兩派，還有一派，則是持“中立”態度，準確地講，遵圣諭而行。但不論哪一派，在請立太子的事務上，態度是一致的。不管是存有怎樣心思與謀劃，太子該當及早確立。
而劉繼英、劉維箴兩人支持者們之間的爭斗，也形成了開國以來帝國在繼嗣問題上第一次尖銳的、大規模的政斗，影響之深遠，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廢。
雙方從大方向上，代表了自世祖時代起就延續下來的兩股勢力的斗爭，貴庶集團的角力。支持劉繼英的，當然是以楊氏為首的軍功貴族們，劉維箴則以庶族官僚集團居多，同時，也不乏貴族支持，畢竟楊氏樹大招風，難免引人嫉妒，另一方面，在楊家也很難完全代表帝國的軍功貴族階級。
這也導致兩者之間，實力與影響相對均衡，因此，如果僅憑臣僚們自己推戴擁立，是很難迅速出一個結果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從建隆二十年，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為了將目標對象扶上位，帝國的權貴們是絞盡腦汁，各顯神通，從鼓噪推戴，迅速演變成相互攻訐，一場大型的黨爭，就這么堂而皇之地在劉文濟統治時期出現了.....
朝廷的風氣，為之一改，建隆時代維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幾分污濁與陰霾，甚至從中樞，傳導至地方，最夸張時，連一邊遠州縣官吏，都不禁參與到太子的討論中來，其中不乏用自己的辦法表明支持之意。
這樣的局面，是遠超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沒人能想到，太子之位能拖這么久，而造成這樣的結果與影響，皇帝劉文濟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
因為，一切的本質，還在于劉文濟內心的猶疑。
同諸權貴大臣一般，劉文濟對繼嗣之君的人選，也是從劉繼英、劉維箴二者之間考慮。但最終選擇誰，卻難有個果斷的決定，每個人，都讓劉文濟顧慮重重。
劉繼英，性沉穩，有志氣，涵養足，是一個標準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雖然少鍛煉，但畢竟還年輕，極具培養價值，未來可期，身份上也沒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唯一讓劉文濟顧慮的，恰恰是楊氏外戚的影響，看看以楊氏外戚及一干軍功貴族們組織起來的“睢陽派”吧，那等聲勢，讓劉文濟都不禁側目。
即便有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但楊氏之盛，并且持續了這么多年，甚至影響到下一代帝王了，劉文濟是怎么都無法忽視這些因素的。
劉文濟畢竟也是個老皇帝了，而老皇帝最不安的就是掌控力的減弱，有些憂慮甚至能蓋過理性......
劉維箴，太子死時，也有十九歲，年紀上并沒有什么大問題，但性情上，比其父更加迂腐懦弱，雖然一樣孝順恭敬，但其短智遲鈍，一度讓劉文濟看得都著急。
但是，朝野上下，偏偏支持者眾多，并且涵蓋諸多階層，各派勢力，人聲雖雜，但其意甚堅，尤其是一些又臭又硬的諫臣，更是打著“死諫”的名頭，要維持帝國正統！
正統！這個詞，劉文濟為之努力爭取了一輩子，沒曾想，最終卻在繼嗣的問題上，通過這樣的方式被認可，說來也有那么幾分可笑......
皇帝猶豫不決，傳遞出的模糊信號，自然給人鉆營者渾水摸魚的機會，奪嫡之勢既成，斗爭起來便是無休無止。雖然劉文濟在這個過程中，也以嚴厲手段進行彈壓，但表面上控制得住，但潛流依舊，他也震懾不住那騷動的人心。
也就導致，在建隆二十到二十二年這三年間，朝廷中樞的氛圍十分緊張，為了禁止兩派之間那種層出不窮、跌破下限的爭斗，劉文濟不得不以執政以來最酷烈的手段與作風去鎮壓，一大批的大臣遭到貶謫，其中不乏有識之士，忠臣孝子。
比如，在劉文濟的大力提拔下，已經升任洛陽府尹的范仲淹，見太子之爭，波及朝野，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的穩定，對此痛心疾首，上表進諫。
言辭固然激切了幾分，其中不乏影射政事堂諸相尸位素餐，坐視斗爭，不為君王社稷盡心參謀之言。范仲淹的奏章，不只引起了劉文濟的厭煩，還惹惱了那一干宰相。
尚書令陳堯佐，財政使呂夷簡，先后上奏，彈劾范仲淹，說他不敬宰相、妄議朝政。罪名雖然很弱，但劉文濟惱怒之下，于建隆二十一年春，將范仲淹貶到隴右道當布政副使了。
由此，開啟了范仲淹在隴右長達七年仕途生涯，在那七年間，范仲淹也沒有片刻放松，時刻關心朝局，憂懷君王。并且，在隴右完成了兩件大事。
一是在曹利用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大漢在青唐地區的統治，將帝國統治影響向高原深處輻射；二則推動隴右道治西遷蘭州，一直以來，隴右道治都在鳳翔府，從地理上來講，偏重于東方，尤其在對青唐地區開拓益深的情況下。
也是從范仲淹遭貶開始，朝廷重臣，一一遭到劉文濟的整頓，柴熙讓被貶到高昌道任主官，呂夷簡外放遼東，到建隆二十二年，尚書令陳堯佐罷相。
到這個時候，朝堂之上雖然在劉文濟的鎮壓下平靜了下來，但關于太子的爭斗卻在帝國更廣泛的范圍內展開，面對這種情況，劉文濟既然惱怒，又無奈。
面對眾多紛爭，劉文濟是日益疲敝，也清楚地知道，太子之事，是不能再拖了，他必須得做決定了，否則禍患或許就將起于忽微了。
在歷朝歷代的諸多權力爭斗中，在那些漫長的角力之下，最終比拼的實則并不是有多優秀，而是比少犯錯。而在太子之位的爭奪上，這條規則同樣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