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桓聞言剛要又要發怒，又一個侍衛趕來稟報道：“報皇上，鄆王府傳來消息，昨夜鄆王的夫人被擄走了。”
朱德妃一聽朱鳳英也被綁走了，當即暈倒了，趙桓扶著朱德妃喊道：“你快去傳太醫，你去告知皇城司還有開封府速來查案，金軍圍城，賊人想必還在城中，給朕挖地三尺也要把賊人跟朕的皇后還有妹妹們找出來。”
兩名侍衛抱拳道：“諾，皇上。”
兩名侍衛剛走，又一名侍衛跑來稟報道：“稟皇上，書房有異樣。”
趙桓說道：“待朕安置好德妃，朕再跟你去書房看看。”
安置好朱德妃，趙桓便跟著侍衛去了書房，來到書房，推開門趙桓便看到書房比往日空了很多。
趙桓突然想到了什么，趕緊四處翻看起來，翻了一刻鐘后，趙桓癱在地上道：“完了，傳國玉璽丟了，你快去告知皇城司，就說賊人手中有傳國玉璽，讓他們務必找到賊人，記住此事絕對不能傳出去，如果傳出去了，朕唯你是問。”
侍衛抱拳道：“諾，皇上，屬下定會嚴守這個秘密。”
這個侍衛剛走，接著又一個侍衛跑來說道：“稟皇上，金軍又開始攻城了。”
趙桓皺眉道：“走吧，我們去政事堂。”
潤十一月初四，宗翰將西路軍主力部署在東水門、陳州門、新宋門一帶，打算從京城南壁打開突破口。宗翰與宗望兩軍有分工，宗翰負責攻打西壁與南壁，宗望負責攻打北壁與東壁。
金人在城南扎營結寨，與城內醴泉觀相距不遠。宋軍派下城去的偵察人員，大都被金人俘獲。金人利誘他們，反而了解到城內不少實情。
金人正在為進攻南壁做準備。他們以“洞子”作掩護，運送大量的木柴和泥土來填塞護城河。當初，為加深護城河，宋軍曾開決引入汴河水，但現在河面皆結冰。金人又強迫民工運來沙土，堆成一座座土梁，安放拋石機所需要的石塊。
對于金軍的這些活動，城上宋軍干瞪眼沒辦法，因為他們皆活動在箭矢與大砲射程之外，根本打擊不到他們。
東壁提舉官原為辛康宗，辛康宗被百姓打死后，由孫覿繼任。
這天，孫覿上劄子給何栗，請求免去其提舉官職務。他說，自己原來擔任侍御史，因為得罪唐恪，才被唐恪斥令守御東壁，并不是自己情愿而來的。現今，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威，進逼城下，無所憚畏。假設朝廷有良將精兵，但為了社稷江山也未可輕動，又何況現在城內無將無兵，就好像是赤手空拳，以搏擊數十萬虎狼之眾。自己任職朝廷十年以來，只是以文字為官，以言語為職業，僅因一言逆耳，就令自己冒矢石、抗強寇于城陴之上。假如戰敗，不過一死。但自己只是眇然一書生，豈有能力駕御群黥守衛城壁？今自知不能勝任，請求釋位而去。相公何不選擇一勇悍之將，一諳練軍政者來代替。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這天，知樞密院事孫傅視察京城四壁城防情況。當晚他沒下城，而是與官兵們一起就宿于城壁之上。
前往河東辦理割地事宜的聶昌等人也于這個時候到達了澤州。
聶昌估計，此時金軍很可能已兵臨京城。他悄悄召集參議官劉岑和干辦官滕牧，向他們出示臨行前宋欽宗親賜的御札，并傳達宋欽宗口諭。
聶昌的秘密計劃是，自己牽制住金使楊天吉，而讓劉岑和滕牧趕緊前往陜西，督促勤王之師入京護衛。
聶昌神色嚴峻道：“當與公等誓死成事。”
當夜，聶昌找到大金館伴使太師楊天吉道：“國相說，要待我割三鎮完畢之后，方肯回師。臣子之心，急于星火。無奈道路遙遠，莫得疾速。我想分遣屬官往東路，我自行西路，相會于河中。如此不用二十天，此事可畢矣。這樣，國相也可早日班師。”
楊天吉等表示同意。于是，分派金使王敵、郭天信率五百金兵館伴劉岑、滕牧走東路，楊天吉親自陪伴聶昌行西路。他們商定，明日一早，即分路而行。
連日來，金軍攻打東京城日益猛烈。而守城宋軍由于兵少將寡，實際上處于被動應對狀態。面對城外金軍的囂張氣焰，城內有兩個小人物奮然上書朝廷，提出了自己的用兵之策。
一個人物是吳革。在金軍主力尚未到達城下時，他就曾多次上書，建議分兵出城，在城外結寨，使金軍不敢近城，并控制通往東南的道路。一旦情勢危急，圣上可撤出京城，由此前往東南。可是，朝廷不予采納。
潤十一月初五日，吳革又一次密奏朝廷，建議選定一個日子，集中城內兵力，從諸城門同時出兵。出兵前要分工明確，有的擔任主攻，有的作為牽制，有的進行突襲，有的進行尾襲，有的擔任接應和救援……如此全面反攻，可以一戰而勝。
吳革認為，金人以為我軍膽怯，不敢出城交戰。若此時大膽出城，則恰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我軍迫切需要一場大的勝仗，來鼓舞士氣。若士氣旺盛，那么，“以攻則壯，以守則堅，以和則久。”
吳革的這份建議，宋欽宗的確是看到了，但仍不予采納。在宋欽宗心目中，吳革屬于激進派和冒險派。宋欽宗覺得，在當前強敵壓城的情況下，在守城將士普遍懷有恐懼和怠惰情緒的情況下，不宜開城出戰。一旦出城戰敗，金人則可能乘機而入，后果將不堪設想。宋欽宗不愿冒險，對于未來結局，他仍然懷有一份僥幸和一絲幻想。
另一個人物是太學生丁特起。當時城內的太學生們，對于時局都很關注，對于戰事都很關切。丁特起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見朝廷對于金軍攻城，只是以兵隨宜應對，并未表現出堅決用兵之意，似乎仍要尋求和議。于是，他上書論述，提出了“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緩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