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一個最成功的角色，就是“君子劍”岳不群。前半部書，他的形象極好，品格端方，溫潤如玉，愛妻子，愛女兒，愛弟子，心胸豁達，令人心折。
然后到了后半部，他的真面目現行，他誰都不愛，妻子、女兒、弟子，都是他的工具，他的豁達、風度、道德品質全部是裝出來的，在面臨最終選擇的時候，岳不群心狠手辣，六親不認，為了利益，他什么都能夠犧牲。好好的“君子劍”，令狐沖曾經心目中敬若神明的偶像和父親，成了一個卑鄙無恥冷血的“偽君子”。
這中間所有的變化既有合理性、必然性，也有偶然性。這世間，大部分人最愛的是自己；可毫無疑問，還有相當部分的人是可以為了自己的親人犧牲自己的。然而在選擇的一剎那，太多的偶然性，可必定也有合理性、必然性。
易經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除了黑白之外，最多的是灰色。
有時候，大師、人渣、英雄、壞蛋、學者、貪官、能吏、祿蠹、一代宗師、衣冠禽獸......這些詞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放在一個人身上，因為人性就是復雜的。
民國的時候，有很多“大師”，文化水平很高，但他們在人品和道德上，說句“渣”都不為過。胡適長期嫖娼，給他人拉皮條，攛掇朋友出軌離婚；徐志摩追求愛情，當然也可以說成是婚內出軌，要拋棄妻子。蕭軍不斷地拋棄自己的愛人，不斷地追求新歡和年輕女學生；也可以說成是追求愛情，忠于自己真實的感情。胡蘭成和包括張愛玲在內的八位女性“相愛”，還做了漢奸......；張愛玲感情生活豐富，你可以說是自由獨立的新女性，也可以用完全負面的詞來形容。
當代一些學術名流、高校教授人品不端，貪污經費，性侵學生，以權謀私，壓榨研究生；當代一些大牌名嘴主持人，有藝無德，仗著名氣吸金撈錢，生活糜爛，欺壓后輩，甚至弄出性侵凌虐的丑聞.....都是有的。
所以，才華歸才華，學問歸學問，貢獻歸貢獻，人品歸人品，要一分為二。
你不能因為崇拜他們的才華，敬佩他們的成就，就把他們說成千古完人，一口一個“先生之德、山高水長”，這是捧臭腳、肉麻惡心。可同樣也不能以圣人的標準來要求對方，因為你我也做不到；正因為做不倒，做倒了的人我們才會奉之為‘圣’為‘賢’。
提倡好人好事，是因為好人好事極少；提倡一心為公，是因為一心為公絕少；然則，我們的所有人的內心深處，還是有著善良的種子，對善良的渴望，對善良的認同。
宋徽宗的書法水平，秦檜的書法水平，蔡京的書法水平，都算得上大師吧。但他們就不是昏君、國賊、奸相嗎？難道給他們樹碑立傳的時候，要寫“一代大師秦檜”嗎？
我們儒家思想里，當社會名流、成功人士去世了，退出了他們的人生舞臺，我們有個傳統，叫做“死者為大”，于是開始只談貢獻，不談錯誤，只談功勞，不談罪過，只談水平，不談節操，這是不對的。大家看看也就好了，如果有一天爆出某樣完全和我們私下做的相同的事情來，也不要驚詫。
某武俠小說大家去世了，媒體把他說成是他筆下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實際上這位大家并沒有這么偉大，他政治上的投機是出了名的，他也曾經惡毒諷刺過陳毅元帥說要造原子彈的言論。小說笑傲江湖中對某些事物的偏見和敵視，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對自己的家庭、婚姻、妻子、兒子多有言論傳說是不負責任的，他長達十年的婚內出軌，對相濡以沫妻子的拋棄，這些事情也要講，不能不讓人講。大家的小說非常精彩，但他在道德上，完全稱不上所謂的“俠之大者”。
可同樣的事，換個角度，某大家家庭瑣事，真相你我難明，恐怕也不能亂說。追求愛情，追求自由似乎也是十分正常的；后來認識到了自己當年政治上的錯誤，改正當然更是值得贊賞與歡迎。
某著名企業家去世了，整個商業圈都在吹捧他是英雄，吹捧他不畏艱難，敢為天下先，80歲高齡出獄后還繼續創業，卻選擇性無視他作為國企領導，在上世紀90年代，個人貪污上千萬，私分了300多萬美元公款，建立了12億元的帳外小金庫，一個批條就能讓身邊的人獲利千百萬。他的女兒依仗他的權力，接受、索要了3600多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30萬美元.....這些鐵一般的事實。可這同樣是人性決定的，這都是他。
所以，這個世界是實用性的；每個人基于自己的利益、立場，會用言詞來為自己辯護。可同時，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還是有是非對錯的標準的，這是每一個人生下來后就有的。
我們年輕時討厭一些人，一些人的行為，一些人的言辭；進入社會后，或許就變成了我們曾經討厭的人，說著我們當年討厭的話，做著我們討厭的事。所以如此，只是認為現在這樣更正確，或是可以活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