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兩天里，崇禎皇帝對遼東各項事務的安排，陸續在朝會之上通過，并很快就傳了出來。
不管崇禎皇帝在這兩天的朝會上經歷了怎樣的唇槍舌劍，總之，楊振一直擔心的情況并沒有出現，這一次，崇禎皇帝并沒有臨時變卦。
雖然楊振沒有親眼看到詔書圣旨，但是奉命向楊振傳遞消息的盧志德，卻把朝議的大致結果一一告訴了楊振。
崇禎皇帝先后兩次召見楊振的時候所做出的的重大決定，都一一兌現了。
楊振受封為金海伯，祖大壽受封為錦義伯，沈志祥受封為襄平伯。
同時，洪承疇這個薊遼總督也要在年底以前出關北上，坐鎮寧遠城，開始真正擔起督師薊遼的重任。
至于遼東巡撫方一藻，則被免掉了遼東巡撫的職務。
但是，由于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及楊振幫他說情，崇禎皇帝最后并沒有將他閑置不用，而是給了他一個兵部添注侍郎駐山海關專理分司軍務的職事。
兵部添注侍郎這個說法，有點像兵部編外侍郎的意思。
大明朝的六部編制多少官員，一開始都是有定數的。
比如兵部，除了兵部尚書之下，下面有一個兵部左侍郎，一個兵部右侍郎，然后就是各司的郎中，各司郎中下面，就是各司的主事們。
而所謂添注侍郎，多數都是臨時設置的，目的是專任該部某一項事務，或者專理該部某一件事情的，這件事情一結束，這個職務也就隨即撤銷了。
方一藻這回所得的這一個兵部添注侍郎，就是這種類型的職事官，屬于因事而設，事畢則罷的臨時官銜。
崇禎皇帝本來是要罷免方一藻的，之所以最后給方一藻這樣一個職務，主要是看在楊振為他求情的面子上。
楊振替方一藻求情，讓崇禎皇帝覺得，這個方一藻仍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雖然他節制不了祖大壽麾下的遼東軍，但是對楊振所部兵馬還是很有影響的，所以對于朝廷節制指揮楊振所部還是有用的。
恰好根據兵部尚書陳新甲的提議，今后楊振所部的兵馬要轉隸京營，兵部對楊振兵馬的節制指揮，要通過山海關的兵部分司來進行。
這樣一來，山海關的兵部分司衙署，就需要安排一個對楊振有影響的人來主理。
崇禎皇帝略一想，就把這兩個事情二合一處理了，正所謂一事不煩二主，對楊振所部兵馬的節制指揮，還是得交給方一藻來辦。
可是如何安排這個方一藻呢？
崇禎皇帝還真是費了一番腦筋。
方一藻身為遼東巡撫，駐在寧遠城中，卻不能有效節制指揮寧遠城中的遼東軍，這一點讓崇禎皇帝對他十分不滿。
這一次，崇禎皇帝將他從遼東巡撫位置上拿下來，是對他的一個懲處，自然不可能再給他一個更高的或者平級的職務。
可是既然還要用他，那么將他從遼東巡撫這樣的高位，一下子直接降到山海關兵部分司郎中的位置上，卻又有點過了。
山海關內的兵部分司，在其設立之初級別不高，最大的官員是兵部派來的主事，叫做兵部分司主事。
后來山海關的地位越來越重，山海關內的這個兵部分司主官的級別，也開始提升，升為兵部分司郎中。
可是即便是升格為郎中，也不過是正五品而已，與巡撫這個從二品起的職務相比，其中的差距可謂十分懸殊。
于是，崇禎皇帝權衡了一番之后，最終給了方一藻這個前遼東巡撫一個兵部添注侍郎的頭銜，讓他坐鎮山海關兵部分司，專理與楊振所部兵馬的聯絡事宜。
對于這個結果，楊振當然滿意。
對楊振來說，他的這次京師之行，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提前解決了可能由隸屬關系而產生的種種麻煩。
也就是說，從今往后，楊振的金海鎮兵馬也好，征東先遣軍也好，并不直接隸屬登萊巡撫徐人龍指揮，也不直接隸屬薊遼總督洪承疇指揮。
洪承疇可以上書皇帝，然后通過兵部，調動楊振所部兵馬參加關外的戰事，但卻不能直接指揮楊振所部，或者干預楊振所部的行動。
這樣一來，當年袁崇煥擅殺毛文龍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再發生在楊振的身上了。
當然了，要想完全杜絕這樣的風險，那也不現實。
在如今這個局面之下，若是崇禎皇帝本人或者是洪承疇有了與滿清議和之心，那么楊振就依然會有被自己人干掉的風險。
但是從眼下情況看，這個風險，尚在完全可控的范圍之內。
楊振之所以不想在隸屬登萊巡撫以及薊遼督師麾下，主要還是從自己的自主權角度來考慮的。
就此而言，讓方一藻這個既與自己相善同時又與陳新甲相善的人物，坐鎮山海關兵部分司居中充當聯絡之人，顯然對自己更為有利。
更難得的是，一直在京師幫其父親奔走請托的方光琛，對于這個結果，也極為滿意。
雖然是添注兵部侍郎，可畢竟也是兵部侍郎，方一藻宦海沉浮多年打熬出來的品秩，并沒有怎么下降，而且還從相對危險的關外，回到了相對安全的關內，別人不知道這其中的差別，方光琛父子焉能不知道？
所以旨意一傳出來，方光琛大喜過望，他又知道楊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很快就找到楊振，對其千恩萬謝感激涕零。
當然平臺召見，楊振御前奏功的時候，陳新甲、張若麟都在場，散去之后，楊振說了什么話，自然傳到了方光琛的耳朵里。
楊振在崇禎皇帝的面前，不僅給方一藻求了情，而且親口提到方光琛的名字和功勞，這一點尤其令方光琛感激不盡。
雖然事后崇禎皇帝并沒有什么表示，比如賜給方光琛一個正式的官身之類的，但是楊振的做法卻讓他無比心服，更堅定了他的追隨效力之心。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午后，楊振終于在宣武門內的京營駐地里面，迎來了由內閣副署的封他為金海伯、欽差總鎮遼海松旅金復東江等處掛征東將軍印總兵官，左軍都督府左都督的詔書。
這一封詔書，是給楊振本人的。
因其本人正在京師之中，不必要非得等到回了松山城才能拿到。
至于楊振麾下其他有功該封的將領，他也早將該封的名單轉呈到兵部去了。
那些人的封賞，自然是要朝廷派出專門的欽使，前往寧遠、松山等地傳旨的時候，見到本人，才好正式公布。
當然了，那些名單都是楊振自己敲定的，他自己心里當然有數。
卻說十一月十七日的封賞過后，楊振自覺此次京師之行各項事已了，又記起崇禎皇帝叫自己早日返回遼東的旨意，于是便當場通過傳旨的內閣中書舍人提出了向崇禎皇帝陛辭的請求。
陛辭，就是臣子獲得重要委任離京之前入宮面見天子，然后當面向天子告別并請示機宜的朝廷禮節。
楊振本想借著這個入宮陛辭的機會，再跟崇禎皇帝說一些事情的。
未料到，楊振提出的陛辭請求，并沒有得到崇禎皇帝的允準。
或許是崇禎皇帝對楊振所提出的所謂匡救時弊的三條對策皆不滿意，因而對他有所失望的原因吧，崇禎皇帝沒有再一次召見他。
而且當天傍晚，崇禎皇帝便叫王德化派了盧志德前來，向楊振傳達了口諭，叫楊振無須陛辭，領了詔書直接離京即可。
楊振肚子里雖然仍有許多話想對崇禎皇帝說，可惜沒有了機會。
好在他之前在崇禎皇帝面前所說的那些話，也就是他在御前所獻的那些匡救時弊的對策，并沒有傳播開來。
至少當他去大明門內、承天門外的兵部院署拜見兵部尚書陳新甲的時候，陳新甲仍對他以禮相待。
兵部職方司郎中張若麟以及兵部其他官員，對他依然十分熱情，為了他的事情跑前跑后四下張羅，儼然將其視為兵部院署的座上賓。
包括楊振提出的先到宣府探親，再從張家口出關的請求，也當場給了文書，當場照準了。
這讓楊振的心中略略安定了一點。
如果他在崇禎皇帝面前所說的那些話傳了開來，那么他會立刻成為滿朝文武大臣的眾矢之的，到那時情形可就截然相反了。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清晨，楊振領著帶來京師的將士與車馬，也帶著此次京師之行所得的詔書、敕印與關防，從宣武門出了內城，然后走西便門出了外城，一路往西去了。
與此同時，楊振率部午門獻俘，給大明京師帶來的那一番熱鬧氣象，也隨著宣武門外騾馬市前街與菜市交匯口處持續了三天的公開凌遲處刑的結束，而消散了。
楊振他們一行從遼東帶到京師來的那些東虜首級，先是宣武門外示眾了一天，然后就運到了朝陽門外繼續示眾展覽。
至于被楊振帶到午門獻俘的活著的俘虜們，先是被拿到了宣武門外一個接一個，一批接一批地活剮了，爾后又被砍下首級，送去了太廟與社稷壇，告慰祖宗天地之靈。
滿韃子十王爺多鐸、輔國公屯齊的首級，以及圖爾格、伊爾登、金維城、佟圖賴、吳守進等梅勒章京以上將領的首級，還在告祭太廟與社稷之后，被崇禎皇帝下旨傳首九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