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不知道楊振問安應昌的話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什么特別的意圖或者原因，可是楊振自己心里，卻是十分清楚的。
通過與這個安應昌最后的一番對話，楊振十分確信，安應昌不是一個人，他的背后有一幫子人。
這一幫子人都是與當今掌握李氏朝鮮權力的當權者不同路的。
因為楊振刻意詢問的每一個人，都是李氏朝鮮在這個時期以及稍后幾年之中出了名的謀逆者。
沈器遠是如此，安五倫是如此，安益信同樣是如此。
安應昌的名字，楊振沒有聽說過，但是楊振張口詢問道的三個名字，楊振卻全都知道。
如此一來，楊振對這個安應昌所說的話自然心里也就有數了。
而他也正猶豫著如何處置這批堅守到最后開門投效的朝人守軍呢，此時自然不必猶豫了。
當天晚上，楊振命令火槍營各哨，帶著槍炮彈藥，駐扎到了鼎足山城內，一邊防范江華城的朝軍來襲，一邊看管在鼎足山城內俘虜的五百余朝人守軍。
與此同時，楊振也命令仇必先率隊，帶著幾門沖天炮，前去占領了早已人去臺空的摩尼山烽火墩臺。
命仇震海率領船隊，駐泊在鼎足山城下的海灣里，防范可能來自海上的意外襲擊。
而他自己，則帶著張臣、安應昌以及自己的幾個侍從，入住到了鼎足山城一隅的傳燈寺里。
傳燈寺的亭臺樓閣規模不大，但勝在歷史厚重，環境清幽，清一色歇山頂式木石建筑，十分賞心悅目。
六月初的夏夜里，楊振反客為主，簡單宴請了安應昌之后，就在張臣、安應昌等人陪同下一邊散步，一邊詳細詢問李氏朝鮮的內情。
而已經向楊振表明立場，同時也被楊振先前的問話給震撼到了的安應昌，終于毫無保留地向楊振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各種情況。
而楊振結合自己在后世對明清鼎革之際李氏朝鮮情況的一些了解，相互印證之下，很快便了解了李氏朝鮮眼下的局勢，尤其是李倧在丙子胡亂后的轉變及其一系列后果。
事實上，楊振對明末李氏朝鮮的情況雖然有點隔膜，但是他對李倧——這個李氏朝鮮的所謂仁祖大王的情況，還是有所了解的。
包括這個所謂的仁祖大王在位時期的主要人物和一些大的事件，也略有所知。
李倧是依靠宮變上臺的，而那場宮變史稱“癸亥反正”，也叫“仁祖反正”。
說的是天啟三年，李倧在一幫大臣、權貴和儒生，針對當時的李氏朝鮮國王李琿所發動的一場奪位行動。
那場宮變成功以后，李倧順利上位，而當時的朝鮮國王李琿下臺。
其親信寵臣被殺，其本人被生石灰燒瞎雙眼流放到了海外，先是囚禁到了江華島上，丙子胡亂以后，又被轉移到了濟州島上關押，直到病死。
這個李琿，就是史書上所稱的那個各種倒行逆施的光海君。
而在這場仁祖反正當中，李倧及其擁立者們所打出的旗號，或者說給李琿定的罪名，就是李琿無道，不僅殺兄殺弟，寵信奸佞，而且私通建虜，叛離大明。
正是在這個旗號下面，李倧匯聚起了大批朝鮮中下層文武官員和在野的儒生，贏得了朝野輿論的支持，贏得軍心民心，最后也贏得了大明的諒解與冊封。
而李倧上臺之初，也的確心向大明，比較配合當時大明朝“聯鮮制奴”的戰略，一方面堅決執行對后金的貿易封鎖政策，另一方面也大力資助東江鎮兵馬的糧草餉械。
這也是李倧在上位以后過得比較順風順水的幾年。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黃臺吉繼承后金國的汗位以后，后金國對李氏朝鮮的政策發生了變化。
于是，很快就出現了天啟七年的丁卯胡亂，即公元一六二七年的后金入侵。
面對后金八旗軍的進犯，李氏朝鮮根本不是對手，于是李倧在投降派、主和派的支持下，被迫與后金達成了和議。
和議達成以后，李倧不僅將自己的弟弟送去盛京作了人質，而且如約開了雙方的互市，同時每年定期向后金國納貢，繳納糧餉歲幣。
這么以來，當初支持李倧反正上位的朝臣儒士們開始出現分化，在面對后金國的問題上，漸漸形成了主和派與斥和派兩個陣營。
滿韃子偽帝黃臺吉親征朝鮮之前，也就是史稱的丙子胡亂以前，在李氏朝鮮的小朝廷上，親明的力量一直占據優勢，對虜斥和派掌握權力。
整個李氏朝鮮，在對待后金國的問題上基本上是陽奉陰違，明著不敢反抗，但實際上仍然心向大明，并沒有解除與大明朝的宗藩關系。
崇禎九年的時候，黃臺吉征服了察哈爾殘余的部落，得到了林丹汗遺留的元朝玉璽，所以想稱帝，就叫人到朝鮮去，讓朝鮮的君臣上表勸進并稱臣。
結果，自認小中華的李氏朝鮮君臣們聞訊大怒，不僅堅決不上表勸進，而且一致怒斥黃臺吉派來的使者，痛罵后金國是女真胡虜，根本沒有資格稱帝，聲言朝鮮決不會向胡虜稱臣。
等到黃臺吉改國號稱帝之后，李氏朝鮮果然堅決不派朝賀使臣，不向黃臺吉稱臣。
李氏朝鮮這么做，硬氣倒是挺硬氣，可是在清虜鐵蹄之下，硬氣的代價也是很大的。
就在黃臺吉稱帝的第二年，丙子胡亂發生了，黃臺吉親率大軍東征朝鮮，雙方實力懸殊，結果可想而知。
與此相應的是，在丙子胡亂之中，被李氏朝鮮寄以厚望的大明朝，其表現實在是拉胯的不行，令朝人大失所望。
因為崇禎皇帝派去的援軍沒料到黃臺吉的軍隊你進展如此之快，朝人如此之弱，所以他們不僅遲到了，而且到了以后遲遲不敢上岸作戰。
包括沈世魁所率的近在咫尺、與朝鮮唇亡齒寒的東江軍，竟然都是一直隔岸觀火，坐視朝鮮被打垮。
而等到朝鮮被打垮以后，滿韃子軍隊開始回頭強攻皮島的時候，陳洪范等人指揮的登萊援軍更是聞風而逃，又導致了皮島的淪陷和東江鎮的徹底敗亡。
就這樣，丙子胡亂之后，李倧被嚇破了膽，李氏朝鮮的大臣們再一次分化，在對待滿清的問題上，力主臣服滿清的主和派占據了上風，而力主抗虜的斥和派則被清除一空。
其中有幾個在朝野之間威望很高的斥和派大臣，還被嚇破了膽的李倧，抓捕起來送到了盛京城里，請滿韃處死了。
甚至于朝野之間誰敢上書反對臣服清虜，李倧以及取得李倧信任的事虜主和派大臣，都要派人把他們抓起來，送交駐在九連城負責朝鮮事務的清虜大臣審訊治罪。
丙子胡亂之后，李倧的這些作為，雖然有他的不得已之處，也得到了一批主和派大臣的支持，但在同時也招來了不少反對者。
尤其是在丙子胡亂之中幸存下來的，并與滿韃子軍隊結下了血海深仇的一批中下層武人。
在戰爭中他們失去了部眾，失去了財富，失去了親人，妻女被擄，成為奴隸。
而在戰爭后的一片投降之聲中，他們又失去了地位，失去了權力，失去了名譽，結果還得向過去的死敵俯首稱臣。
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與此相應的是，已經臣事大明朝二百多年的李氏朝鮮，漢賊不兩立的夷夏之防，在許多儒生出身的官吏之中早已根深蒂固。
許多儒生士林出身的官員，對丙子胡亂之后的國政十分不滿，其中甚至包括了當年參與癸亥反正，參與擁立李倧的人物。
畢竟，李倧背叛大明，背叛對朝鮮有再造之恩的明朝天子，而改事清虜，改事與朝人語言不通、衣冠不同、習俗不同而且剃發結辮的女真胡虜，那么他的行為，與當年癸亥反正時被他們搞下臺的光海君李琿有何區別？
當年他們聲討光海君的罪名，現在豈不是可以扣到自己的頭上了嗎？
楊振對安應昌提到的那個沈器遠，就是這樣想的。
而且這個沈器遠與別的大臣只是在心中想想，并不敢將想法付諸行動的懦弱行為大為不同。
沈器遠敢想敢干，當年的他一介落魄的儒生就敢于策動李倧發動宮變，現在的他依然敢于策劃推翻懦弱無能的李倧，另立新君。
在原本的歷史上，沈器遠就是這么干的。
丙子胡亂期間，李倧任命力主抗虜斥和的沈器遠為都元帥，叫他前去御敵，但卻不給他一兵一卒。
等他搜羅了各路援軍，終于趕上進展神速的黃臺吉大軍之時，又被擅長以逸待勞圍點打援的黃臺吉大軍一舉擊潰。
沈器遠散盡了家財招募來的軍隊，最后只剩幾十人保護著他逃離了戰場，總算保住了一條命。
可是到了戰后，李倧治他力主抗虜之罪，治他兵敗之罪，將他流放到了海上荒島，讓他自生自滅。
好在這個死后廟號仁祖的李倧，雖然庸庸碌碌懦弱無能，但他卻頗顧念沈器遠當年對他的擁立之功，沒過兩年就將他放了出來，召回到朝中擔任要職。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召回來的沈器遠，已經不是當年為他策劃宮變，幫他奔走聯絡士林儒生，然后擁立他上位的儒林義士沈器遠了。
而是一個下定了決心要將他推翻，并打算另立新君，重樹抗虜斥和大旗的沈器遠了。
因此，回到朝中任職的沈器遠，先是謀求江華留守一職未果，但隨后謀到了南漢山城守御使兼京畿道總戎使的職位。
在這個職位上，對內，他刻意結交了許多對事虜主和派不滿的中下級武官，尤其是南漢山城的兵力，打算欲利用這些力量來舉事。
對外，則企圖聯絡出沒朝鮮海域的明朝船只，希望與明軍聯手合作，在鏟除國內的主和派以后，繼續幫助明朝恢復遼東。
而身居高位卻仗義疏財喜歡結交下屬的沈器遠，自然深得軍心，很快就得到了南漢山城御營大量武官的效力。
為了達成他暗中聯絡大明的目的，他還將自己拉到一起的一些中低階武官，安排到了隸屬京畿道及御營守御的江華島及附近的海島上駐守，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聯絡上大明的水師。
在原本的歷史上，沈器遠并沒有能夠等來大明官軍，不得不在沒有外部助力的情況下發起行動。
結果，又因為其部下行事不密，在即將發動宮變之前走漏了消息，導致行動失敗。
沈器遠本人被凌遲處死，而他全家以及一堆與他志同道合的同黨，還有一批力主抗虜的中下級武官，全數被殺。
然而這一世，好巧不巧，沈器遠的安排奏效了——楊振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