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可成所任命許都的徐州四面牢城使，這一官職也來自李自成、牛金星紹述先唐的復古官制。
牢城使是唐五代以及兩宋時期的一個重要使職官，最早出現于唐末，五代后梁時曾避諱改為牢墻使，后唐時又復稱牢城使，五代其他各朝及宋朝皆沿襲之，十國中也有出現。
關于牢城使，《宋史》明確記載說：“皆待有罪配隸之人。”宋太宗在雍熙二年也曾經下詔稱：“偷盜滿七貫者，決杖、刺面、隸牢城。”
可知在宋朝的時候，牢城使的概念更多是作為一個機構，起到關押罪犯并充勞役的作用。
五代時期的后晉高祖天福八年，也有相關的敕書說：如鄉村妄創戶及坐家破逃亡者，許人糾告，勘責不虛，其本府與鄉村所由，各決脊杖八十，刺面配本處牢城執役。
說明五代的牢城至遲在后晉時期就已經具備了督管罪囚配隸的司法機構性質。
但牢城使一詞，在唐代和唐以前則并不是這個意思。
李自成和牛金星這一對君臣，作為鐵桿的盛唐復古主義者，當然不會取我大送時的職官寓意。
唐代的牢城使繼承自北魏，是負責選拔民兵、修繕守城，特別是戰時負責統管城防全局，守城防衛的官職。
唐代后期在州陣軍中還曾經出現過所謂的牢城兵，這就和現在許都組織起來的那批搢紳團練、豪杰散勇和奴婢武裝一樣，屬于具備民兵性質的城防軍，與宋代牢城使的押管罪囚、督促勞役之事根本無涉。
唐末時，高駢時任淮南節度使，他在揚州被叛將畢師鐸包圍的危急關頭任命其從子為牢城使，至少可以看出牢城使是由節帥辟任的，且是其身邊極其親近緊要之職。
而大順的官制，就是在唐朝的基礎上改良而成，雖然內里實質多采用了明朝職官需要的內涵精神，但無論是名稱還是一些改良官制的地方，都和唐朝官制存在極大聯系。
在唐代，牢城使、牢城兵俱為臨時委派設置。唐末牢城使當為臨時差遣的使職軍官，并不常置，大順軍中的牢城使雖然也有臨時性，但比唐末時期則更加固定化一些。
谷可成以許都為徐州四面牢城使，就是將主持徐州城防任務的重任，幾乎都交到了這個參加大順軍不久的年輕人手中。
巨大的信任和責任感，當然還有面對多爾袞虎視眈眈的危機感，都讓許都必須打起十萬分的精神，將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完全投注到徐州城防之上。
為了堅壁清野的考慮，許都已經下令拆除了徐州城外緣的全部民宅廬舍。這對于那些居住在徐州城城墻外側的平民百姓來說，無疑將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
但是大順軍的物質力量又是這樣的豐厚，當此民氣沸騰、人心可用的時候，閻爾梅也極力勸說許都，不要因為拆除民房的小事而影響到大順軍此刻已經逐漸樹立起來的王師形象。
閻爾梅在看過了大順軍倉儲的豐厚情況以后，直接提議：
“誠如六國論所言，以大順的物力分配，足可以封天下之謀臣，禮天下之奇才。現在睿酋傾巢而來，是欲一擊決天下，角斗之勢已成，大順軍此戰戰勝，則不唯獨中原，即便天下也是半入晉王囊中。
比較如此豐厚的回報，許生你又何必吝嗇一點點的金玉米麥呢！”
在閻爾梅的強烈要求下，許都便從徐州的倉儲中取出大筆順軍存糧，以高額的錢糧作為補償，彌補所有住房在城外的平民之損失。
這一消息公布以后，全城可謂大嘩。雖然也出現了少數奸猾的文人和大豪紳大戶，妄圖夸張渲染自己在城外的田宅是如何廣闊奢華，以騙取大順軍的補償金。
但閻爾梅熟悉徐州搢紳，只要有他在，一般的小民或許還控制不住，較有名頭和財力的士紳一流，到底有多少家底，那是決計不可能騙得過閻爾梅的。
至于閻爾梅所不熟悉的一般小民，即便夸大了自己的財產損失，能夠騙取的大順補償錢糧限于規模和見識，也是相當不足一提的。
對于徐州的大戰，本地的軍民百姓經過這一段時間各種消息的沖擊后，早就做好了付出極大代價和犧牲的準備。
大部分人并沒有考慮過，在大順軍“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多爾袞攻取徐州”的戰略里，自己究竟是不是那個要被犧牲掉的“代價”。
可是當許都決定補償百姓因堅壁清野而導致的田產損失時，人們對于徐州會戰的前景，便驟然出現了特別強烈的希望。
無論如何，像大順這樣一個朝廷，的確讓徐州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新朝雅政”的好處。這和營田制不同，在營田制改革中，有人受益，也就必然有人受到損失。
營田制改革是一次重新分配，是在有限的利益中做零和博弈式的再分配。而現在許都密布徐州百姓的損失，依靠的則是大順軍極為強大的農業生產力。
普天之下，論農業生產能力，在李來亨已經鞏固并且正在高速推廣的營莊制面前，清廷、南明，甚至是張獻忠的西明小朝廷，那都是螢火比于皓月，何止是微不足道，簡直是讓人不忍一哂。
雖然多爾袞一再強調的“開封藏銀七千萬兩”的傳說，只是一個傳說而已。
但清軍南征途中所見，大順軍的每一處轄區、每一個根據地，那種充滿勃勃生機而蒸蒸日上的富足模樣，都讓滿洲人相信，有這樣的統治，作為大順政權中心所在地的開封，一定是一座比在崇禎手上已經破敗了的燕京，更富有和繁榮的城市。
這一點并無虛言，河南和湖北的所有倉庫中，要么裝滿了糧食，要么就裝滿了布匹和軍械。營莊制改革所解放出來的龐大生產力，沒收明朝藩王宗室和拷掠不法士紳大地主所得到的巨額浮財，這一切都致使李來亨的手中，終于掌握了一份連崇禎皇帝都不敢想象的龐大資源。
以方以仁的估計，光中元年的夏收和秋收以后，僅僅依靠湖北、河南兩省的全部，山東一省的大部，還有湖南、山西、北直隸三省的一小部分，大順政權就可以掌握折價下來相當于近三千萬石糧食的資源。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概念？
明朝精英階層認識中，明朝國力最為強大、統治最為嚴密的時代就是國初洪武時期。而洪武朝，朱元璋制訂的稅額就是三千萬石左右，在明太祖看來，三千萬石的收入，足可以支持大明朝的對內統治和對外戰爭等一切活動。
而現在，大順僅僅是控制了河南、湖北兩省的全部，以及山西、北直隸、山東、湖南四省的一部分，最多再加上漢中和潼關這一府一縣之地而已，竟然就擁有了等同于洪武時期明朝歲入的物質資源。
以這樣的基礎，許都當然對戰事的前景充滿自信。
“天生晉王以治平明季末世，我輩生逢圣主之時，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