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憲法》對選舉權的限制，最初是要求選民與候選人均需擁有5000元不動產或中學以上教育，并在選區居住超過十年，而年齡方面選民需達到25歲，候選人則需達到30歲。
這遭致了極大反對，直到動搖了大順朝的第一次共和革命爆發之前，《欽定憲法》才修改了選舉權相關的發條。
改為僅要求在以下三項中滿足一項：年納直接稅2元以上、擁有500元以上不動產、小學畢業或同等學力，居住年限從十年下降為兩年，選民和候選人的年齡要求相應下降為21歲和25歲。
由于選舉權條件的下降，得以參與選舉的人數大為擴張。
從第一版憲法符合選民條件的僅340萬人狀況，一躍為接近8600萬人，兩年間增長了25倍以上。從全國人數的0.39上漲到10.5。
誠然，以今日之標準來看，10的選人人數仍然不足，尤其本次選舉并未賦予婦女選舉權，不得不說是一大缺陷。
但就歷史的進程來看，無疑是一巨大進步。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國會選舉的條件在財產要求之外另設教育背景，在達到教育條件下即使不滿足財產要求亦可擁有選舉權，而教育資格設為小學畢業幾乎可視為最低限度的門檻。
最終，第二版憲法的國會選舉成果十分驚人。
在此僅列舉兩個最為震撼的數據：第一，新憲法國會859名議員的平均年齡為36.45歲，年齡超過60歲的僅有6人，而此前舊憲法國會的平均年齡即為43歲，與之直接相關的是議員的教育背景，在499名背景可靠的議員中，只有舊學教育背景的議員僅有94人，不到五分之一，而新舊兼有的有163人，接受純新式教育的共242人，反而為人數最多情形。
考察他們的職業背景，新憲法國會的議員中，真正的資產階級僅有12人，此外控制輿論權力的律師、記者僅有22人，除了新舊政府官員以外，國會中人數最多的是教育工作者，共100人，其中中小學的校長占到了五成以上。
這些全新的新生力量，投注到大順政權，為朝廷增添了全新的生命力。
本來已經漸漸步入暮年的大順朝廷，也在那以后展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然而民眾們本來對于壓迫是沒有什么話可說的，反而是在改革推行過程中，當各種各樣的壓迫被減弱的時候，人們才漸漸對身上受到的壓迫更為敏銳了起來。
一部分壓迫和特權被改革廢除了，但是剩下來的那些壓迫和特權，比起從前，就顯得更加刺眼和無法忍耐了起來。
朝廷本來是為了維護皇室政權而推行的改革，其結果反而是引爆了民眾的不滿情緒。
第一次共和革命，就是在大順改革相當順利的背景下爆發的，這無疑是令人感到十分感慨的。
第一次共和革命的領導者是廣西的小學校長洪秀全和湖南煤炭工人聯合糾察隊的委員楊秀清，他們拉開了大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內戰序幕。
而共和軍的迅猛進展，更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只經過了一年短促激烈的內戰，共和軍就占領了金陵和開封，皇室政權完全崩潰。
第一共和失敗以后，李氏復辟，百姓的共和國瓦解，這也意味著代表傳統的保皇派勢力依舊雄厚，甚至預示著哪怕到了第二共和時代，皇族的影響力依舊像一個幽靈般，隨時威脅著共和國的存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歐洲和印度的新文化史研究中，人們發現革命者經常將律師的職業訓練帶到議會之中，從而影響了革命的修辭，比如“公民”一詞，本是律師需要接受的古羅馬修辭訓練的產物，結果卻伴隨著革命者們的演講傳遍世界。
就此而言，主導大順革命的卻是像洪秀全這樣的教育工作者。
由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締造的現代中文里，恐怕蘊含了不少本來專屬于教育工作者的修辭方式。
例如導師、教員一類的詞匯，經常被運用到政治領域，或許就是發軔于此。
選舉法的改變造成了政治文化的重大變遷，一大批中小學的教育工作者成為了當時順朝政治舞臺的參與者。
這可說是大順中后期政局的一種特殊情況，在一般國家，主導政治者往往以大學教授、律師、記者、企業家和科學家為主，甚至于工人組織首領、群眾性運動領袖，主導地位也都在中小學校長和教師之上。
只是由于第二版新憲法的選舉法，加之當時大順國情的特殊性，造就了一段時間內政局主導者的特殊性。
而竟然由這種偶然性的因素，影響到了整個共和革命的發展，影響到了理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這又是可謂奇跡。
小而彌堅的領導者們積極前進，世祖李來亨絕想不到他為后世精心設計一系列政治架構，最終會將歷史導向這樣一種奇特的結構里。
李來亨倒在開封皇宮的寢殿里，驟然升起日暮途窮之感。他的精力是日漸衰退的，而膝下諸子的斗爭卻越來越激烈。
羅顏清和劉幼辭，都相繼去世，走在了李來亨的面前，只給這個世界留下一個無奈的老人。
他能說話的人有大長公主李徽柔，但近來李徽柔介入政局也越來越深，使得李來亨不愿意再向她開口了。
方以仁多年前就回到了桐城老家隱居養老，方黨在朝堂上勢力漸漸自動消解了。
李來亨是很想下詔請方以仁回到京城，讓他們兩個人再好好聊聊的。
可是方以仁年邁的身體，恐怕支撐不了這樣的長途跋涉。
李來亨自己呢？更沒有辦法去桐城見一見這位老友了。
他的時間越來越少，好像死亡已經清晰可見，可李來亨又總覺得自己留下的遺產尚不夠豐厚。
人就是這樣的貪得無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