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李潼來到芙蓉園的時候，才發現這座皇苑已經改名為菡萏園。初時還有些不理解，但在略作思忖后才想起來，原來這是為了避他嫡母房氏之諱。房氏閨名芙蓉，所以行臺有這樣的舉措。
避諱這種事情，分為國諱、家諱。國諱方面自不必說，比如貞觀末期將六部之一的民部改為戶部。還有李潼來到大唐后，還沒見到一個完整寫出的“治”字。不獨在世帝王要避諱，遇上武則天這種窮講究的，垂拱年間還將華州與華山改名，避她祖父武華之諱。
家諱方面那就復雜得多了，父母名諱、身為兒女是一定要避諱的。像李潼最開始這方面不怎么在意，與人交談常吐“賢”字，但在府佐們旁敲側擊的提醒下，已經好幾年嘴里都不能直言“賢”字。
哪怕他如今仍然歸籍他大爺李弘一支，但生父之諱還是不能免除，以至于行臺佐員們無論當面言事還是文書傳遞，都要盡量避開幾個字眼，即便不得不寫，也要缺筆。
有關家諱方面的軼事，魏晉之際流傳不少，畢竟在那個門閥畸大的年代，維護一個家族的尊嚴體面就是家族成員最大的責任。
當然唐代也不是沒有，最著名的就莫過于英年早逝的李賀了。李賀的遭遇完全就是少年才高、鋒芒太露而遭群妒的典型。
雖然說唐代出仕不唯科舉，最終李賀也通過門蔭入仕，但仕途卻因此擱淺。畢竟他可沒有李德裕那樣一個出眾的家世，可以完全不理會乃至于不屑于科舉出身給仕途帶來的加持。
總之，避諱這種禮制引出的故事實在太多了，小到壞人前程，大到打擊異己。到了清朝蠻夷入主，則更成為統治者打壓知識群體的主要手段之一，因避諱而引發的文字獄便有多樁。
至于行臺將芙蓉園改名的舉動，這就是可有可無。畢竟眼下房氏作為潞王太妃，本身也沒達到國諱的程度。家諱的話，則更多還是對自我的約束，比如杜甫終生不詠海棠詩。
李潼自己對于避諱之類敏感度不高，但行臺連這種細節都考慮到，只能說眼下的行臺諸事的確是上了正軌，甚至就連雍王在言行上一些不拘小節的地方，都有專人察遺補漏，避免被人吹毛求疵。
芙蓉園也好、菡萏園也罷，無非一個荷花池子。菡萏園內，鑿渠引曲江水再造大池，諸亭臺樓宇都是傍池而建。與曲江池勾連的這一段渠道，便是對外開放的區域，至于再往里，則就禁絕閑雜人等出入了。
長安城東地勢，因有樂游原的緣故，本就北高南低，菡萏園中有樓高止數丈，但于此樓臺之上，已經頗具鳥瞰視野，于此居高而坐，有四面春風徐徐而來，夾雜著桃李花香，近可欣賞桃李斗艷、錦繡成堆，向遠可望曲江池清波微瀾、岸邊游人如潮。
“舊年在事，輾轉江南，所見水汽糜爛、物性近淫，全然不如京中水木清華、恰到好處。人間妙境，殿下擁得，推給黎民共享，視野所及，俱是拳拳慕化之心啊！”
李千里雖然頗有衰老之態，但氣度仍是不俗，相攜登樓之后，落后雍王半身，憑欄望遠，指著曲江池周邊那些帳幕并游人們笑語說道。
聽到李千里這么說，李潼也只是一笑。他來到這個世界，游歷的地方雖然不少，但也只集中在黃河一線。行途所見，講到自然風光的話，那自然是各有千秋。但如果說人文與自然搭配最為和諧的，首推還是神都洛陽。
長安城格局如此，無論繁榮與否，給人的感覺都略顯嚴肅，并沒有洛陽那種因地制宜的隨和親近。講到宜居性，長安跟洛陽更是沒有太大的可比性。這倒也不是踩一捧一，畢竟長安在國家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并不體現在居住條件上。
“宗親宦游經年，如今終得歸鄉。我幸承天命，守治此方故業，唯盼勤于人事、守于周全，勿使風物衰損，無負人所寄望。”
扶欄眺望片刻，李潼拉著李千里返回閣內坐定，并笑語道：“皇命雖不以折抑人情為使，但敕命所加，終究各不自由。如今幸會于京內，慰于別情，案牘瑣事且置一邊，宗家小子身懷仰慕，當與王暢論情誼。”
李千里今次所領使命不無尷尬，所以李潼也就先定下一個基調，咱們談感情、不聊錢。如果李千里識趣，那自然是他宗家長輩、座中貴賓。如果這家伙不識趣，那也就無謂浪費感情，自跟行臺下僚扯皮去吧。
李千里聞言后又稍作拱手，笑著回答道：“情中長短，不以齒量。往年都畿短會，殿下已經是前班國器。闊別以來，壯聲頻聞，今番歸京得于款待，在公在私，小王都要領教，豈敢馬齒自矜。”
李千里這么識趣，李潼也是大感滿意，一邊傳召音聲侍樂，一邊與李千里閑聊一些兩京人情軼事，談話的氛圍倒也融洽。至于李千里所領的使命，彼此自然也都極有默契的避而不談。
債如果欠的久了，就會有種老子根本沒欠的錯覺，李潼眼下就有這樣的感覺。行臺今年處境略有好轉，但也只是不像去年那樣窘迫而已。去年貢賦截留自用嘗到了甜頭之后，不要說去年的債，今年的李潼都不想給了。
所以這一次朝廷無論派誰來，都沒有太大的區別。朝廷必然也是意識到他是打算繼續做老賴，所以才派了李千里這一個有著雙重身份的人前來討要，在公為少府監，在私則為宗家耆老，于情于理，多多少少總得上繳一些，不能太無恥。
雖然說是不談公事，但在交流過程中，李潼也忍不住要拐彎抹角打聽一下朝廷如今的情勢如何。
行臺如今與朝廷的關系仍是僵持，既沒有變得更加惡劣，也沒有絲毫緩和的趨勢。特別在去年秋賦至今未作解運的情況下，彼此之間的人物交流幾乎陷入完全停滯的狀態。
當然，這也并不意味著朝廷對行臺就完全的放任不理，僅僅只是各種限制的手段不再像此前表現的那么外露而已。事實上，朝廷在清理雍王在神都的影響變得更加細致且嚴格。
官面上的勢力清洗那就不必說了，從去年到現在基本已經完成。在朝官員大凡跟雍王有關的，幾乎都遭到了閑置乃至于貶謫，無論這關系是深還是淺，態度可謂是寧枉勿縱。
比如舊年曾經擔任過李潼河東王府員佐的韋安石，僅僅只在王府就事短月，當李潼前往乾陵服喪的時候，彼此間就沒了官面上的隸屬關系。李潼歸京后，他奶奶又明確表示不希望他與關隴人士接觸頻繁，所以彼此之間的私誼往來都不怎么多。
韋安石乃是京兆韋氏子弟，也是關隴年輕一代中的代表人物，即便沒有與雍王的交情與互動，也不影響其仕途發展，年前剛由禮部郎中轉為門下給事中。只要再歷一任，便可正式踏足高級官員的行列，或為南省通貴，或外放上州刺史。
但就是因為這一點與雍王似有還無的聯系，韋安石便從這一人生快車道被踢了出來，直接外放衡州司馬，一貶數千里。
甚至就連小滑頭張說，秩滿后本來走關系進了今年的銓選，但就在授任前夕被揪了出來，名字被直接踢出了吏部選官的長名榜，搞得很狼狽。
朝廷如此嚴厲的態度，無非在表達一個意思，那就是無論與雍王或者陜西道大行臺有什么公私交涉，在朝廷這里就是一個資歷上的污點，以此來給行臺設置征辟人才的障礙。
這么做也的確頗有收效，自神都趕來長安的士人不少，但多數都是游歷、觀望，真正直向行臺投進、或者干謁雍王的則不多。怕的就是有此經歷后，日后或許難以再為朝廷所取。
但朝廷的這種做法，倒也讓行臺隊伍凝聚力變得前所未有的高。朝廷不準他們騎墻，他們也就只能跟雍王一條道走到黑了，也可能是走到白，既不容于朝廷，那索性努力促使行臺成為新的朝廷，活人還能讓尿憋死？
除了官面上的打壓之外，對于雍王在民間的勢力影響，朝廷也都加以重視起來。尤其是當李潼在長安收編了故衣社后，神都的故衣社便受到了朝廷的重視，幾次措辭嚴厲的勒令解散，甚至直接動手抓捕了多名故衣社的骨干成員嚴加審訊。
在朝在野，朝廷對雍王勢力都是如此的嚴防死守，也讓李潼對神都朝局發展、情勢變化的消息獲取略有滯后，不像此前那么通暢及時，心里自然難免好奇。
只不過李千里在神都朝局中，本身也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物，所能提供的一些訊息難涉機密幽隱。
李千里雖然提不出什么讓雍王感興趣的機密資訊，但這番問答無疑擴展了話題的廣度。察覺到雍王興味乏乏，李千里于席中傾身并沉聲道：“社稷由亂入定，殿下誠是功偉。朝事如何，不敢輕論。但宗家諸事，如今卻難稱協調，其功未竟，斗膽請問殿下于此是否仍有余興？”
聽到李千里這么說，李潼眸子頓時一凝，繼而便說道：“宗家何事仍亂，王且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