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負大明不負卿  第907章 關于出使他國的廷議

類別: 歷史 | 架空歷史 | 不負大明不負卿 | 十光   作者:十光  書名:不負大明不負卿  更新時間:2021-02-20
 
在回得時學院的路上,李得時的腦海中不斷地盤旋著“人文主義精神”、“文藝復興”、“個性性解放與自由”等等關鍵字詞。雖然都是一知半解吧,但朱翊镠強調的一個主旨他懂。

那就是尊重人,尊重女性。

這與心中原本存有的理念相一致。

所以,盡管都一知半解,但他感覺自己還是可以向全院師生解釋的。

況且,他可以將朱翊镠擺出來,人家是皇帝,派誰出國誰還敢抗旨不成?

正如,如果朱翊镠派他這個老丈人去,他也只能無條件地服從。

因此,他認為自己傳達這樣一個精神指示完全沒有問題。

與李得時簡單交流溝通后,朱翊镠隆重召開了一次廷議。

凡在京四品以上的官員務必參加。

朱翊镠首先拋出廷議的主旨:出使他國。所采取的方式是:類似于鄭和下西洋,但目的是交流學習。

然后讓朝中諸位大臣各抒己見,頭腦風暴,暢所欲言。

任何一項決議,都有贊成的,亦有反對的。

贊成出使他國的大臣認為,這是耀武揚威的好機會,有利于建立全面華夷的政治秩序,進一步拓展朝貢體系,并開拓海外貿易,促進國內生產等,反正好處多多。

而反對出使他國的大臣則認為,這行為無異于燒錢玩兒,純屬浪費,引發財政危機。

的確,鄭和下西洋向來有“以朝貢貿易為主,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厚往薄來”之說。

從而也使得后來的遠航出使他國難以為繼。根據歷史資料顯示,鄭和下西洋以及明成祖朱棣對那些外邦朝貢者的大量賞賜,引發了帝國的恐慌,僅僅白銀一項,每年就花費六百萬兩(當然此數據有待進一步查考),還不包括對兩萬官兵的嘉獎。由于船隊攜帶銅錢出國收購,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嚴重消耗了國庫儲備,引起錢幣的大規模貶值。

但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加強了中外文明交流,也留下了介紹沿岸國家、地區情況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圖。

鄭和下西洋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等形式。為中國輸入了新的工藝產品、原料、技術,從而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例如,性堅質細的海外硬木,因鄭和下西洋而進入中國,使中國匠師們對于硬木操作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陶瓷生產方面,明朝工匠們使用由鄭和下西洋而進口的蘇麻離青(又稱“蘇勃泥青”)為呈色劑,形成永、宣青花顏色濃重、暈散風格;又吸收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產生了新器型(如扁壺、花澆等)和新紋樣,還有景泰藍的發展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等等。

反正好處多多亦是事實。

而且后來的歷史一再證明,各個國家只有相互學習交流,才能取得長久的進步,才不至于落后挨打。

這是朱翊镠決定出使他國的動機。

簡單地說就是要推行外交。

其實,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襲元代的規模,但在邦交理念上又有所不同。

明太祖積極、主動發展與藩國的邦交關系,對周邊國家采“不侵占”的態度,并在《皇明祖訓》中開列了十五個“不征之國”,試圖構建一個以中國為主導、有等級秩序的、和諧的理想世界秩序。

明廷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和平外交模式,影響有明近三百年。

但“不征”只是明廷對內設定的最優外交目標,并不意味著完全排斥武力。

明廷的目的在于以武力為后盾,力爭以不動兵戈的方式實現威服眾邦,構建以明帝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格局。

而具體交往模式的選取,又與交往對象在明朝外交層級中的位置有關。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銳意溝通域外國家。在鄭和之前,他派遣尹慶于永樂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又稱古里佛)、滿剌加(當時尚未建國),又于永樂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蘇門答臘。在鄭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發動了南征安南(越南古稱),將之納入明王朝版圖。

“郡縣安南”之后,明朝從陸路近可制占城,遠可控滿剌加,為鄭和后續的下西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貢體系得以順利建立和鞏固。

但隨著大明王朝國力的衰退,外交規模日漸式微也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外交理念與西方國家又大大不同,甚至背道而馳,結果朝著兩個方向發展。

以后來歷史的發展為鑒為依據,西方那種傾向于侵占、擴張、積累式的外交,或者說“野蠻”式的外交,似乎比大明所謂的“不征”要更勝一籌。畢竟后來的落后挨打是事實,而落后挨打之后再反省去學習,相當于繞了一個大彎子。

朱翊镠深知歷史的走向,當然不會繼續海禁乃至閉關鎖國,對外界一無所知,想著一定要積極地推行外交。

即便廷議上有反對的大臣,但也只是走走形式讓他們暢所欲言。

朱翊镠是不會聽那些大臣的。

在他看來,出使他國交流學習是歷史大勢所趨,而且適當時刻也要擴張積累,他絕不會逆歷史潮流而動。

當然,在廷議之上,朱翊镠沒有提到擴張積累,只說出使他國。

而且在此基礎之上,朱翊镠決定逐步解除海禁,促進海上貿易。

這一政策主張,依然有支持有反對的,可朱翊镠的決定不會改變。

朱翊镠的強勢,在推行京察時,朝中大臣就已經見識過了。

所以反對的大臣雖然大有人在,但反對的氣勢卻相對不足。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由于朱翊镠的先見之明,實在過于“妖孽”,所以朝中大臣包括大明子民都打心里認可朱翊镠的強勢,或者打心里說佩服。

畢竟朝中大臣沒有一位有朱翊镠懂得多,對國外的形勢別說能道出個子丑寅卯來,胡扯都扯不出兩句來。

朱翊镠就不一樣了,什么都是張嘴就來,而且有理有據,還時不時地從嘴里蹦出一兩個聞所未聞的詞語。

試問那些反對的大臣又哪有多少底氣?以致于反對的聲音雖然有,雖然可以說出來與大家一起討論,但別說朱翊镠原本就打算將反對的聲音屏蔽,即便他不這么做,又有多少人真有那個實力與他爭辯出一個結果?

如此一來,關于出使他國的決議,包括與之伴隨的逐步解除海禁的政策,在廷議上順利地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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