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宗親尾大不掉的問題，由朱翊镠提出來當然不一樣。
朱翊镠是皇帝。
張居正當初只是首輔，盡管當時朱翊鈞也不親政，基本上一切都由張居正說了算，可臣就是臣。
臣與君畢竟不一樣。
如今朱翊镠明確提出來，申時行當然看到了一線希望。
雖然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也觸及到皇室宗親的利益，比如清田大計，將皇室宗親占有的土地也扒出來不少，但朝廷供養皇室宗親需要高昂的財政支出的問題依然束之高閣。
明明看到并指出這個問題，張居正在十年改革途中卻沒有采取行動，可見這不是一般的問題，或者說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他的可控范圍。
想到張居正的改革，作為張居正的得意門生，申時行當然清楚其座主改革的脈絡與方向。
張居正明確指出的五大隱患，國家沒有錢不富裕，財政入不敷出，是改革急需解決的當務之急。
為什么出現財政危機呢？其根源大致在三個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發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親國戚及官僚地主侵占。皇莊、王莊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與地主豪強也跟風兼并土地，侵奪民產。
一時間，不論是有爵位的勛臣，還是大內派出的太監，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紳，紛紛搶占兼并土地，各類莊田不斷擴張，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
而與此同時，奪得大量土地的貴族官僚們，由于享有無需納糧交稅的優免權。在兼并土地之后，利用特權虛報田數逃稅，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并的越來越多，而國家的稅收卻越來越少的局面。
到了萬歷初年，全國田賦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減少了一半。
對于以田賦作為主要財政收入的明朝來說，納稅田的數量減少直接導致了財政收入日益縮減。
但龐大的皇室宗親及行政機構開支有增無減，以及官員的貪污和浩大的軍費，都極大的加重了明朝財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的人口急劇減少。隨著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實際控制的人口也開始不斷減少，大量農民紛紛破產，或流亡荒野他鄉，或賣身于豪強為奴。
以至于明朝建立之初，全國戶口總數尚有一千六百多萬戶，但到了弘治四年（即公元1491年）全國僅剩下九百多萬戶，雖然后來有所緩升，但明朝控制的人口數大量減少是事實。
相應的也會導致土地荒廢、賦稅和徭役的征發困難，必然會加重明朝財政及經濟發展的困境。
第三個根源，賦役不公，百姓負擔沉重。明朝的賦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兩稅法，田賦有夏稅和秋糧之分，役法有里甲、均瑤、雜泛，所以賦稅和徭役是分開的。
稅是按田畝數量進行征收，對象是田。徭役征發的對象是戶丁，這種賦役的征發方案，理論上是公平的。
但是自嘉靖、隆慶之后，官僚豪紳們在擁有優免定額的權利以外，還運用各種舞弊的手段，逃避賦役。
他們通常會買通胥吏，用“飛灑”，“詭寄”等方法，巧妙規避，逃脫賦役責任，而將繁重的賦役轉嫁到貧苦的百姓頭上，以至于出現了“富者田廣而賦役輕，貧者田狹而賦役重”和“有有田而無賦者，有有賦而無田者”的情況。造成賦役嚴重不均的現象。
張居正推行改革正是基于這種種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變。
為了鞏固明朝的統治，振興國家財政，決定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力圖推行以“一條鞭法”為核心的財政經濟改革。但在這之前，需要先整頓明朝早已腐朽的吏治。
在張居正看來，整頓刷新吏治必須先行。明自嘉靖以來，政府的和官吏的因循守舊情況極為嚴重，大臣的奏章，各衙門的公文，每天都充塞著這個龐大的行政體系，但解決問題的效率卻極為低下。
張居正很清楚，要解決這種運轉不靈缺乏效率的官僚體制，勢必會觸動各級官員的既得利益，阻力必然不小。但他更清楚，整頓吏治刻不容緩，只有吏治有成，他的經濟改革“一條鞭法”才能真正的推行下去。
為此，張居正開始實行考成法。
“撫按考成，奏章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
張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行政審批監督系統，層層制約，隨時考成，極大的提高了對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吏的管理效率。
當時，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他都強調要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專靠花言巧語，謀取信任的官員列為“下考”，對于那些缺乏辦事效率的冗官全部裁撤。
同時，他采用“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即舉而錄之”的選人標準，打破常規，選拔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吏，根據他們每個人的特長，委任重要職務。
當政治改革初見成效后，張居正開始深入到財政經濟領域，矛頭直指以權謀私的官僚和豪紳地主勢力。
當時明朝官員為增加賦稅的通行做法是直接向百姓進行攤派，而不敢向權貴追繳他們偷逃的欠稅，因為豪強權貴無一不是具有極強的政治影響力，對他們追繳欠稅，往往稅還未追到，烏紗帽就已丟了，因此大多不了了之。
張居正提出對官員“以錢谷為考成”的主張，凡是追繳欠稅不力的官員，都要受到批評、調離或撤職的處分，以追索田糧評定政績，迫使官員打擊不法權貴，使貪官無處藏身。
當然考成法只能解決一部分欠稅的問題，大量的瞞田逃稅和稅役不均才是財政改革的重點，但這需要從賦役制度上加以變革，而清丈田地則是這一變革的基礎。
在官僚地主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聲中，張居正通令清丈全國田地，徹底清查被皇親國戚、勛臣豪強及各級官僚所兼并隱瞞的土地。
至萬歷十年，清丈全國田地工作基本完成，共查出漏稅土地八十余萬頃，清丈工作沉重打擊了違法的權貴地主，迫使他們交出欺瞞的田畝，或者按照實際田畝數額繳納賦稅，從而扭轉了明朝財政虧空的局面。
在賦稅不均的現象初步糾正后，張居正將一條鞭法推行至全國。將賦役進行合并，把徭役攤入田畝中與賦稅、土貢方物一同合并征收丁銀，改變了以往征收實物的賦役征收方式，并規定了稅銀有官方征繳，杜絕了里甲、胥吏對百姓的盤剝，顯著的緩解了百姓的負擔。
改革算成功了。經過張居正十年勵精圖治改革，明朝出現了政令統一，國庫充盈的新氣象，史稱萬歷新政。
對張居正改革的動機與脈絡，申時行太清楚不過了。他相信以朱翊镠的眼光，比他更清楚。
但毋庸置疑，盡管推行了一些列的改革，張居正沒有動搖皇室宗親的根本利益，啃噬大明的蛀蟲依舊。
而且如果不是朱翊镠及時補救，恐怕張居正的改革會被斷送。
如今可以說朱翊镠對張居正的改革不僅加以繼承，還發展了。
這便是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