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象乾回到武昌府。
十八名盜匪暫時被關進大牢。
與父親王之垣的擔憂一樣，王象乾回來的路上已經想清楚了，抓到這些人并不能說明什么。
倘若接下來的審訊毫無結果，那這次努力非但白費了，還打草驚蛇，后面的工作指定更難展開。
所以審訊顯得尤為重要。
王象乾感覺自己這方面不擅長，便跑去請教他父親王之垣。
“爹，你說接下來該怎么審？”
“如果遇到不怕死的，那怎么審都沒用。”王之垣回道。
“所以才來請教爹的嘛，爹什么樣的江洋大盜都審過，有什么妙法可以教教我，不然還真怕白折騰一場。”
“對付他們那些人，酷刑毒打肯定不行，他們根本不吃那一套。”
“那用什么辦法？”
“依我看，不急著審，想方設法先查明他們的出身來歷，確定都是不是孤家寡人一個，倘若是，那就不用審了，你肯定白折騰一場；如果不是，咱再慢慢想辦法，或許才有希望。”
“嗯，爹言之有理。”王象乾先是點了點頭，隨即又道，“可即便是查他們的出身來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啊，如果他們一個個死不開口怎么辦？”
王之垣喃喃地道：“無論怎么說，首先必須得找到他們的軟肋所在。”
朱翊镠很快收到王象乾的消息。
王象乾回到武昌府后，第一時間八百里加急將這個消息送到京城。
起初朱翊镠也很興奮。
可轉念一想，很快想明白了，問題遠遠沒有那么簡單。
抓到十八名盜匪，無非將他們繩之以法，可他們背后的人呢？將他們背后組織連根拔起才是關鍵。
殺人容易，就像那一百四十八名號稱流民的人，只需一句話就讓他們死無葬身之地，可不解決根本。
王象乾肯定也是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才八百里加急向他請示。
然而他也頭疼，這個世界一沒身份證，二沒識別人臉、指紋的科技。
假若被審訊的人就是不開口，要查他的出身來歷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非有人認識他。
可認識他的人在哪里？有什么理由出面指正他？如此恐怖的組織，試問又有幾人敢與他們明著作對？
所以這都是問題。
不過總算找到了一條有用的線，絕不能輕易放棄。
朱翊镠想了又想。
最后作出一個決定，當即給王象乾八百里加急送去了一封信。
信的主要內容是將十八名盜匪一分為二，將其中一半繼續留在武昌府，而將另一半秘密運回京城。
至于王象乾請示的審問方式，朱翊镠的答復是：隨便。
言下之意是，可以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審訊方式。
王象乾很快也收到朱翊镠的旨意。
對此他頗為不解：為什么要將十八名盜匪一分為二？又要將一半留在武昌府而另一半偷偷運回京城？
王之垣也百思不得其解，“莫非陛下想到什么好的審訊方法？”
“如果是，為什么不告訴我們？”王象乾不以為然地道，“如果是，為什么不將所有盜匪都押解京師呢？”
“陛下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實非我輩所能及，還是照他旨意去做，趕緊秘密送往京師九人吧。”
比起兒子王象乾，王之垣自以為要更懂朱翊镠，畢竟朱翊镠在江陵時，與他交往過多次。
而王象乾之前不過是兵部的一名六品主事，別說了解朱翊镠，平常連見面的機會都沒有。
這一點王象乾自己也承認。
既然猜不透朱翊镠到底葫蘆里賣的什么藥，那也只能照做了。
當即將九名盜匪秘密運往京城。
朱翊镠在信中還刻意交代了一個細節：將九名盜匪的眼睛全部蒙上，不讓他們知道自己被運送至哪里。
這樣，依朱翊镠之意，將十八名盜匪一分為二，一半留在武昌府，另一半秘密運往京師。
除了王之垣、王象乾父子知曉，其他人對此一無所知。
包括朱八戒，暫時也不知道。
不過王象乾拿自己當誘餌、抓獲十八名盜匪的消息不脛而飛，迅速在湖廣河南兩地傳得沸沸揚揚。
自然也很快傳到了京城。
由查驗出身來歷不易這件事，朱翊镠想到了要制作“身份證”。
身份證，是現代人一個非常重要的證件。顧名思義，身份證自然是用來證明自己身份的證件。
雖然看起來只是一張小卡片，但其實里面包含有太多的個人信息，因此對每個人來說都很重要，且是識別人、區別于他人的有效證件。
但在沒有現代技術支持的古代，人們雖然也有身份證，不過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身份證，或者說在古代并不是所有每個人都有身份證。古代普通人一般都是沒有身份證的，只有那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有身份證明。
就是說，身份證并非現今才有，古已有之。但它的起源卻是官員的識別符號。最早的身份證是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變法，發明了照身帖。
照身帖由官府發放，是一塊打磨光滑細密的竹板，上面刻有持有人的頭像和籍貫信息。國人必須持有，若沒有就被認為是黑戶或者間諜之類的。
到隋唐時期，朝廷發給官員一種類似身份的“魚符”，它是用木頭或金屬精制而成的。其形狀像魚，分左右兩片，上鑿小孔，以便系佩。
“魚符”上面刻有官員姓名、任職衙門及官居品級等。
當時，凡親王和三品以上的官員所用的“魚符”均以黃金鑄制，顯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員的“魚符”為銀質；六品以下官員的“魚符”則為銅質。五品以上的官員還備有存放“魚符”的專用袋子，稱為“魚袋”。
“魚符”的主要用途是證明官員的身份，便于應召出入宮門驗證時所用。
史載：“附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到武則天時，“魚符”一度改為其形狀像龜的“龜符”，用途與“魚符”相同。
到宋代時，“魚符”被廢除，但仍佩帶“魚袋”。
至明代，改用“牙牌”，這是用象牙、獸骨、木材、金屬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職務、履歷以及所在的衙門，它與現代意義上的卡片式身份證已經非常接近了。
據明人陸容載：牙牌不但官員們懸之，“凡在內府出入者，無論貴賤皆懸牌，以避嫌疑”。
由此可見，明代身份證的用處，已經不僅局限于官員們，并開始向中下階層發展了，范圍逐漸擴大。
但普及度依然非常有限，而且還是針對于那些有一定身份有地位的人，底層人士，像普通百姓、流民等，仍然沒有自己有效的身份證明。
朱翊镠覺得迫切需要這個東西，身份證的功能太多了。
不僅可以證明自己、區別他人，更重要的是能維護社會的穩定。
就像這次，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證，那查案就方便很多。
戶部掌管全國人口的工作，制作身份證的任務只能交給戶部。
“來人。”
一念及此，朱翊镠大喝一聲。
“萬歲爺。”
立馬兒有一名值守的近侍進來。
“召戶部尚書速來覲見。”
“萬歲爺，新任戶部尚書還沒擔任。”
“靠！”朱翊镠一時性急，忘了這一茬兒，“那把首輔申先生叫來。”
“奴婢這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