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負大明不負卿  第1317章 過度民主的假象

類別: 歷史 | 架空歷史 | 不負大明不負卿 | 十光   作者:十光  書名:不負大明不負卿  更新時間:2021-07-08
 
泰和元年第二周頭一天,朱翊镠便緊急召見內閣幾位閣老覲見。

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都來了。

地點依然是在東暖閣。

此時嚴永凡的兩道條陳都還沒有來得及呈送上來,但朱翊镠已經迫不及待地要與內閣先通氣。

當然,這也是他的一貫做法。

美名其曰先通氣或叫商量,但讓內閣幾位閣老來,就是讓他們先點頭,然后廷議上不必多費口舌。

申時行他們幾個也早已經習慣了。

這次召見他們來,無它,只為嚴永凡提出來的兩個議題。

一貨幣改革,二鹽政改革。

貨幣與鹽政都有弊端,需要改,這是主要原因。但之所以急著召見,朱翊镠是考慮到這兩項改革,都可以大大增加國家財政稅收。

任何時候掙錢都得趁早嘛。

像從前一樣,需要改革的對象,其弊端其實都清楚。

三位閣老難道不知道私人鑄幣的危害性嗎?難道不知道禁止私鹽能大大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嗎?

大明一朝當世就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如能禁止私鹽,大明一年可得一千多萬兩白銀的收入。

原話是這樣說的:“私鹽既絕,引可增十倍,歲所入千余萬矣,此三法簡易易行,只在行法須嚴。”

如果真嚴格實行鹽業專賣制度,再適當抬高一點鹽價,僅食鹽一項收入便可高達四千萬兩白銀。

為什么說大明其實很富有,可財富既不在國家,又不在百姓,都集中在豪強權勢大戶人家手里?

但反過來一想,為什么會這樣?其實說白了,還不是因為朝廷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太弱嗎?

無論是私人鑄幣還是私鹽橫行,都可以說明這一點——國家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能力太弱。

從宋朝的程朱理學就開始有意無意地削弱君權,到了明朝,皇帝對朝臣的影響力,以及國家政權對各個領域的掌控力其實都在削弱。

這就造成了明朝看起來好像是“禮儀之邦”,人們一個個都衣冠楚楚,十分有君子大國之風,但其實,社會已經呈現出“過度民主”的假象(這么說,或許也不是很準確,因為這可以看作是人類的覺醒,但確實有一定弊端)。

以致于戰事來臨,無法迅速轉型成軍事專制狀態,自然也就無法像清朝那樣通過軍事暴力政權直接征稅、調配物資,導致戰場失利。

那貨幣改革與鹽政到底怎么改?

首當其沖,當然是要嚴令禁止私人鑄幣與私鹽販賣。

對此,三位閣老沒有意見。

難的是政策執行。

如何將國家頒發的政策有效推行下去,而不只是說說而已。

不能像嘉靖皇帝禁私鑄劣錢,一個罷市就能讓禁令不了了之。

不能像萬歷皇帝征收礦稅鬧得雞飛狗跳,官員鼓動民眾打死收稅人員,萬歷皇帝頂著臭名,最后二十多年也不過才收了幾百萬兩白銀而已。

對于貨幣改革,朱翊镠設想,有沒有可能讓銅錢永久退出市場?而像后世那樣用“鈔票”代替?大明當前的“銀票”其實已在充當這個功能。

而對于鹽政改革,似乎要更為復雜些,當前鹽政改革離不開鹽引(幾百年后其性質還是一樣),而鹽引是歷史最為悠久的“復雜貨幣”。禁止私鹽、推行鹽業專賣制度到底有多難?

朱翊镠與三位閣臣確定改革的方針以及大體方向,但具體到底怎么做還需要廷議與諸位官員共同決定。

將主要思想傳達后,朱翊镠接著說道:“三位閣老回去好生琢磨,如果鹽政要改,那么茶稅、酒稅等,是不是也可以一律改為專賣制度?”

朱翊镠可不是隨口一說。

茶葉是百姓必需的消費品,但需求量又有彈性,正所謂“寡需則量增其價而不為虐。”本朝建國之初,在南直隸嚴禁私茶,所以南直隸的茶稅收入有六十余萬兩白銀之多。

以晚明人口比明初增加五倍計,那茶葉消費量也該增加五倍,晚明若嚴格實施茶葉專賣制度,則榷茶收入應該不少于2000萬兩白銀。

再看酒課稅。北宋光是酒課的一年收入,就可達到相當于晚明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兩白銀的程度。

而晚明人口至少北宋兩倍以上,酒類消費規模可能還超過兩倍。以最保守估計,如果明代實施類似宋代那樣嚴格的國家專賣制度,榷酒一項的收入至少可達3000萬兩白銀。

不妨先拿宋朝的賦稅制度舉個例子吧,看一個小國如北宋、南宋(相對于明朝),能將財富擴展到什么程度

北宋時,兩稅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

與此同時,商稅急遽增長,構成了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這樣,包括商稅在內的非農業稅,也就自然而然占據了財政收入的大部分。

北宋皇祐治平年間,商稅比重不過40左右,及南宋紹興、乾道之交,僅茶鹽榷貨即占49,連同經制錢、總制錢,非農業稅達79強。

而至淳熙、紹熙年間,茶、鹽、酒等達56強,加上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非農業稅更達84.7。

而明朝的領土面積,人口數量都遠遠大于南宋,鹽、酒、茶三項的消費更遠大于宋朝。

然而南宋政府從中獲得的收入接近5000萬兩白銀的價值,而明朝政府卻只有300萬兩不到。

至明朝,貨幣經濟較之前代要發達多了,資本主義也已經萌芽,市場比較繁榮,各項商業制度也比較完善。

而南宋是個偏安一隅的小國,可為什么明朝政府,對,只能說是政府,反而不如南宋富裕呢?

自嘉靖后期,國家財政經常出現困難,入不敷出是常態。

對外戰爭窮兵黷武支出過大嗎?或是白銀進口減少貨幣體系崩潰了?或是銅生產匱乏?或是紙幣的發行導致通貨膨脹?或是注定逃不過三百年定律?

歷史上,比明朝窮兵黷武的朝代很多,比明朝揮霍無度的朝代也多,明朝財政體系最后到底是怎么崩的呢?

朱翊镠在想,如果大明能在——至少鹽、酒、茶增加稅收,那么富裕程度該會遠遠超過宋朝,也會大大超過以暴力國家機器、進行掠奪之實的清朝。

至少在工業革命尚未到來之前這段時間,大明應該不會逐漸走向末路。

當然,這是朱翊镠的想法,盡管也得到內閣三位閣臣的附和贊同,但具體實施起來恐怕還有很大的難度。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為明朝“過度民主”的假象(不準,姑且這么說吧),造成國家對許多領域的控制力微弱,甚至失去了控制。

朱翊镠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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