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馬超是不是馬援的后代，其實在趙普那個時代是有爭議的。
后漢書上關于馬援后代的記載，只有到了他之后的第三代，也就是他的孫輩，其孫兒馬康官至黃門侍郎，因與竇憲案涉，被殺。
另一個孫兒馬朗徙封合鄉侯，還有一個馬遵，是馬援之子馬廖的兒子，嗣父爵，后徙封程鄉侯。
也就是說馬援的后代至少有兩個孫兒是得到侯爵。
侯爵在漢代是什么概念在這里簡單的說一下，李廣名傳千古、光耀后世，但是一生都沒有封侯，但固然有李廣時運不濟的因素。
可也由此可見侯爵這種可以蔭庇后代的封賞時非常難得。
再以都鄉侯為例，都鄉侯是所有侯爵中最次的，有時都能同時封賞四五個都鄉侯，但是他的爵位都有兩千戶的食邑。
也就是說馬朗和馬遵這兩位都是得到先祖侯爵的馬氏后人，其子孫后代再不濟，也不應該像馬援那般窘迫。
當然，據史書記載馬騰年青時貧窮，無產業，經常從彰山砍伐木材，背到城里去賣，來養活自己。
這和馬氏后人的身份不太相符，有些人以此來斷定，馬騰不是伏波將軍馬援的后代。
其實，漢代的族脈因分支較多，很多時候是為士族出身，也是很貧窮的，但是即便貧窮仍不能說他出身不好。
在那個時代貧窮和出身不好完全是兩個概念。
劉備就是最好的明證，史書記載少年劉備與母親以織席販履為業，生活非常艱苦，這不是和馬騰一樣的遭遇嗎？
可劉備是為中山靖王劉勝之后，哪怕他一貧如洗，在這個時代仍然是被士族承認和擁戴的漢室宗親的身份。
而馬騰即便以砍柴為生，也不能說他不是馬援的后人，很可能馬騰是為馬康的后人，因祖輩獲罪被殺，其子嗣自然也較其他的支脈生活困苦了。
馬騰的父親馬肅曾天水蘭干尉，可見他的家族出身還是靠譜的。
他們父子在漢末亂世自稱是伏波將軍馬援之后，招兵買馬聚攏人氣，在那個極其重視出身的時代，如果是杜撰的，那是會承擔極大的風險的。
馬超不可能那么傻。
曹操聽趙普首先提到馬氏不由輕皺眉頭，“馬氏如今在隴右只有馬騰擔任小吏，先生為何如此看重，莫非因其家族名望？”
趙普道：“然也，伏波將軍馬援曾經帶軍打破羌族，在涼州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力，若能讓利用馬氏的名望，則有助于你在涼州張大聲望。而且馬騰和其子馬超皆為英雄之才，孟德當妥善用之。”
曹操暗記在心。
趙普細數了涼州其他世家大族，發現其中并無太過出類拔萃者，再加上他始終對羌人不放心，于是又道：“涼州諸羌仍舊讓我放心不下，我覺得孟德還是應當借鑒一下涼州三明對待羌人的手段。”
涼州三明中，以段颎的手段最為酷烈有效。
然而段颎雖然善戰，但眼界狹隘，他的做法可以說是治標不治本。
段颎以為之前討伐叛亂的羌族只誅殺首惡，對于投降的羌族都不多追究，等過一段時間羌族又聚集起來作亂，朝廷又要派軍去討伐，如此反復，軍費開支巨大，羌患也沒有止息。于是既然如此不如將羌族斬盡殺絕，也就是要在戰爭中對于投降的羌族部眾，也要給予打擊，能殺掉的就都殺掉。
這個建議得到東漢上層的支持，于是段颎耗費四十四億轉戰西北，經過一百八十戰，通過本人出色的軍事才能和血腥鎮壓讓羌族各部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客觀上說段颎的一系列行動確實幫東漢在一定時間內遏制了羌族叛亂，然而段颎或者說東漢大部分人卻還沒解決根本問題，也就是東漢的民族壓迫。
因為羌族屢次發動叛亂，所以要進行嚴酷鎮壓，但是為什么羌族會如此反復呢？當時的許多人把這歸咎于羌族狼子野心。然而實際上這種觀點很偏執，真正原因是因為漢朝的地方官吏或者將領對于羌族的迫害。
其實這種壓迫從東漢之初就已經存在了。
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發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署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署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署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
班彪看出了問題所在，所以建議劉秀設立護羌校尉關注羌族百姓的疾苦，劉秀同意他的建議。但好景不長牛邯死后，這個職位被省除了一段時間，等到東漢再恢復這個官職時，其任職者大多對羌族刻薄少恩，且重軍事討伐。
而到了東漢晚期這個現象就越來越嚴重，對此涼州三明的另外兩位都看出這點，張奐以身作則取到了良好的效果，而皇甫規則有相關的論述。
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皇甫規認為：“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茍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
不過皇甫規的建議沒有被皇帝采用，而后來張奐和段颎的理念發生沖突，最后因為性命受到威脅張奐退縮了，于是便有開頭的一系列對羌族作戰。
另外除了涼州三明，其余的東漢將領大多違法亂紀，貪污行賄，東漢政府軍費開支巨大也有內部貪腐的因素在其中。
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在黃巾之亂后，漢朝受到重創，而西北的羌族則再次爆發叛亂。
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
之后西北的羌族和一些邊地武人如韓遂聯手成為了割據一方的軍閥，徹底擺脫了漢朝的控制。
由此可見在東漢耗費了364億后，羌患依舊沒有徹底被平定，反而自己國庫虧空，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曾經皇甫規上書語重心長地說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可以說是高瞻遠矚，但東漢的政治腐敗已經病入膏肓，讓朝廷政治清明，官吏奉公守法無疑癡人說夢。所以只能借助段颎這樣的猛將用軍事手段去鎮壓羌族，然而令人諷刺的是段颎最終也被卷入了后漢黑暗政治的漩渦中不得善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