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州地區的世家大族，最初由漢武帝設立的官員和遷往河西居住的邊民形成。
根據《漢紀.孝武帝紀》記載：“徙天下奸猾民于邊。”
由此可見武帝間從中原大進入涼州居住的人民，是以中原社會的中下階層和罪犯等為主的。這些百姓大多在關中生活下去，無論是被人所害、時運濟、情勢所逼或者是身陷獄等等同的因素，但綜觀所論，皆是離鄉背井，滿腹心酸無的。
當然，這些人還有一部分是獲罪的官員，這些在開墾河西的過程無論是因為立功，或者因為本就有才華或者膽識，在涼州諸郡里展開新生活之后，都很容易脫穎而出，從而擔任本地的地方官吏。
經過時代變遷，這些人所在的家族也就成為了涼州本地的士族。
《漢書.劉屈牦傳》就有這方面的記載，“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士劫者，皆徙敦煌郡。”
劉屈牦出身大漢宗室，是為漢景帝劉啟之孫，漢武帝劉徹之侄，中山靖王劉勝之子。官至左丞相，封澎侯。
這段記載中是劉屈牦在擔任左丞相時，巫蠱之案爆發，江充進讒言陷害太子劉據，劉據無奈之下起兵討伐江充，并攻進丞相府。劉屈氂倉皇逃走，并派長史向漢武帝稟告，武帝由是下詔命劉屈氂平叛，結果大批官員被殺，死者多達數萬人。
而在太子劉據事敗之后，漢武帝對于其他人員，也就是非出于本心反叛的官吏都被遷徙至敦煌郡充邊。
在這批人就誕生了敦煌曹氏這一世家大族。
另外，《漢紀.孝成帝紀》中還記載有位居高官將作大匠的解萬，因為選建昌當，而以勞民傷財之罪，宜居長安徙敦煌。
《漢書.尋傳》記載有尋以天官隱士入朝為官，起初依建言得當得以在朝中高升，然而卻卷入欲圖政事的賀紛爭中，以雖減死一等獲罪，徙邊敦煌郡。
其他的范例不一一列舉。
有這些可以看出，自漢武帝經涼州，徙民往居之后，朝中官員除派赴上任的以外，多半都是因罪而被發配到涼州的。這些在朝中處境大致相同的官員們，在陌生的處境中無所依靠，最容易稱兄道弟，結群成友，形成裙帶關系。
除因罪放至涼州的朝中官員以外，大中原漢人進入涼州的另一個原因是出于躲避戰禍。
眾所周知中原之地因為兵家必爭之地，一旦戰亂起便難逃兵戈之苦。當中原遭逢戰亂之時，位處邊疆又有田之益的涼州就成了首選之地。
良田之益咋一看和涼州似乎不太符合，然而，事實上涼州的土壤非常適宜耕種。
《漢書.地志》有記載：“黑水、西河惟雍州。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
涼州之地古屬雍州，而雍州的土是為黃土，田為上上等，這說明涼州部份地方的土壤是很肥沃適合耕種的。
盡管涼州氣候干旱，但依河建田在輔以水利或者雪山融水，田地是可以取得較好的收成的。
從第一批來到河西的漢人開始到王莽亂政中原兵禍席卷天下時，涼州恰恰是民殷富足，較為太平的時期，于是王莽事敗后，赤眉軍揭竿而起，以致天下大亂，中原的豪族大姓為避禍而離開故地，最后在涼州定居，從而成為后漢時期涼州的世家大族。
而這些世家大族又在后漢政權中，與中央派來的守邊大將，邊防屯將維持著互助與對的態，這就是后漢末涼州諸將的來源以及其錯綜復雜的關系。
史書記載西漢末，中原戰亂，建威將軍令狐邁起兵討王莽，結果兵敗身死，其子皆避禍入涼州及西域，于是遂定居于此。
還有《新唐書》有關于河西竇氏形成和壯大的記載。
在漢宣帝時，竇氏以二千石徙扶風平。竇氏二子竇壽和竇邕分別為護羌校尉和南陽太守，后竇壽遷居河西，為敦煌南竇祖也。竇邕有兩字二子竇秀和竇敷，竇秀子竇林為武威太守、太中大夫，避難徙居武威，為武威竇祖。
竇敷的兒子竇融為后漢大司馬、安豐戴侯，乃是后漢初年的大軍閥。
光武帝劉秀在中原南征北討平定四方時，竇融就曾與涼州各諸郡守組成聯盟，屯兵涼州以觀天下。
從以上的可以看出，當中原遭逢戰亂之時，那些中原的地方豪強或者名門世家有很多都會選擇遷居至涼州。
當然這些人中有的在中原安定之后或者是受拔擢入朝為官就離開了涼州，但是絕大部份都是就此定居在涼州諸郡中成為當地豪強世家，透過舉孝等等的政治手段在涼州斷的壯大，自此確涼州一地世家大族的地位。
除了獲罪而遷居涼州以及避禍遷居的官員和世家之外，歷來出任涼州護羌校尉等邊將者也很容易形成世家勢力。
涼州一地自西漢時期疆以來，一直都有著強的邊疆民族色彩。武帝在此設郡縣及郡守官，在西逐諸羌后，設護羌校尉來鎮守邊境，光武帝時則專為此地復置護羌校尉管諸羌族的事宜，于是乎護羌校尉的與莠、討與撫直接的影響到涼州一地的和平與發展。護羌校尉的討撫政策間接的影響到羌族的叛亂與否，同時護羌校尉與涼州郡守、地方世家的關系合作，也影響到東漢時期涼州一地的安定與安定。
而這些護羌校尉有些僅本身來自涼州郡守豪強，得以因朝中伐羌政策而獲得多的政治資源。
《后漢書.孝和孝殤帝紀》云：丙，詔曰：「幽、并、涼州戶口少，邊役眾劇，束修，進仕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一人，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由于戰亂的關系，朝中對于邊疆州郡如此優厚的入仕條件，除用來攏邊江豪強世家大族以外，同時也用他們來監視邊疆民族的一舉一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