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的眾人都有些愣神，沒想到這個記者竟然出現在了電視畫面中，這次的身份還變成了被訪者。
“大家好，我是宍戶理一，一名以尋找真相為己任的記者，說起來和在座的諸位也算是同行，只不過我屬于那種單打獨斗類型的。”
電視上的宍戶理一還是那副打扮，大熱天穿著長袖，戴著深色眼鏡，他身旁則掛著一塊板子，上面寫了從A到Z的二十六個字母和二十五對日英對譯的單詞，只有F處空缺，正是將高瀨的那二十六種殺人手法的記錄板進行了重制。
“這就是高瀨的殺人記錄嗎？”主持人問道。
“是的，從時間上來看，他所犯下的最后一起案子就涉及到了里面的這個關鍵詞，福asunder，拆分或者說分尸。”宍戶理一指向板子上的那個單詞，“根據警方的通報，在他家中發現了一位被分尸后毀尸滅跡的女性死者，應該就是這個手法所代表的人了，其他的英文字母也代表了相應的殺人方法。”
“在日本非自然死亡的遺體中只有大約12才會被解剖，也就是說，這26個被害者大部分都沒有經過解剖，直接以自殺或意外結案，可以說是抓住我們解剖制度的盲點而策劃的，非常狡猾的案件。”
“那么，如果我們國家的解剖率再高一些，對非自然死亡的死者進行解剖，是否就能避免這種類似事件的發生呢？”主持人問道。
“啊哈，這我可不好說。”宍戶理一皮笑肉不笑地咧了咧嘴，指了指指示板上的那個F的空缺，“大家看到這個F的空缺了嗎？事實上，針對最后一名被發現的死者的死因，警方委托的解剖醫和辯方的意見可以說是相當沖突，一方堅持是死于福爾馬林，另一方則表示是死于食物中毒，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定論。”
“如果所有的案件都像這一起一樣，連這么一個死因都無法判斷，我想就算我們的解剖率提高了，對案件的偵破恐怕幫助也不大……”
“這個混蛋……”
“其實我在高瀨自首之前和他接觸過，成功和他直接對話。”宍戶理一在發表完似有似無地對UDI研究所的嘲諷后，又開始說起了高瀨的失去。
“我是在作為新聞記者調查八年前的一件案子時發現了高瀨的存在。高瀨的媽媽在十年前因病去世了，這和他開始殺人的時間正好吻合。他的父親在七年前失蹤了，可能是從a到z其中的一個。”
“父母死后，高瀨一個人繼續經營房產中介公司，他負責的各個房屋便是犯罪現場。在兩人獨處的看房過程中作案，然后再重新進行裝修，這樣就能完美地掩蓋殺人的痕跡。又或者是把死者的遺體搬回原住所，偽裝成自殺或者意外，然而每一次都沒有留下證據。”宍戶理一頓了頓，“三年半以來，我一直在暗中觀察高瀨，但就是一直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后來我決定直接和他本人接觸，詢問他對于殺人的想法。”
“‘我一直想完成從a到z的這種殺人方法’，這是他的表述，但他本人說，那只是他的一個幻想，并不是事實。”
“我最近已經將調查出的結論寫成了一本書，昨天已經出版。這本書盡可能還原高瀨的自白，至于那是幻想還是真實，就交給各位讀者去判斷了。作為追求真相的新聞工作者，我真切地希望所有的案情能夠水落石出。”
“那么請問，這本書的書名是什么呢？我們又在哪里可以買到呢？”主持人適時地幫腔道。
“我想在大多數書店都可以買到，書名叫做……”
“《殺害二十六人，是幻想還是現實？——嫌疑人高瀨文人的自白書》……”
凌平合上這本紅色封皮，仿佛沾滿了被害者鮮血的書，伸手把這本還算厚的玩意直接捏扁，雙手搓成一個團，剛想隨手一扔，但看了看附近沒有垃圾桶，還是頂著惡心把這團碎紙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真是……有夠無恥的……”在他旁邊，剛剛也看完了這本書的柯南搖了搖頭，對于宍戶理一的評價可以說是十分垃圾。
“這個家伙現在應該忙著到處推銷他的書和他自己了，‘追查真相數年的記者’，呵，這種營銷人設的行為原來早就存在了嗎……”凌平抬頭看著旁邊移動看起來普普通通的公寓樓，這里就是他通過追蹤眼鏡所追查到的宍戶理一的住處，十分偏僻，毫無特點。
宍戶理一十分警惕，每次回自己住處的時候都會繞很多圈，同時也一直對周圍保持著警惕，不到他覺得安全的時候從來不會真正地回家，凌平之前試著跟蹤了他幾次也沒有成功，畢竟他的目標實在是太大了。
因此，他就利用那次約宍戶理一出來對峙的機會，讓目標小并且十分擅長干這種跟蹤、潛入、竊聽之類行走在法律邊緣的事情的柯南用追蹤貼紙一路追蹤到了宍戶理一的住處。不過找到他的住址也只是作為一個備用選項，能以完全符合程序正義的手段解決案件的話，凌平也不想走到這一步。
“不過，你就那么確定這個家伙會私自藏了能夠決定高瀨殺人罪的證據或者說關鍵信息嗎？”柯南看向凌平問道，“雖然我之前也有這種猜測，但萬一他真的把所有的證據都消滅掉了，我們也沒辦法找到啊。”
“既然你也這么猜測了，那說明這種事情還是有很大可能發生的。而且在看完這坨垃圾以后，我更加確認了這一點。”凌平拍了拍自己的口袋，“‘陰暗的房間里空氣仿佛凝滯了一般’‘榻榻米上的血跡逐漸干涸變成褐色，就像這個女孩剛剛燃起希望又瞬間熄滅的人生’，這種不必要卻又細致的描寫太多了，而且酸了吧唧，肯定不是高瀨那個瘋子所說。如果是宍戶理一憑借記憶所寫，那又太詳細了，簡直就像是他在一邊看著一樣。”
“再加上這兩個人的關系，我想高瀨作案時，宍戶理一說不定也在現場，并且在給高瀨出謀劃策的同時留下了對自己有利，或者說對高瀨不利的證據。如果高瀨供述他是共犯的話并不會影響自己，反而可能會酌情減刑，但高瀨卻并沒有說。這是因為高瀨根據宍戶理一的出謀劃策，這件案子現存的證據并不能被定為殺人罪判處死刑，他自然沒必要為了一點點減刑而供出宍戶理一來。”
“他不會供出宍戶理一的可能性還有一個，那就是能夠定他罪的決定性證據被控制在宍戶理一手中。一旦高瀨供出宍戶理一，宍戶理一就會立刻將能夠直接認定高瀨是殺人兇手的證據呈上，他的殺人罪就將落實。就算是在日本這個死刑基本是擺設的國家，殺死二十六人這種惡性罪犯也絕對難逃一死，高瀨如果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他就會明白這樣做沒有一點好處。”
“宍戶理一獲得了巨大的曝光度和利益，高瀨也因此免于死刑，這才是雙贏的最優解，無恥的雙贏……因此就形成了一種介于囚徒困境與博弈論之間的情況。宍戶理一，他手上一定有證據可以證明高瀨的殺人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