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陽明的暗中幫助，有余姚知縣顧存仁沖鋒陷陣，唐順之的紹興府清田行動，首先在余姚打開局面。
清田，是賦役改革的基礎，田冊都沒搞清楚，還怎么改革田賦？
清田是為擴大田稅的征收面，并非為了抑制土地兼并。為實現快速清田，減小清田阻礙，王淵甚至通令全國，只要能拿出合法田契，老老實實清田入冊，正德年間所欠田賦一筆勾銷，以前偷逃的稅款都不予以追究。
江南地區，比較頭疼的是官田，這玩意兒名義上屬于國家，地主根本拿不出合法田契。
陳雍當時在江西清田，最大的阻礙就是官田，干脆非常暴力的全部充公。事實證明，這種做法低效且無用，只幾年時間而已，江西官田再次被富戶侵占。
經過內閣、六部與都察院的長期反復討論，紹豐二年夏天，內閣再次頒發清田指使。
擁有官田的田皮十年以上者，只需繳納少量購地款，即可合法擁有官田的田契（田骨），這相當于對地方士紳大族的妥協，也是在處理朱元璋搞出的歷史遺留問題。
田皮田骨，就是明代中期搞出的玩意兒，并在清朝中期迅速流行蔓延。
田骨，即土地所有權。
田皮，即土地佃租權。
據史料記載，張居正清田的時候，地方士紳所占土地，最多一家就有700多萬畝。而到了明末，江南有田者僅剩一成，無田百姓多達九成。
土地大量集中，人口大量繁衍，導致你想做佃戶都沒門兒。
于是，田皮就開始變得普遍。即你想當佃戶，先出錢買田皮，獲得某塊土地多少年的佃耕權力。一般而言，田皮屬于永久性質，但也有五年、十年、二十年等短期合約。
田皮還能轉如我是佃戶，手里有一張田皮，但我缺錢想賣掉。可以請來公證人立約，將這塊土地的佃租權轉讓，土地真正的主人（田骨擁有者）不得干預交易。
也即是說，如果一塊土地，田骨與田皮分開，地主無法選擇自己的佃戶，且無法隨意更改田租（交多少租子都寫進了田皮合約之中）。
很有可能，田皮的出現就是因為官田。
江南有大量官田存在，無法獲得合法田契，但又確實在市面流通交易。那么就只能訂立私約，出售官田的耕種權，這種交易形式被私田采用，漸漸演化出田骨與田皮之分。
最新法令一出，江南清田速度快速提升，大量地主拿出少許購地款，購買本就屬于自己的官田，把以前的灰色田產轉為合法田產。
也有少數地主，連一點點購地款都舍不得，還想繼續非法持有官田，隱瞞田畝并阻撓官府清田。對于這種人，王淵指示地方官不要留情，查出多少非法田畝，不但全部沒收充公，還要罰沒兩倍規模的合法田產，拒不執行者舉族流放！
余姚謝家，就差點被唐順之舉族流放！
謝遷是弘治朝內閣三重臣之一，一直活到朱載堻登基才去世。他的兄弟和兒子們，大部分是知府以上級別的官員，有兩個甚至為當朝正三品大員。
唐順之在余姚清理王氏田產之后，立即著手清理謝氏田產。
謝遷的兒子謝正，仗著朝中有人做官，仗著自身在余姚的影響力，三番五次阻撓唐順之的清丈工作。雖然沒有暴力抗法，卻勾結賄賂差役，一邊隱瞞自身田畝，一邊趁機侵占百姓土地。
唐順之查明情況之后，將違法差役全部送進大牢，又親自帶人抓捕謝正，同時上疏彈劾謝氏官員。
最終處理結果：余姚謝氏出身的官員，全部貶官三級，族長謝正流放殷州！謝氏所隱瞞的田畝，全部予以充公，并沒收雙倍數額的合法田產。若再不配合，謝氏官員集體罷官，謝氏主宗集體流放。
朝廷對余姚謝氏的處罰，讓整個浙江都風聲鶴唳。家里有人在做官的，甚至主動寫信回來，勸誡族人一定要好生配合。
王淵已經很寬容了，不再胡亂罰沒土地，甚至配合地主侵吞官田，只希望他們今后老老實實交稅。如果這都還不滿足，那純屬貪得無厭，即便被舉族流放，也不能怪王淵為政暴虐。
你看余姚王氏，在王陽明的勸導之下，就主動完成清丈工作。不但把非法官田變為合法私田，還免除了正德年間所欠的田賦，而且獲得朝廷和百姓贊譽，簡直算得上名利雙收啊。
京城。
文淵閣。
常倫回京述職，并獻上“一條鞭法”，內閣正在討論修改，商量著是否推行全國。
一條鞭法，是桂萼總結發明的，常倫也有參與制定。
“此法甚好，可解小民之苦。”王瓊對此非常贊賞。
毛紀卻說：“可利一時，為害深遠。可利一地，為禍天下！”
王淵只聽說過一條鞭法，但不知道具體內容，更不知道這玩意兒出于桂萼。
此時詳細思考，不得不承認，毛紀雖有私心，卻一語中的也。
中國歷代實行“兩稅法”，分別以田畝和人口進行征收，包括田賦、丁役、雜稅等等。一條鞭法，將工商稅以外的稅種，全部合而為一，無疑是中國稅制的巨大進步。
但是，一條鞭法的具體施行，太依靠中央管束了，換個皇帝或者首輔，很可能變成殘民政策。
歷史上的一條鞭法，主要弊端有兩個，一個是催生出火耗，另一個是被官員破壞。
張居正死后，一條鞭法雖然還在實行，但地方官員又開始加派雜稅。啥意思？本來苛捐雜稅，就已經攤在一條鞭中，地方繼續加派的話，等于雜稅被重復收了兩次，老百姓的日子變得更加困難。
毛紀說“可利一時，為害深遠”，便是猜到今后可能出現的狀況。一旦朝廷監督不力，地方官員肯定加派雜稅，到時候反而害了天下百姓。
而“可利一地，為禍天下”，卻是在說地方差異。
一條鞭法，適合在江南、湖廣、四川等地推行，卻不適合山東這樣廣種經濟作物（棉花）的省份。
紹豐二年秋，山東清田已經完成得差不多。
一條鞭法的創立者、山東左布政使桂萼，以揭帖形式給首輔王淵發函，請求提高經濟作物的賦稅，把棉田也歸為主田進行田賦征收。否則，一條鞭法在山東施行，必然變成殘民暴政！
此舉不利資本家，特別不利于王淵這個資本家頭子。
但必須改！
在王淵的主導之下，內閣再度頒發政令，從今往后，棉田也算主田，提高田賦比重。
國內棉花價格因此提升，從而導致另一結果，資本家們加大力度往印度移民，印度的棉花種植規模迅速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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