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  終章 九三年(卅三)

類別: 歷史 | 架空歷史 | 新順1730 | 望舒慕羲和   作者:望舒慕羲和  書名:新順1730  更新時間:2022-10-20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一般來講肯定不是這個意思。但皇帝和選好的接班者談,這意思就可以說的更惡心殘酷一些。

在這個看似安穩實則動蕩的時代,皇子自不可能只學王道仁德,否則將來根本鎮不住場子,護不住皇冠,保不了宗廟。

李欗這么一說,皇子隱約就聽明白了。

顯學一派,是有自身綱領的,且是有未來規劃的。

他們是有理想的,雖然現在看來很多想法是錯的、幼稚的、反動的,但畢竟綱領是有的。

而皇權,則是把一切作為手段,或者說其綱領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綱領。

對于顯學一派而言,現在外部的土地,是讓天下抵達小康大同之世的資源,利用得好,既可以渡過去艱難的工業化轉型。

而對皇權來說,現在外部的土地,是皇帝手里的一張牌,一張可以用來在矛盾爆發時候緩解矛盾的牌,也是一種可以用于皇權延續的資源。

之前,李欗上位時候,是靠著出賣了大量的資源、大量的土地,來換取支持的。

名義上,至少他和劉玉說的那些話、或者說為了獲取劉玉和其背后力量支持的那些話,是為了天下蒼生、華夏之未來。

實質上,換個角度,不如說修到松遼分水嶺以北的鐵路,是他給那些支持者、資產階級、軍官團的回報。在松遼分水嶺以北,創造了一個符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條件,使得那里的土地生產有利可圖。

當然,本身這件事大家都不傻。當初劉玉就很清楚,但互相利用,最起碼“遺產”提前置辦下了。

現在,大順皇權這邊已經有了一個穩固的反動的統治集團。

這個統治集團,由軍官團、大豆農場主榨油業高粱酒業的新軍事貴族群體、以及當初劉玉早在征討羅剎時就說過的很可能最反動的血稅府兵等組成。

當然,他們的力量其實并不是很強大,但他們和皇權緊密地站在一起。皇權需要他們、他們也需要皇權來維護他們的特殊地位。

正如恩格斯所言,燒酒業拯救了德國的容克使得他們完成了轉型;而大豆以及其相關的榨油豆餅肥料等相關產業,則給大順制造出一個奇葩的軍事貴族集團——甚至難聽點說,類似于挖參采珠等,在明末遼東創造出了一個軍事集團一樣。

顯然,只靠他們,肯定壓不住天下。

而依靠這個群體統治,皇權必須要學會一樣東西:左右橫跳、挑唆和利用階級間的矛盾、時而站這邊、時而站那邊、用工人嚇唬資產階級、用資產階級嚇唬小農和手工業者。

只不過,李欗畢竟之前和劉玉接觸時間很長,固然劉玉逆練頗多,但逆練歸逆練,仍就還得是知道道法才能逆練,不知正安知逆?

說的多了、聽的多了、這幾十年也見的多了,是以從皇權的角度看,他終究是個“失敗主義者”。

所以才說什么“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只有一線生機”之類的話。

他說自己死后洪水滔天,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盼著兒子能夠亂中取勝,抓住那一線生機。

他把這一線生機的機會,放在了他所謂的“洪水滔天”的將來大亂之中。

亦即歐洲覺醒、印度起義、導致大順先發地區的“多血上火、生產過剩”的病爆發出來的時候。

他認為現在搞改革、變法、改良、均田移民,是“抱薪救火”。

這等于是,知道這個人將來要得多血上火的病,所以叫這個人增長身體,越發壯大,這樣體型漸大而多血的問題便可緩解。然而反過來說,這玩意兒治標不治本,越這么搞,越壯胖,將來多血上火的病病發的時候,就徹底治不了只能等死了。

這就是他認為的“抱薪救火”的角度。

至于怎么利用這場洪水或者叫危機,李欗還是給皇子舉了個簡單的例子,用來理解什么叫“分化瓦解”。

“既說分化瓦解,那么便要知道,哪些人若不分化,最能成事、最有威脅。”

“或者說,如今能威脅宗廟的,是什么人?”

既說的是威脅宗廟,那么顯然排除了諸如靖難、玄武門之類的選項。對于宗廟而言,這叫肉爛在鍋里。

皇子很清楚,他爹說話不會亂說,既是問威脅宗廟,那么必定是排除了靖難、玄武門這等選項的。

遂道:“以史為鑒,或亡于外,若靖康恥、崖山血。”

“或亡于內,一夫作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而七廟隳。”

“然而兒臣觀天下事,靖康恥、崖山血之事,已無可能。譬若蒙古,如今已經被商賈盤剝的活不下去,已無力矣;而周邊之朝鮮、日本等國,亦非兒臣自大,實不足為慮;至于歐羅巴諸國,更不必提。”

“是以,若說威脅最大,最能成事的,便是底層百姓。”

李欗點了點頭。

他跟劉玉學的那些東西,亂七八糟、七零八落,實質上并沒有接受完整的一套教育。

是以,他不可能從邏輯上,推出“小地產所有制下,小農不可能如法革情況下被資產階級拉走,反而會和城市無產雇工形成同盟”的道理。

但是,邏輯上推不出,不代表李欗不能從一個錯誤的方法,得出一個可能的答桉。

李欗推理的角度,是錯的、表象的、形式的。但結論又是正確的。

“嗯,一夫作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而七廟隳。此時和過去又有不同。”

“自先皇內外分治,如今天下,又分內外兩個部分。”

“于內,斬木者,小農、工匠也。”

“于外,揭竿者,雇工、無產也。”

“內外分治,必要內外皆反,七廟方隳。”

“否則,如今情況,已和過去大不同。內反,則有先發之財貨、物資,關稅,足以鎮壓;外反,則有內地之兵員、邊軍,亦可制也,天朝絕無一城搏天下之資。”

“是以,要緊之事,便是要極力避免內外之底層窮民結成同盟,竟求天下為公。”

“反過來說,要分化瓦解的,便是他們。”

“過去養生員,所為何事?不過是防止讀書人不得志、又難活,遂作亂。如朱元章不得劉伯溫,便難成事。是以,過去統治,只要提防起事作亂的小農,與讀書人一起即可,重點也在于此。”

“而如今,實學鋪開,許多過去秘而不傳的道理,竟在市井充斥。是以,現在統治,提防的便是城中那些有了學問,卻大談雇工之利的人。尤其如今顯學,既解決農人耕者有其田之想、又欲解決工業發展之困境,既有綱領,又有道理,更談均田,此才是要著重提防的人。”

“分化瓦解,重點就在分化瓦解他們。分化內外、分化工與農、居中挑唆、驅虎吞狼、借刀殺人,令其力散,則不得不依賴圣君天子之賢明仁德。”

“如今天下,討論最多的,除了均田,便是鈔關子口之事。”

“朕且問你,若將來歐羅巴動亂、印度暴亂、而松蘇等地又因機器使用產量日增,賣不出去……”

“均田或可長治、亦或治本。但遠水解不了近渴,屆時,是不是必要談鈔關子口、內部管制、內地保護之事?”

皇子對此并無疑問,應聲道:“父皇所言極是。均田或可長治,但起效慢,遠水解不了近渴。”

“而放開鈔關子口、放開工商管制、放開資本管制,龐大的內地市場,便如我們對外擴張奪取殖民地市場一般。”

“是以,屆時必要大談放開鈔關子口稅、放開管制、取締內陸手工業和小農保護,以求賣出去東西。”

李欗又道:“如今實學中的激進派,多談‘進步’。興國公之學問,解讀角度頗多,各有道理。這等‘進步’之學問,最是危險,尤其一些大談雇工之利的。是以如何借此機會將其名污、瓦解其義?”

“比如說,在此之前,于那些平日在市井雇工中頗有威望中,選出幾人,暗中扶植。”

“一旦多血病之危機爆發,則令這幾人大談‘進步’。并且,要站在假裝是為了雇工之利的角度上大談‘進步’。”

“或曰:內地的小農和手工業者,都是反動的一幫,是阻礙進步的,活該被廉價的工業品碾碎。”

“令其大談什么,碾碎小農和手工業者,才能讓雇工得利。”

“將所謂‘進步’之思想,在你我操控之中,他談白,你不要舉黑,而是提澹白、粉白、鵝黃白等,暗奪其正色,以黃替白,而使正白湮滅。”

“他們既談‘進步’,談小農、手工業者乃反動的一幫,阻礙進步等等。”

“于工廠主,他們必定喜歡,也會大加支持。”

“于雇工,也可混亂他們,因著多血上火過剩之病而失業,正愁無業,這時便大談要碾碎小農和手工業者、要把內地做市場,他們多半會以為大有道理。”

“即便一些死硬之輩,拿著托興國公之名偽書之義而反對的,怕也奪不回主導權。屆時,顯學之主導權,或者說,工業雇工等階級的主導權,便在扶植的那幾個喉舌手里,雇工也多半跟那些喉舌走,而不會接受那些死硬激進之輩的想法。”

“如此一來……”

李欗澹笑一聲,接著道:“開一省之鈔關、管制,用最‘進步’的政策,來反進步。”

“你既要‘進步’,那朕就給你‘進步’。”

“不要說什么子口稅、保護稅,便是連土地買賣、資本圈地、囤貨居奇、炒作糧價、坑蒙拐騙、放貸逼地等事,亦一概不管,就要最‘進步’,就要按照那些‘進步’之輩的口吻,碾碎反動的一幫。”

“如此,不出兩年,其省必亂!或亂于白蓮、或亂于義和,其輩未必反朝廷,多半要扶朝廷、正朝政,而滅那些‘進步’派。”

“天下風氣,必定為之一變。自興國公時留下的激進、進步之陰霾,也定散去,而轉保守。”

“朕要先行科舉改革,便為此事。屆時,內地出身之官員,雖學的是實學,但豈能支持這等‘進步’?”

“到時候,天下洶洶、必要反彈。又使小農工匠,記得城里無產雇工的‘進步’言論。”

“日后即便城市雇工起事,小農與工匠記得當日之仇,必不肯幫。只怕心中還要想,這‘進步’不要也罷,著實可怕,城里人靠不住,還是靠皇帝的好。”

“再招安那等起事之人,令其駐扎先發地區城市周邊,以防城市之變。新仇舊怨,豈不用心?”

“如此一來,顯學何顯?”

“驅散‘進步’,有甚于將小農和工匠打為反動的一幫之言乎?”

“改良也好、均田也罷,日后便都出于朝廷、出于圣旨,而不是一個學派、某個綱領主導了。”

“而工廠主等,見小農工匠起事之可怕,多半也要收斂,知道若非朝廷罩著他們,他們便要被掛在樹上。他們的軟弱性,朕早就見過,到時候又何愁他們不敢不聽話?”

“若是大爭之世,工廠主需要朝廷的海軍、刺刀、大炮,去和別國的工廠主競爭,倒是容易聽話。只是如今放眼天下,外無敵國外患、又無能競爭的別國實業主,他們便很容易不聽話,那邊需要用國內的一群人來嚇唬他們,讓他們聽話。讓他們知道,若無皇帝,他們根本壓不住局面,如此方能讓他們乖乖來降,收起那些膨脹的心思。”

“經此一事,工與農之聯盟,已不可能。工無農之援,形單影只、勢單力薄,若不依靠圣君天子以制工廠主,又靠誰來?”

“雇工易收買,危機爆發時候,鼓吹‘進步’,鼓吹內地市場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鼓吹碾碎內地的小農和工匠,他們必要上當,而不會跟那群要搞均田移民東進后再發展大工業的人走。”

“用此手段,先破其聯盟,分而化之,先把小農逼到皇帝這邊;然后斷其盟友、斬其內援、使雇工孤立,只能寄希望于圣君,再把雇工逼到皇帝這邊。”

“如此,則效過去故事即可:過去周護小農、抑制兼并,但實則仍是與士大夫地主士紳治天下。”

“日后也是一樣,名與義,周護小農、雇工。但實則還是與大資產者治天下。”

李欗并不知道他說的這套東西的學名是啥。

不過其實以后世的話來總結,其實就是“拿三加拉薩爾”這一套的反動封建社。

這和大順這邊的“內外分治”的情況有關。

內,是小農社會,頗類拿三時候小農普遍貧困、被高利貸和土地抵押快搞崩潰的法國。

外,是財閥軍事貴族大資產者的社會,一如拉薩爾時的普魯士。

小農問題,所謂大東進運動、均田、遷民,可以視作拿三的論貧困的消滅的大順變種。

雇工問題,即所謂的只要皇帝把自己從一個特權等級的皇權變成一個社會的和皇權,那么工階級就會傾向于把皇帝看作是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利己主義相對立的天然體現者

某種程度上說,這就是劉玉的改革給大順留下的非常不好的后遺癥——皇帝比雇工和小農,更早接觸到階級的這套東西和思考方式。

而本身,反動社,又是罷黜百家之后社會的底色調。王莽改制,就是個高爐鐵、壟作法、畝產百十斤這等生產力水平下的空想反動社的社會實踐。

偏偏,劉玉已經死了。

所謂我注六經、六經注我。

劉玉的那套話語,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尤其是把小農和手工業者,打成阻礙歷史進步的反動一幫;把農民起義,打成基于地產原則的反動的一幫。

本身這套東西,就很容易搞成機械的經濟決定論。

尹里奇也狂噴過這個問題,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否則只能形成……或工聯、或工貴——典型的,就是愛爾蘭鐵路工人對華工的態度,沒人灌輸,反動至極。

而大順這邊,還有個更蛋疼的“第一列強”很可能出現的“工人的貴族化”問題。

比如李欗說的那種情況,真到危機的時候,先發地區的工人,會不會壓根不管內地小農手工業者的死活,為了自己有工作、掙錢,就要求打開鈔關子口、取消內地落后的保護、奪取市場呢?

很顯然,稍微有人故意混淆,以反動的思想灌輸,扭曲“進步”的概念,再加上利益相關,那的確非常容易被帶歪了。

而大順內地的情況,又無奈至極。

大順拿到了南洋和印度這倆原材料產地;拿到了海運和水運優勢;拿到了日本朝鮮南洋東北的糧食來穩定先發地區糧價……

內地,比如說紡織業,無論怎么樣都爭不過。這是必然的。

不管是糧價、原材料價格、資本豐裕等等,全都爭不過,搞“重農主義、自然秩序”的結果,根本不會是什么競爭之下的蓬勃發展,能也只能是內地原本的手工業迅速破產,而絕無可能萌芽成長為大工廠。

當然,你要說大順被人爆錘一頓,丟了印度、丟了南洋、縮回到本土。那倒是可能在江漢種棉花,或者說沒辦法了只好在江漢種棉花,然后江漢地區能成為紡織業中心。否則,不可能。

只要不丟印度南洋,只要陸運還沒有能和海運比的能力,江漢地區就算建起來紡織業中心,也得破產完犢子,就這么簡單。

現在江漢地區靠的是本省和川蜀市場,依托川鹽入楚的契機發展起來的。用的還是印度棉紗,就江漢那點紡織資本的力量,真要放開了,松蘇地區的紡織業大資本伸個小手指頭就能讓他再也起不來——都不用完臟的,比如控制印度棉紗等臟活,就市場競爭,湖北現在糧食自給都成問題,單單一個糧價,怎么和坐擁南洋米東北高粱和海運的松蘇比?

就還是那句話:歷史上帝國主義,既瓦解了小農經濟沖死了手工業;也摁死了本國的資產階級。所以才說他們既舉左手、又舉右手。

而現在的情況不同,他們壓根沒必要舉起右手反帝。

并且大順不能往歐洲那種支離破碎的國家上套,只能用“天下”、“大同”的思想來解決。一個此時世界人口五分之二、工農生產總值世界一半還多的東西,能用歐洲那一套國家的概念去套嗎?

既然說,只能用“天下大同”的這種超越了支離破碎的小國的概念來解決大順現在的問題。

那么也就意味著,大順的問題解決起來太難了——歷史上從一千八百四十年往后百年的英豪里,有為民族的、有為反侵略的、又為洗刷屈辱的、有為反滿反閻羅妖的……這些在原本歷史里的屈辱史中,都可以站在一起,至少可以同路走一段。

而此時的大順,要天下大同的,只能自己走了,連同路人都找不到了。

這也就給了李欗一個機會,一個真有可能在“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的死局中,找一個抓住一線生機的機會。

而這個機會,在李欗看來,就是這一次使節團帶著劉玉尸骨返回途中的見聞——法國要亂、歐洲要亂、印度要亂、甚至一些情況看來南美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也可能要亂,大順先發地區可能會爆發一場生產相對過剩的大危機。

而一旦危機爆發,可能承載這么大規模的生產過剩的地區,整個地球上似乎也就只剩下了大順內部地區那兩三億人了。

這會讓原本大順的“對外擴張滿足新興階級的饕餮、達成妥協不要對內擊碎小農經濟”的平衡,破掉。

當然也不是說不能解決。

其實還是有解決之道的。

不說治本。

只說治標,或者延緩危機爆發。

比如,資產階級們出錢,移民、遷民、利用北美澳洲的幾十億畝土地,創造出一個兩億人的大市場。

但顯然,他們肯定不會干的。

人要是移過去了、市場有了,讓他們再投資賺錢有可能。

可要說出錢移民、出錢發展生產力和商品交換潛力,他們是不可能干的。

李欗也正是想要利用這一點,提前布局科舉改革,準備到時候手里有內地地區的人才可用,這是他的未雨綢繆。

小農破產、手工業崩潰、舊城市交換體系崩解,這是真實的物質世界。

不會因為原本學儒家經典、現在學算數幾何,就會扭轉。

也不會因為原本學儒家經典,所以看到小農破產手工業崩潰,感到不仁,不該這么激進而成為保守派;而學了算數幾何等新學實學后,就立刻變了個人一般,覺得崩的好,一下子就成為激進派。

包括說現在的先發地區實學派中,真正的激進派,是要搞均田、遷民、擴大市場、將天下農村都從使用價值生產扭轉成交換價值生產,他們才是激進派。而這群激進派里,很多都是反對直接放開鈔關子口的,認為飯要一口一口吃、屎要一截一截拉,進兩步就退一步,否則容易物極必反,這使得看起來他們倒像是保守派——比如后期跑去修黃河河道的劉玉,也算是這種保守派。

而那些上來就要搞激進重農主義、自然秩序的,要放開鈔關子口的,看似激進,實則在實學派內部壓根就被視作幼稚派,上不得臺面的。

本身大順就有重農輕商的傳統,歷史上早在兩漢時候就吃過商業資本不受控制的虧——這沒什么驚奇的,還是老馬那句話:商業資本既然還存在,那么就證明這壓根不是資本主義。不是說有商業資本、或者說吃過商業資本的大虧,那就證明這是資本主義萌芽了,老馬說的很明確,奴隸時代也有商業資本,而只有商業資本融化掉自己的單獨性才叫資本主義,商業資本是寄生性的,商業資本單獨存在恰恰證明這不是資本主義。

故而,這種傳統下,如今的情況下,要是那種激進的重農學派、自然秩序派,能成為顯學,那才是鬼故事。

李欗,正是要把這群上不得臺面的,扶成“顯學”,取而代之,以黃替白,把真正的激進顯學滅殺——既然一定會有顯學,那么為什么不扶植一個顯學呢?

因為他是大順人,太懂物極必反這個道理了。

更讀過“鄭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就是要通過“假顯學鼓噪、假裝無奈以一省先行、資本必然要鬧出叫人瞠目結舌的駭人”。

從而,讓從劉玉跑路后縈繞在大順頭頂的“激進”退潮。

好說李欗也是和劉玉一起干過“擴張殖民”的勾當的。

全無管控,資本在印度南洋干過啥、資本是會跑去囤地還是去發展實業、啥叫商業資本占優勢下的劫奪制,李欗可是太清楚了。

這鄭伯克段于鄢的樣板,在大順的鐵路火輪船土地交易九出十三歸等條件下,絕對會玩出花樣。若兩年才把百姓逼反,那只能說是保守了。

至于實業投資?哪個腦子抽的,不去先發地區等原材料和海運都占優勢的地方投資,跑內地去投?

故而實業資本壓根不會去,去的只會是商業資本,這玩意兒可是能把地主都逼破產投赤的。

而整個過程。

李欗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要什么也不做。

如果他能活到那時候的話。

至于要做“嚇唬激進派的稻草人”的省份,李欗內心已有定奪:豫皖。

這兩個一個是人口大省,一個是淮河災發區,迅速地沖擊和經濟作物占地種植,稍微一場小災,糧食不足的問題就會迅速出現,就能爆出來十萬人級別的起義。

當然,河南是何等地方,何等關鍵,別人不知,大順朝理應是最清楚的。

只不過,當初劉玉進言給前個皇帝的“鐵路縱橫、黃淮分割、縱有起義不過分割成塊、天下如棋局而寇不可流”來忽悠修鐵路、廢漕運、治黃淮的話,因為有道理所以才能忽悠住老皇帝,也所以能修了鐵路治了黃淮,現在又成了李欗扎稻草人來嚇唬人的底蘊。

李欗要扎稻草人嚇唬人。

要拿著底層的乞食袋揮舞。

還要科舉改變顯得自己是“進步的皇帝”。

至于以后怎么辦,現在李欗也不好說。

且不說能不能活到那時候。

就算活到了,如今也只能是先有大略,而后看看再說。

他是怕自己哪天死了,是以要把這一線生機、最惡心陰暗的這套東西,講給兒子聽。

皇子倒是不覺得怎樣,只是略有擔憂。

“父皇,昔者衛公子州吁作亂上位,興兵動戈,擴張以轉移矛盾,刷威望、壓不滿。”

“魯公問于眾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焚己也。期年,果被石確大義滅親,如眾仲言。”

“父皇要亂中取一線生機,這火,若放不好……兒臣只怕……”

不想李欗卻哈哈大笑。

“這火?難道是朕放的?朕有何等本事,能放出這樣的火?”

“這樣的火,是不能‘制造出來’的,是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燃起來的。”

“難道是朕讓那些工廠主搞出來的生產過剩嗎?”

“難道是朕讓法蘭西不日將亂嗎?”

“亂起來后,賣不出去,難道是朕讓他們琢磨著要內地市場的嗎?”

“要內地市場,若松開豫、魯,難道是朕讓資本去買地占地兼并、是朕讓商賈把機布運入滅殺豫南土布而使女工難活、是朕讓地主見煙棉芝麻等價高而不種糧食鬧出缺糧大災的嗎?”

“朕沒有放火,朕只是沒有提前滅火而已。火勢不因我起,何來玩火焚己之論?”

“到時危機,你便什么都不說,自有人鼓吹內部市場管控打開之語,且以進步為大義。順而從之,何須縱火?”

“而若打開,土地兼并、炒作糧價、囤貨居奇、低買高賣、沖擊土布、坑騙本地商會等等事,難道是你讓他們做的?”

“這種不以某個人的意志而改變的事,誰也改變不了、更制造不了。”

“但卻可以利用。”

“更改學會利用。這就是為什么要學興公實學的緣故,若是不懂,又怎么準備利用呢?”

皇子蹙眉道:“父皇既這樣說,那興公實學傳播甚廣,知其大義大略者亦有不少。難道他們就不會利用?”

李欗不屑一笑,反問道:“若太祖皇帝于洪武、永樂時候起事,能成大業乎?”

“若陳涉吳廣,于始皇帝尚在時起事,能隳秦廟否?”

“大饑,人相食之語,史中多矣。然能舉旗而取天下者,幾人?”

“欲斬木揭竿而成大事,既要大饑人相食,百姓不能活;又要朝廷頹敗,無力統治。二者缺一,皆不可成。”

“朕所言之多血危機,近則十年、遠則廿載。想來,也斷不至于區區十年,朕這從日本打到直布羅陀的雄兵,就要淪為前朝軍戶了吧?”

“況且,京城不比別處。京城是以稅收、漕米、官俸、軍餉為底的城市。非是以交換賣錢為目的的生產城市。是以,多血上火的過剩危機,京城不會亂。京城不亂,海軍在手,財稅漕米便不會亂;財稅漕米不會亂,便是玩火,亦可滅火。”

“使節團自歐羅巴回,言法蘭西禮崩樂壞,必亂。那巴黎豈同京城?法蘭西之工、商、士、紳等,皆居巴黎,幾十萬人圍繞巴黎之消費而生產,若亂起來,定難控制。京城大不同,京都居,大不易,布取于松、絲取于蘇、瓷取于贛、米取于爪哇、豆取于松遼、煤自西山、茶起武夷,多血癥之亂,如何加諸京城?”

“而若效太祖皇帝,舉均田免糧之大義……國壽未至,前朝尚有二百六十年之祚,只在內部均田之義,此時尚早,不足為慮。”

“至于顯學一派……他們多數囿于興國公之舊刻痕,仍念尋實業資本之支持,完成均田事,而后征農稅而遷民,以為如此實業資本便會支持他們,引以為援而欲除地主,此為顯學之顯學,此輩成不得事。”

“至于少數激進銳意大談天下為公的?你猜將來危機爆發,雇工是會支持他們天下為公的想法?還是會去支持去搶內地市場碾碎小農工匠擴大市場渡過危機的想法?”

“你要知道,他們談天下為公,可將來危機一來,破開二省之限制,就是大量小農工匠破產涌入城市求活,而會導致原本的雇工工錢大降,原本城中之雇工便會更加怨恨小農工匠,多半會結伙成團排擠后來入城之人。朕昔日和興國公在松蘇碼頭,可沒少見為了搶抗包卸船活計而互相結幫結派毆殺之事,他們先把這件事解決了再談天下為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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