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幾天，不管在地鐵上，還是在深夜的加班出租車上；不管是在午餐桌的閑聊中，還是在朋友圈的公眾號文章里。趙慕慈都免不了聽到或看到“高端律所高壓”、“律師猝死”這樣的詞匯或字眼。這種議論和關注伴隨著她的心情從悲痛到悲傷，從郁郁到麻木。
智誠人事部的對外公告發出來之后，直接證實了媒體之前對Danny事件的報道。輿論媒體更是掀起一股報道浪潮，將其送上了熱搜。人們也在各種社交媒體上探討起來：律師頻頻猝死，看似光鮮的職業背后，當真這么高壓？
除了對律師行業的追問和探討，像互聯網行業、金融投行等其他職業的人群也開始反思自身：工作值得人們奉獻生命和健康嗎？錢重要，還是命重要？
趙慕慈忍不住搜索跟律師猝死有關的新聞。不搜還好，一搜之下竟發現，近年來律師猝死早已不是什么新聞。其中大部分都與“勞累過度，突發心臟病”有關。
譬如有一位律師在開庭時心臟驟停，當晚去世；有一名在辦案途中突發疾病，不幸去世；有三名青年律師一覺不醒，在睡夢中離世。不斷有律師英年早逝，令不少媒體將律師稱為“高危行業”。
她忽然想到，Danny的事情登上熱搜，一來發生在地鐵站，目睹者眾多；二來智誠律師事務所在業界如雷貫耳，一線大所出了這樣的事情，自然就有了炒作的價值。至于作為律師猝死這件事，大概人們心中早已有了準備，見怪不怪了吧。
Danny的事情過不久，又聽聞另一家律所的一位合伙人因病去世了，該合伙人在深圳一家律師事務所執業。雖然該合伙人年近五十，但還是令人感倒觸目驚心。一時間人人自危，大家都忍不住為自己感到擔心。趙慕慈也不免會在忙碌之中出一會神，思考譬如辛苦工作為什么？枸杞有助于養生嗎？
一個周三的下午，趙慕慈照常下樓去吃晚飯，準備晚上的工作。行走間手機響了，一看是本科同學張茹。張茹發了一條新聞鏈接，問道：“這是不是你們律所啊？”
趙慕慈答是。
張茹一陣唏噓感嘆，無非英年早逝，可惜之類的。
趙慕慈一邊點餐，一邊跟她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
張茹繼續感慨：“哎。我原先好羨慕你們這些站在金字塔頂尖的人們，光鮮亮麗，收入不菲，就像是站在山腳仰望山頂一般。沒想到，這些要拿命去換。錢跟命比起來，還是命重要啊。想想自己，雖然賺的不多，但好歹還能自己支配時間，不至于辛苦累死。”
接著又發來一條：“慕慈啊，你可要保重自己啊。別太要強，差不多就可以了。健康最重要。活著最重要。”
趙慕慈心生不悅，有心辯駁幾句。拿起手機打了幾行，忽然覺得索然無味起來。面子？呵呵。面子值幾何啊。血淋淋的事實面前，就算再舌燦蓮花，又能改變得了什么呢。
趙慕慈慢慢放下手機，木木的往嘴里喂著飯，細細體會張茹剛才的幾句話。漸漸的有一種華服被剝落的感覺。華服之下，是滿目蒼夷，是鮮血淋漓。是拼命捂住不愿給人看到的真實和殘酷；是無論如何都要極力裝扮和掩飾，以他人的羨慕和贊美為自己續命的絕望和虛弱。
如今連用來續命的羨慕和贊美都沒有了。
趙慕慈漸漸垂下了喂飯的手。仿佛失血過多瀕臨將死的病人一般，感到了來自內心的無比真實的虛弱和無力。
雖然大多數人對Danny猝然離世感到同情和唏噓，但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譬如有人就會發出這樣的觀點：
“全國律師將近六十萬，真正過勞死的能有幾個？業務量增加了，同時也增加了健康風險，總體來看死的風險其實非常小。對于沒什么背景的人來說，如果成功了，那就是真正的改變命運。能過勞死的都是高薪行業，其他行業過勞還沒錢，誰會去過勞。”
趙慕慈一陣憤慨：死的風險非常小？那是你沒攤上。真要攤上那就是百分之百。
說到高薪。不得不承認，相比較其他相同從業年限的律師而言，或者大多數相同從業年限的其他職業而言，涉外非訴律師的薪酬確實還是可以撫慰人心的。可是做律師一定是為了錢嗎？或者說，猝死的律師是被錢累死的嗎？
趙慕慈有時候會看到這樣的過激言論，言下之意律師一味追逐金錢，所以被累死是活該。大概就是那句古話：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但她并不是很不認同。真要為錢的話，以Danny的經驗和資質，去企業做個首席法務官不是更好？至少也有百萬以上的報酬，可不比他在律所舒服得多。
說到底，還不是為了那一份法律人的職業榮光。成為合伙人，運籌帷幄，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推動中國法治進程。
這樣的理想和愿景，沒人會掛在嘴邊，也不會做成標語掛在律所墻上，更不會出現在與客戶的對話里。
但每個法律人，至少在趙慕慈認識的律師里面，十有八九心懷這樣的愿景，并且將這樣的愿景化作認真工作的動力，體現為客戶著想的設身處地里，體現在充滿智慧和穩妥的交易架構設計里，體現在無數個與政府機構交換意見的交流溝通里，體現在無數個熬夜通宵的宣傳寫作里。
如果只是為了錢，光憑這種長時間加班的辛苦和高強度的壓力和工作標準，除非是走投無路的人，否則沒人能堅持下去。
除了錢之外，促使律師向前的，還有一份責任心，和一份早在法學院時期就被種植到心底的職業榮光和精英意識---借由自己的所作所為，借由整個職業共同體的所作所為，推動法治進程，促進社會改變，推動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形成。
趙慕慈也看到這樣的評論：
“我大二的時候曾在東莞一個電子集裝廠上過一個多月的班，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一周上六天班，機器二十四小時轉，到手工資不到三千塊，所以我真不明白那些精英，你工資那么高，你還在那里叫啊？不太明白一些人為什么會這么忙。”
看來似乎是來自一位比較年輕的基層勞動者的思想。趙慕慈心想，對于在金錢和溫飽線上掙扎的人們來說，確實比較容易發生這樣的感慨：工資那么高，就該感恩戴德，辛苦勞作，至死方休，叫什么慘？矯情。
然而老祖宗似乎有這么一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倉廩和衣食，是實打實的物質生理需求，是需要金錢來滿足的最基礎的需求，所以不管是這位基層勞動者，還是趙慕慈這樣的名校畢業生，在奔向社會的那個節點，最容易被觸動的，便是高薪和光鮮亮麗的高端律所職位。先讓自己活下來，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憑借多年的學習競爭優勢，搶占最好的職業資源，并且引以為豪。至于要付出什么代價，往后再說。
然而錢是沒辦法使人得到真正的滿足的。物質需求滿足之后，便會有進一步的需求，比如精神的閑適感，生活的愉悅感，和可支配時間的充裕感。
拿著高工資的“精英”們之所以會叫，是因為他們在物質需求滿足后，發展出了精神需求，卻無力滿足這種需求，因為光是工作交換物質資料就耗費了他們所有的精力和時間。欲求不滿的時候，用以交換物質資料的工作本身便失去了往日的好，進而顯得愈發殘酷起來。
并非“精英”們矯情，實在是發展階段不同。他們的痛苦也是真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