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盡管反腐的難度極大，項南還是大力推動。
因為不反腐是不行的，大明朝國力再強盛，也架不住一堆碩鼠圍著它猛啃。
不消滅這些碩鼠，老百姓就永遠沒有好日子過。
而文官反貪雖然艱難，但是那些貪官污吏并非無懈可擊。
項南之前查軍隊反腐時，就已經找到了不少的線索。很多將官的貪腐，都是與地方官、士紳、豪商勾結而成的。
比如邊關的將軍走私軍械，自然不是自己親自去賣，而是交給中間商處置，因此很多商人借著做中間商賺差價發了大財。
這些商人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自然不會只跟軍中合作，同樣也會跟地方官合作，將許多違禁物賣到關外去，比如茶葉、鐵器、鹽巴、糧食、布帛、藥材等。
因此項南已經掌握了大量的犯罪材料，只是當時他正在全力主持軍中反腐，不想雙線作戰罷了。
如今軍中反腐的目標已經初步完成，項南自然就能夠開辟第二戰線了。
他隨后就順藤摸瓜，開始查這些文官的事。
他命令錦衣衛全體出動，讓那些官員在規定時間，到規定地點交代問題，一天交代不清楚，一天不許放出去。
而且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檢舉有功，包庇有罪。如果能夠及時坦白交代，或者供出其他罪人，自己就可以減免罪行。
本來是殺頭，可以減到流放；本來是抄家，發賣家人為奴，可以減免家人罪行；本來要被流放的，可以減到打板子……
當然如果一味抵抗，不肯認罪，一旦查實，便會罪加一等。本來貶謫、流放、抄家的事，罪加一等就是砍頭。
為了避免錦衣衛造成冤假錯案，項南還禁止錦衣衛使用刑具，不允許他們刑訊逼供。
畢竟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兔子都得被打得承認自己是狗熊。為了減罪再繼續攀咬下去，全國都沒有一個好人了。
朱元璋時期，查貪腐弊案，就是用這種方法，往往就是一個案子就牽出一大堆官員，弄出一大堆的冤假錯案。
戶部尚書滕德懋被人舉報涉嫌貪污，氣憤的朱元璋立刻把他殺了還不解氣，還讓人剖開他的肚子看看他都吃些什么“昧良心食”。
結果錦衣衛剖開滕德懋的肚子之后，才發現這位曾經的戶部尚書的肚子里，只有一些粗糧和野菜……
因此項南不想錯殺一個清官，但也不想放過一個貪官，所以才要錦衣衛詳查、細查，而且不能刑訊逼供，魯莽行事。
即使如此，被錦衣衛查出的貪官污吏也是數不勝數。從天順九年初到天順十二年，查出的貪官污吏多達二十余萬人，堪稱是觸目驚心。
當時明朝有編制的官員，都不到五萬人，可是查出的貪官污吏就多達二十余萬人，可見貪腐真是無處不在，洪洞縣都沒好人了。
查出這么多貪官污吏，項南恨不能全給殺了。
但最終他還是沒敢亂殺，真要把這二十多萬人都殺了，那就沒有足夠的官員做事了。
畢竟靠著科舉，每三年才能選出幾百名進士。就算項南年年開恩科，也得花好幾百年才能選出二十多萬官吏。
而且項南知道，很多官員之所以貪腐，也是迫不得已。
一來，明朝官員薪俸定得太低，養活自己一家人都很困難。好像滕德懋貴為吏部尚書，都只能吃野草、粗糧；海瑞要做清官，差點把一家人都餓死。
項南知道人性本來就貪婪，指望官員全是圣人也不可能。就連他自己，都做不到安貧樂道，又如何能強求別人；
二來，貪污的大環境如此，當上級都在貪得時候，自己不貪就不容于上下級，不容于這世上。
就像六七十年代的香江，警匪一家，沆瀣一氣，警員收規費，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不收反而不對。
《五億探長雷洛傳》中，雷洛剛開始都想做個好警員，但卻被層層打壓，在警界根本待不下去，最后不得不選擇貪。
所以項南考慮，應該給他們一個悔過的機會。
因此他只殺了貪污最多，危害最大的一批人。尤其是對那些已經辭官、退休的官員予以重擊，反正他也已經用不到他們了。
至于貪污較少，危害較小的在職官員，則予以寬大，允許他們戴罪在崗。表現的好以后可以獲得赦免，表現不好罪加一等。
這就有點像朱元璋時代了。當時他也是查出了太多的貪官，以至于各地都缺官員做事。朱元璋無奈，只得讓那些貪官繼續留任。
不過，那些貪官要帶著刑具繼續辦公，稱作“戴死罪、徒流辦事”，或“戴斬、絞、徒、流刑在職”。
項南倒沒朱元璋那么狠，沒給那些貪官帶上刑具，但也死死地盯著他們呢。敢再犯事，就不是緩刑了。
經過這一番反貪之后，大明的官場，算是被項南徹底清洗了一遍。
凡是貪污的，腐敗的，平庸的，無能的，有二心的官員，全部被他清洗了下去，這也讓大明官場的風氣為之一新。
老百姓更是歡呼不已，那些禍國殃民，貪贓枉法的官吏都被項南抓去砍頭，讓他們自然覺得痛快。
而受了這股風潮的震懾，那些官員都能老實一陣。以往的苛捐雜稅、攤派徭役，以及巧取豪奪、欺男霸女的行為都得到了扼制，老百姓得了實惠，自然都高興。
這也讓項南在民間的聲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而項南也借此大力推行“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以及“耗羨歸公”三項政策。
這三項政策都是切實觸及官員、士紳的切身利益的。單是“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一條，就讓那些官員、士紳有切膚之痛。
因為在此之前，官員、士紳是不需要繳納稅賦的，也不用服徭役。這些賦稅、徭役都由普通百姓承擔。
而在明朝，貧富差距十分之大。貧者上無片瓦遮頭，下無立錐之地，一窮二白，還要承擔最多的徭役、賦稅，自然是苦不堪言。
而那些官員、士紳田地連阡累陌、房屋鱗次櫛比，卻不用服徭役、繳納稅賦，自然樂得逍遙。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正因此，明朝農民起義不斷，頻次之高，歷朝歷代都相當罕見。就算是史稱的“仁宣盛世”、“弘治中興”時期，依然爆發了十余次農民起義。
相比起來，備受詬病的康雍乾三朝，卻沒有爆發幾次農民起義。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