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拯暗自苦笑，明確的意識到自己和同僚們在這件事情上的無力。
他根本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蘇詠霖推動科舉改革，蘇詠霖愿意和他在事前說這件事情都算是在尊重他們的知情權，不然的話，換一種霸道一點的做法也不是不可以。
誰能攔得住蘇詠霖為所欲為？
老天爺？
不，他不當天子，他是人皇，沒有孝敬老天爺的必要性。
手持軍隊戰無不勝的蘇詠霖，是這世上最強大的人。
一念至此，孔拯也不想再說些什么了，于是乎這個改革計劃就那么推動下去了。
禮部正式接受這一計劃，決定對這一改革計劃進行一番研究，對皇帝提出的工科、理科、法科就行要以什么樣的錄取方式來錄取進行商討。
而這其中需要大量的專業人士來提供幫助——禮部現有的人手只能對文科考試的標準進行商定，因為這是他們的專長，而對于工科、理科、法科之類的事情，他們完全不知道該怎么做。
只能仰賴專業人士。
誰是專業人士？
蘇詠霖會為他們提供專業人士——
因為進行了分科取士的改革，原先的禮部科考司人手不足，需要進行擴編，蘇詠霖準備按照文理法工四個工作組的方向來重組科考司。
于是蘇詠霖授意新任吏部尚書、復興會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永貞開始對禮部科考司安插人手。
除了原先就在工部、三法司等部門工作的專業人士之外，還有一些新發展的年輕復興會員也以各種各樣的名目被安插進入了禮部科考司，負責籌備科舉考試的相關工作，這樣一來，一時間禮部科考司內“人才濟濟”。
對于這一情況，孔拯和周江只能干瞪眼，眼睜睜看著吏部往禮部安插人手，一點一點擴大科考司的人員編制，且還都不是他們派系的人。
他們原本還想著通過科舉考試大量引入他們這邊的相關人士來增加山東系官員的話語權，現在看起來，他們連自己僅有的話語權都未必能保住。
周江私底下和孔拯就此事進行商談的時候，連連感嘆蘇詠霖的過度強勢實在是古之未有，他從未想到皇帝可以如此霸道。
可是孔拯卻看得很明白。
“子長啊，咱們沒有見過，不代表這樣的人就不存在，或許，這就是掃平天下稱帝的開國皇帝吧，我現在算是明白為什么古人都推崇圣天子垂拱而治了，一個開國皇帝對天下來說，意義實在是太大了。”
周江聽后默默無語。
之后的事情，孔拯和周江都顯得無能為力，只能做為蘇詠霖的輔助幫助蘇詠霖，而不能提出什么反對意見。
而蘇詠霖一邊推進科舉考試的分科取士改革，一邊還要對教育方面動手。
按照他的說法，分科取士既然決定了，那么教育就要跟上，不能放任教育不管，只搞科舉，那遲早是要出事的。
于是蘇詠霖還決定從中央國子監開始，根據科舉考試的分科取士改革，對當前現有的教育模式進行改革，也要按照科舉考試的方向，從文理法工四個方向培養人才。
接著，在十月初九的教育改革會議上，蘇詠霖提出了對施教教材變更的要求。
當然，他也沒有把舊士紳們完全甩開，還是做了一些退讓的。
文科教材可以最大限度保持舊有的教材，比如舊有的五經，暫時先加上《荀子》，以此為出題范圍，最大程度上讓現有的士子們可以參加文科考試，而不至于兩眼一抹瞎。
當然，蘇詠霖提出，洪武二年科舉考試當中文科考試的題目，出自《荀子》的題目不能少于三成。
孔拯知道，這已經是皇帝最大程度的讓步了，如果這都不接受，皇帝分分鐘能給你把《荀子》出題量提升到五成，到那個時候，大家就真的懵逼了。
所以一看還有人想要提意見，孔拯立刻站起來高呼陛下圣明，把這一頁揭了過去。
接著蘇詠霖還要求文科士子不單單要學習五經，還要懂得農業，因為農業是國家的立國之本，文科士子必須要對農業有所了解。
于是他又為文科士子增添了《齊民要術》等農業專著，要求文科士子在學習儒家經典的同時，也要對農業有所了解，而這樣的考試規定將在洪武五年的科舉考試當中正式落實。
接下來是理科考試。
蘇詠霖為理科考試劃定了《九章律》、《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等唐朝科舉明算科的考試教材。
接著又增加了《管子·地員》、《水經注》等地理教材，最后又增加了《墨經》這一考試教材。
但凡是被定為科舉考試教材的書籍必然被大規模刊印、流傳，所以對于這一點，禮部部分官員反應激烈。
而蘇詠霖早就知道他們會反應激烈，所以提出了修訂《墨經》的計劃。
“著禮部科考司安排專門人手修訂《墨經》，將《墨經》當中與政事相關的內容刪掉，將改訂之后的《墨經》作為科舉考試理科教材。”
蘇詠霖的這一表態平息了部分禮部官員的激動。
不過說實在的，對于墨家的政治思想那一套，蘇詠霖自己都不怎么感冒。
他欣賞墨子，欣賞的是他在自然科學方面的貢獻，以《墨經》為突破點，蘇詠霖有信心把物理學這門學科拉起來，從理論層面給技術發展提供幫助。
至于其他方面還是算了吧。
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于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且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這不就是他的復興會嗎？
而無論是思想深度還是組織程度還是理念，他的復興會都要遠超墨家組織，所以他并不需要墨家的政治組織。
理科之后是工科教材，工科方面的專業書籍其實一直都很少，主要是從來沒有統治者像蘇詠霖這樣要把科學技術當做國家大事來重視。
所以目前所能尋到相關的工科類書籍，只有《考工記》、《營造法式》等涉及工業、手工業和建筑業的書籍。
對此，蘇詠霖提出要將這一類書籍納入考試范圍之內，與此同時，還要新編教材，將古人的工業技術結晶全部記錄下來，作為教材。
法科考試相對來說就方便得多，漢以來雖然罷黜百家，但是律法的重要性沒有人會否認，所以法律專著在古代一點也不少。
蘇詠霖指定了《法經》、《泰始律》、《唐律疏議》等有代表性的法學著作和法律條文，以供法科士子學習、繼承。
這場會議初步確定了洪武五年第二屆科舉考試的考試出題范圍，為蘇詠霖所首肯，為大部分朝官所認同。
至于洪武二年的第一屆，還是要做出一些彈性的變更。
沒辦法，大明朝廷此時此刻的勢力劃分對于作為舊科舉專家的山東系官員來說并不占優勢。
元從系、燕云系和外族系三大派系的官員都對舊科舉可能帶來的后果非常清楚，在這個他們還有足夠話語權的時候，但凡有可能，他們都不可能放任舊科舉繼續推行下去。
蘇詠霖想要進行科舉考試改革的方案正好戳到了他們的癢癢肉，對他們而言有著重大的意義，于是他們集體來了勁兒，在朝堂上對蘇詠霖提出的改革計劃大力支持。
山東系文臣有心反對，但是勢力不夠強，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們是真的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看著擁有基本盤和政治同盟的皇帝蘇詠霖強行推動科舉考試的改革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