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幣這種事情，別說紙幣時代了，金屬貨幣時代鑄造偽幣的事件也沒少過。
各種缺斤少兩大泉當千，官方民間一起搞劣幣驅逐良幣，每一次都能血洗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一舉把貨幣市場打入無底深淵。
只能說這玩意兒太賺錢，類似于殺雞取卵，只要民間沒有防備，則一波清洗就能賺的盆滿缽滿，吃的滿嘴流油。
至于之后的一地雞毛……又有多少人真的在乎呢？
高門大戶自然有高門大戶的止損辦法，統治階層更不用說，最后血洗的還是民間的財富，這種事情統治者才不會在意。
就算有那么一兩個有良心的官員提出反對，也不能改變大局。
官方會這樣玩，民間當然也會這樣玩，不是每個人都有良心，這種賺大錢的活計，誰不行動？所以有真幣，必然有人搞偽幣，只是數量和難度上的差別。
有些貨幣貨真價實，幣值堅挺，搞起來有利可圖，有些貨幣爛得一塌糊涂，搞起來無利可圖。
蘇詠霖就想起了那個神一般的段子——
你為什么造假鈔？
因為我不會造真鈔。
對于這種事情，蘇詠霖覺得根本沒有必要辯證思考會不會出現，而是應該考慮什么時候出現，以及出現之后的應對策略。
因為這一時半會兒的，蘇詠霖沒有那么寬裕的本錢能夠放棄白條。
為了修黃河，為了各地水利工程的上馬，為了讓中原大地恢復生機，明帝國的白條政策必然還會繼續使用下去，借債辦事的“傳統”還得持續一陣子。
雖然眼下還沒有接到任何偽造白條的消息傳來，但是未雨綢繆是必須的。
為了避免未來因為作偽的事件導致政府信用敗壞，以至于影響到未來的布局，蘇詠霖覺得必須要對白條進行一次升級。
防偽升級。
經過考察，蘇詠霖決定防偽升級之后的白條全部使用特制水紋紙作為材料。
水紋紙又名花簾紙，這種紙迎光看時能顯出除簾紋以外的發亮的線紋或圖案，目的在于增添紙的潛在的美，起源可上溯至唐代。
早期水紋紙多用作信紙、詩箋、法帖紙，純粹是文人墨客們閑情逸致的體現，主要價值在于藝術層面，也只有有錢有閑的藝術家們才會在意到這種美。
而蘇詠霖做出這個決定之后，就下令把大明國境內全部制作水紋紙的作坊、工匠買斷，以政府命令強制壟斷全部水紋紙產業，不準民間私人制作、販售。
全體掌握相關技術的人員全部被政府強制雇傭為大明國工部下屬雇員，給予吏的身份和待遇，全部強制遷入中都居住、生活，以便就近看管、監視。
并且蘇詠霖還下令在民間大量回收尚未使用的水紋紙，在行動之前就把水紋紙全部搞到手，斷絕民間水紋紙的存儲。
好在這種紙張本身也屬于高檔紙，價格不菲，并非是民間可以廣泛使用的大路貨，除了文人墨客等有錢有閑的人群喜歡，在民間并不受歡迎，產量也不高，牽扯也不大，沒有激起什么波瀾。
最后相關人等要么投效大明工部，要么拿到了足夠的補償閉口不言。
于是建國第十三天，蘇詠霖下令工部，要求水紋紙制作司制作全新花紋的水紋紙，力求復雜、不便偽造，以此作為白條的基礎材料。
花紋可以是藝術品，可以是鳥獸，乃至于山水畫都可以，總而言之要復雜，要留有細微的不容易被人發現的小法門。
最好，可以讓想偽造的人絕望，讓他們需要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可以獲得的利益，從而逼迫他們放棄偽造。
之后在白條的頁面行文方面，書寫材料統一使用朱砂。
朱砂要么用于煉丹藥，要么用于官府行文書寫，在這個時代普遍有神秘、莊重的象征意義，以此顏色代表白條的重要性。
文字方面，蘇詠霖也要求統一使用規定字樣的文字，且一律采取雕版印刷模式，雕版儲藏于財政部倉庫，樞密院和工部若要使用，必須要通過財政部的允許才能使用。
多層加碼之下，全新一套白條式樣出現了，蘇詠霖在登位之后第二十八天看到了樣品。
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計，唯有對著太陽光時看到的那副深藏于其中的山水畫相當曼妙，給這俗物平白無故的增添一份浪漫的意境。
這種感覺，就像是把貨幣做成了藝術品一樣，頗具美感。
將來的紙幣，就這樣弄吧？
蘇詠霖忽然產生了這樣的想法。
雖然可能成本稍微高一點，但是到底還是一張紙，有的是時間改進工藝，怎么弄也比用銅鑄錢要來的劃算。
蘇詠霖下令嘉獎完成這次創新的工匠，并且將這一批白條量產了一部分，用做儲備。
而這一次，為了征發山東地區的十萬民夫相助軍事后勤，樞密院應山東地方官府的請求，向財政部提交了一批白條的申請。
財政部審核之后，確認這是合規的，可行的，就審批同意，把這一批白條下放了，流入了民間。
與此同時，山東行省地區開始對新白條的式樣與不同進行講解，并且開放了用舊白條等額換取新白條的業務，鼓勵百姓將手中沒用掉的舊白條兌換為新白條，為下一步整肅白條在民間的流動情況做準備。
蘇詠霖又下令舊有白條和新白條互相之間的兌換要限時，超過一定時限舊有白條直接作廢，不再允許兌換，如此加速民間白條的更新換代。
舊白條想要偽造實在是太簡單了。
借著戰爭的機會，蘇詠霖統領之下的明政府籌備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并沒有一味地等待戰爭的勝利和歲幣的獲取。
這一戰固然要打贏，但是明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實在也是太多太多。
而與此同時，在山東行省海州前線，周至也通過深入宋國內部無孔不入的天網軍第二行動組獲知了大量的宋軍動向情報。
從宋軍動向情報來看，宋軍也并非完全沒有做情報工作。
他們顯然也已經知道了明軍正在海州集結，且有大規模行動的準備，并且相對應的加強了江淮一帶水軍戒備力量和長江南岸鎮江府、建康府的防備力量。
從明軍的布置來看，宋廷方面顯然判斷出了明軍打算從海州發起進攻，一路南下，突破淮河長江防線踏上江南土地的想法。
所以他們加強鎮江府、建康府防備的行為一點也不奇怪。
根據明軍方面的情報，可以得知鎮江府宋軍人數號稱五萬，實際在四萬左右，建康府宋軍人數號稱七萬，實際也在四萬左右。
兩支軍隊都有被吃空餉的情況，只是一邊吃得多，一邊吃得少。
這樣看來，王權的確是個草包。
而水師方面，宋軍在兩淮地區的水師基本上只能算作巡邏戒備，戰船數量不過數十，而作為戰斗水師的一部分集中在長江防線，戰船數量突破二百，水師人數約在三千。
明州水軍戰船三百余、水兵七千余作為宋軍水師主力依然停泊在定海縣港口，并未做出行動。
據此判斷，顯然宋廷認為明軍水師有從海上突擊直抵臨安的可能，所以要求明州水師成為臨安城的海上長城。
所以這一戰就是明軍水陸兩軍六萬三千對宋軍水陸兩軍九萬。
雙方兵力差距不算太大，勉強算的上是勢均力敵，但是考慮到宋軍作戰有主場優勢，隨時可能增兵，所以明軍還是需要速戰速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