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對于整個華夏來說都意義重大的任務，蘇詠霖非常重視。
他親自將這個任務命名為上古三代復原工程，與華夏紀年法制定并列為國史司兩大任務，不必囿于時間和年代，只要大明還在，只要條件允許，就可以持續進行探究。
華夏先民是如何一步一步從蒙昧走向文明，從山野走向城市聚落，將小小的部落發展為大大旳帝國，將文化火種燃燒成熊熊大火……
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事情。
且在蘇詠霖看來，這樣的探尋實在是太浪漫了。
而為了探究復原共和元年以前所發生的事情，蘇詠霖還下令國史司籌建大明考古總隊，以考證歷史明辨古今為含義，授予大明考古總隊在全大明國土內探究古跡、收集古籍、搶救性發掘古墓的職權。
在古墓問題上，蘇詠霖尤其強調了自己的看法。
“發現的古墓只要沒有破損的，最好不要嘗試破壞，除非有完全把握可以保護其內部古物不受損害，否則就不要發掘，強行發掘等于破壞，就沒有意義了。
而一旦發現破損古墓，就要立刻調動兵馬封閉當地，不準閑人進入，除了考古總隊人員，其他人，包括地方官員，一律不準進入，所有發掘出古物全部封存，不準外人觸碰，必須送達中都進行妥善保養。”
除了這個原則之外，蘇詠霖還計劃建立大明國家博物館。
他準備在未來將他手上所擁有的、宮廷內儲存的古代文物和考古發現的古代文物全部放置在國家博物館內進行儲藏，并且公開給全天下子民觀賞，幫助他們了解歷史。
在國家博物館之內，他還會把整個華夏歷史大脈絡雕刻于其中，搭配古物，讓所有子民都能身臨其境的感受整個華夏歷史的脈絡，感受到歷史的厚重與傳承以及存在。
一系列的工作安排之后，明帝國的歷史研究工程就此開始。
這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歷史研究工程，財政部轉款撥付，專業人員齊聚，只為探究上古三代那些被塵封的過去。
而這，也是蘇詠霖心中的人文情懷。
最起碼，他想讓全國百姓從此以后都能知道自己生于哪一年，年歲幾何，而不用再依靠齒齡等醫學手段去判斷自己今年多大。
作為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理應知道自己的歲數，知道自己的生日，知道自己是個人，這是一個人很重要的人身權利。
封建王朝不給他們這個權利，大明國不能不給。
在此基礎之上，讓他們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里，生活在一片什么樣的土地之上，曾經他們腳下的土地發生過什么事情，有哪些人為了國家民族的延續而奮斗不息……
如此，便能將一個民族的傳承深深鐫刻進每一個傳人的心里，血脈里，脊髓里，永遠流傳下來。
當他們都自覺地認定自己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傳人的時候，那么某些東西便也就不可能隨著統治者的意愿而輕易的轉移了。
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真正成為每個人心里所認定的理所當然的事情之后，他們也就完成了覺醒之上的覺悟。
而除了這個總的脈絡之外，蘇詠霖還要求國史司改變過往史官修史注重事件結果而不注重事件過程的記錄方法，尤其要注意改變儒家史官修史那種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修史原則。
內部會議上，蘇詠霖對這條修史原則進行了強烈批判。
“因為他們是尊者、親者、賢者，所以就連他們做過的壞事都不記錄了？世上哪有純粹的圣人？孔子自己還因為學術爭端殺過少正卯，他就當真全無私心？”
“一旦發現某個大才就非要把他想象成世間完人，而不準他有任何缺陷，一旦發現某個人做了壞事就認定他是十惡不赦之人，無視他其他的功績，這是修史的態度嗎？”
“人是復雜多樣的，同一個人年幼年輕年老之時可能性格都完全不同，小的時候非常頑劣，長大了卻開創了偉大事業，或者小的時候異常乖巧，長大了卻淪為作惡多端的惡人，這樣的事情從來不少。”
“世上沒有圣人，沒有純粹的賢能之人，只要是人，只要吃著五谷雜糧，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喜怒哀樂，就會犯錯，沒有不會犯錯的人，就好比我，犯過的錯誤還少嗎？”
蘇詠霖在國史司內召開全體史官會議，要求全體史官對古代正史、野史進行全方位的解讀之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不僅要將歷史人物的功績寫下，也要把做過的惡事寫下。
不僅如此，也不能諱言政治斗爭的慘烈與陰謀詭計，不能諱言權術。
要揭開儒家史官筆下那層遮羞布，把某些人口中那些為國為民、為了儒家正統、為了圣人道義之類的遮羞布全部扯開，把為了權力和金錢財富等等原因而展開政治斗爭的一幕幕全都寫明白。
尤其要寫明白他們進行政治斗爭的前因后果，犧牲了哪些人的利益、性命等等，尤其是這樣的政治斗爭對百姓造成了什么傷害，更要寫得明明白白。
比如北宋王朝的三易回河。
究其原因，是因為宋太宗北伐燕云失敗，無法奪回燕云建立防線保護河北，所以才會引起北宋在戰略上的極大不安。
而三易回河原本是個工程，為了防止黃河流入燕云從而使得遼軍可以順流而下，所以北宋政府試圖將其改道。
但是以黃河的體量，改道會造成難以想象的風險，這些風險是某些地方所不能承受的，于是這些地方的官員便跳著腳的反對。
而隨著北宋中后期的黨爭愈發激烈，回河工程也終于擺脫不了被卷入政治斗爭的宿命，從而由一個單純的科學的水利工程項目轉變成為政治事件。
朝廷各方勢力為了各自利益而不顧百姓死活，在回河事件上進行反復博弈，互相破壞對方的計劃，哪怕以百姓生命作為獻祭，也要擊倒對方成功掌權。
最后，三易回河失敗，釀成慘劇之后慘死的百萬民眾和流離失所的千萬人悲慘的成為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而他們，沒有人在乎。
北宋官方對他們極為冷漠，毫不在意。
這讓蘇詠霖深為憤恨，這也是他無論如何也一定要滅掉南宋的一個原因。
而在修史的時候，這些事情能不寫下來嗎？
講究一個為尊者諱的儒家史官當然不會寫，他們只會用各種春秋筆法去修飾，去裝點，試圖讓人們忘卻這段歷史和百萬人命。
他們想得美。
在明國修撰的華夏全史中，這些都要明確的記錄下來，記錄下來那些所謂為國為民的“忠良之士”們是如何“為國為民”的。
如此才能揭露舊封建王朝的帝王將相們為了一己私欲到底把國家民族置于何地，到底把百姓置于何地。
如此的歷史，才是最真實的歷史，有助于蘇詠霖徹底撕碎封建社會的溫情面紗，將它的丑惡面貌大白于天下，讓人人警醒，人人戒備。
有了這層關系在其中，蘇詠霖覺得就算自己死了，不肖后人想要把路走回去，也不會那么容易。
國史司的史官們大多數成長于封建教育之下，多數都是原先金國、西夏的史官被留任的，明國自己轉職的史官還不多。
所以他們對于蘇詠霖的這種要求感到震驚，他們從未想過一個皇帝居然會做出這樣的要求。
這對于他自己來說真的是好事嗎？
不過這些史官雖然在思想上比較保守，但有一點好處，聽話。
自那位著名的不便透露名字的李世民陛下希望觀看自己的起居注并且獲得成功之后，儒家史官們最后一層遮羞布也被皇權毫不留情的撕下來了。
于是他們很充分的發揮了老祖宗的精神，越來越聽話了。
皇帝怎么要求，他們就怎么做。
蘇詠霖不管想做什么，他終究是皇帝，皇帝提出了要求，他們當然遵照命令去做就是了，反正天下不是他們的。
所以這個命令在國史司內推行的十分順利，這些有著專業素養的史官們對于政治斗爭自然是耳濡目染，且非常善于修飾，可要是不修飾，秉筆直書，倒也不是不可以。
不過這遠遠不是蘇詠霖需要做到的。
他需要的是形成一種全新的史觀，一種全然不同于儒家史觀的歷史觀。
為此，他抽出時間撰寫文章。
花費了一些業余時間，蘇詠霖寫下了《記錄歷史需要為尊者諱嗎》、《歷史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從三易回河說起》、《我們的歷史觀念需要重新塑造》、《帝王將相家譜背后的民眾血淚》等四篇文章。
這四篇文章里，蘇詠霖初步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歷史觀念。
然后以自己本身讀史的感悟，對儒家史觀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將歷朝歷代所謂正史形容為帝王將相的家譜。
他要以明國皇帝的身份對過往的官修史書進行最為兇狠且強烈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