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有商稅的，只不過稅率很低，具體稅率是三十稅一，這是太祖年間制定，從那以后再沒改變過。
然而明初時，經歷了元朝近百年掠奪性的破壞，再加上元末之亂，實在是百廢待興，各地各省早已商旅斷絕，便是收商稅也收不了多少，再加上朱元璋重農輕商思維，把天下百姓定為農軍工士等籍，偏偏沒有商籍。也就是說，在朱元璋看來，這大明有沒有商人都無所謂，對商稅自然不重視。朱元璋曾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
從明初就不重視商業，定的商稅極低，到后來一直如此，甚至到了明中期以后，大明各地商貿極其繁茂，江南之地很多人家家資十萬比比皆是，家資百萬為數眾多，家資千萬者也有不少，這些人家之所以這么有錢，靠的自然是商業貿易。可偏偏，這么繁茂的商業，朝廷征收不到多少商稅。
不是皇帝不想，而是沒有辦法。因為這些經商人家，大都有著士紳背景，絕大部分商業都控制在士紳手中。而到了明中期以后，控制朝廷的便是士紳，他們怎么可能允許皇帝征收商稅？
而因為士紳們有優免權，便是征收也征收不到他們頭上，只能從普通商戶頭上搜刮，即便如此，文官們也不允許對商稅稅制進行改革。便是張居正變法，也沒有變到商稅上，沒有試圖改變三十稅一的稅制，也沒有取消士紳優免的舉措，因為張居正知道那根本不可能。
以至于后來的明朝皇帝，為了搞錢只能私下派出太監擔任稅使，派往各地進行搜刮。沒辦法，都是被逼的！
所以當溫體仁提議加征商稅的時候，朝中的官員們便如同貓兒被踩了尾巴，他們生怕朱由檢再像萬歷和天啟皇帝一樣，往各地派出大量太監擔任稅使，那樣的話他們還真的沒轍。畢竟太監代表著皇權，各地商戶便是有士紳背景也無力抗衡。
所以當聽到朱由檢說只在北京城內加征商稅時，這些官員們頓時松了口氣，反對的聲音立刻減少了很多。
在朝廷做官，哪怕再富也得保持清廉模樣，朝堂上的大部分文官在京師根本不會置辦多少產業，他們的主要產業都在地方。而京中大部分產業，大部分商鋪，都是勛貴們在經營。大部分勛貴在遷都之初就來到北京，在這里兩百多年，盤根錯節，早已控制了北京城的大部分生意。
對勛貴們利益受不受損，文官們自然不會在意。
而對勛貴們來說，自然也有優免權，他們的田地、商鋪生意以往也是不繳稅賦的，現在朱由檢明顯把主意打到了他們頭上，自然是滿心不情愿的。
然而勛貴也非一體，如英國公等，都有子弟在禁衛軍任職，有的還當上了總兵這樣的高職，這意味著勛貴重掌兵權提高地位的開始，這些人自然不會為了一些稅銀和皇帝作對。而有的勛貴沒落至極，連上朝的資格都沒有，更沒法發聲了。而勛貴這個群體本身依附皇權存在，惹惱了皇帝，特別是一個年輕的皇帝，自然沒有好果子吃，很多人不得不猶豫，再加上朱由檢說只是權宜之計，也就只能默認了。至于這些勛貴私下里會不會有什么舉動，卻誰也不知道了。
總而言之，成立稅務司在京師加征商稅之舉算是通過了。至于稅務司這個掛在東廠下的衙門，在很多人看來，和以前的皇帝派出的礦監稅使沒什么區別，自然不會有官員追究應不應該把稅務司交給戶部管理這種無聊的事情，若真的稅務司放在戶部下，那豈非加征商稅成為定例？
成立稅務司在京師加征商稅之事定了下來，朝議繼續。
刑部侍郎唐世濟走出班列：“啟稟陛下，前有賑災貪腐一案，陛下交由錦衣衛負責查處，然而兩日來，錦衣衛緹騎四處，在京師大肆抓捕，順天府、宛平大興二縣，還有五城兵馬司諸多衙門，從主官到普通差役，具備抓捕，以至于衙門只剩看門差役政務完全癱瘓。
錦衣衛大搞貪腐擴大化，聽聞已經牽連到很多和此案全無牽連官員身上，已經引得朝堂人心惶惶。官員貪腐之案，向來由督察院負責，抓到的犯罪官員，可由刑部或者大理寺進行審問定罪。故臣請陛下收回錦衣衛查案權，把此案交給督察院或者刑部負責！”
“臣附議，此次錦衣衛鬧得實在不像話！”左副都御史曹于汴也站了出來。
竟然不是御史言官出頭彈劾錦衣衛濫抓無辜，朱由檢一時間也有些詫異。不過想想也就能理解了，因為涉案的有巡城御史甘永春，其本身也是御史中的一員，很多御史自命清高，為甘永春所不齒，根本不愿為其說話。再加上從賑災案發生到現在也不到兩天時間，很多人還沒有反應過來。
而唐世濟出頭彈劾錦衣衛，未必出自公心，說不定和被抓捕的官員暗地里有什么瓜葛。
“田爾耕，現在唐侍郎彈劾你濫抓，你做何解釋？”朱由檢淡淡道。
田爾耕從班列站了出來，冷冷看著唐世濟：“非常之時，錦衣衛查案自然要雷厲風行，至于被抓的那些人是不是無辜，自然有審問卷宗為憑，唐侍郎若有疑問，可去錦衣衛昭獄調閱相關卷宗。
錦衣衛是陛下鷹犬，那些犯官吏目，深沐圣恩，領著陛下給的薪俸，卻不思報報效朝廷忠于陛下，一個個貪婪無恥，魚肉百姓，罪大惡極。像這樣官吏，不管是位居朝堂，還是官府差役，只要我錦衣衛查到證據，便有一個抓一個，絕不姑息！”
“錦衣衛抓人我不反對，畢竟是奉陛下旨意，可田都督，難道非要把整個衙門連窩端嗎？順天府、宛平大興兩縣衙門幾乎為之一空，誰為陛下處理民政？”唐世濟怒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