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說何平這個名字是通過《當代》雜志，那時他在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靈與肉》。
“我一直以來對“傷痕文學”的觀點都是，它稱不上是文學，只是工農兵文學的變種而已。它本身是一種官方文學，在改開初期文藝政策發生巨大調整，‘傷痕文學’就是簡單地對運動的某些陰暗面的批評。”
在那個“傷痕文學”占據文壇主流的年代，他的文章并沒有出眾到吸引我的地方，我只是知道了有這么一個作家。
后來他又寫了一篇小說，這篇小說很有名，當時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叫做《福貴》，那時我才正視起了這個人。
當時《今天》被取締不長時間，我正在《新觀察》雜志做冷板凳，在單位里時不時的就要接受一下審查。后來他們打算把我調到外文局的《中國報道》擔任文學編輯。
我實在是受夠了這樣的日子，就跟朋友李拓聊起了這件事，說我想換個環境，但在京城根本找不到容身之處。
李拓答應幫我聯系，我之所以跟他說就是因為他在京城的文學圈子里人脈廣，很多作家朋友都愿意找他幫忙，我也是這個想法。
我跟他說了不長時間，有一天他到我單位來找我，說地方已經幫我聯系好了。
我很高興，問他具體情況。他告訴我在東北有一個作家朋友叫何平，他在寫作的同時還跟自己所在的生產大隊聯合搞養雞場。
這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興趣，這時候何平的小說《福貴》正在國內如火如荼的傳播著。只要是愛好文學的人就沒有不知道這本小說的，它的作者也成了很多文學愛好者的偶像，只是當時鮮少有人知道何平的來歷和身份。
李拓跟我說完這件事，我買了一張火車票就跑到了遼省。
我足足做了一天一夜的火車，中間還在奉城倒了一次車，到了平縣的時候人已經困的不行了。
那天何平并沒有來火車站，來接我的是韓兆軍。
他跟我解釋了原因，隊里的母豬難產，何平正在給母豬接生。
我聽完心里覺得特別可樂，我接觸到的何平都是在雜志上、小說上，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個作家，即便李拓跟我說過他跟他們生產大隊合辦養雞場，我也只當是當甩手掌柜的那種。
這種反差感讓我一路上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和新鮮感。
韓兆軍是開著拖拉機來接我的，一路顛簸到了韓屯，他直接把我領到了養豬場，在那里我第一次見到了何平。
養豬場是何平跟生產隊合辦的，跟養雞場一樣。那天他正在給一頭難產的母豬接生，我見到他的時候他的身上沾滿了豬的糞便、尿液和血跡，讓我很難把他跟寫出了《福貴》這樣的作品的文學工作者聯系到一起。
因為他身上的骯臟，我倆沒有握手。
他見到我之后表現的很熱情，甚至是有些油膩，讓我一時有些不適應，后來接觸時間長了才知道，這是他一慣的風格。
在養豬場說了一會兒話，他把我安排到了韓屯的人才宿舍，那是給來韓屯工作的技術人員們蓋的一棟兩層的建筑。
人才宿舍，何平是這么跟我介紹的，這個名字我這輩子頭一次聽說這個詞。
說句實在話，我人生的前三十二年還沒有住過這么好的房子。倒不是說房子建的多么豪華，我在京城的時候也經常會參加一些聚會和沙龍，有的時候會安排在比較高端一點的地方，里面的裝潢都要比韓屯的人才宿舍好的太多了。
但人才宿舍卻讓我感受到了一種真正被關注、重視和包容的感覺，何平說這叫人性化，他盡可能的把來這里居住的技術人員們需要的東西都滿足，這樣他們留在這里工作生活的可能性才更大。
韓屯太小了，要想跟國營單位、政府機關競爭人才，就要有服務于人才的意識，這是他的原話，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樣草莽的年代里，他的眼光似乎穿透了時代的帷幕，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高瞻遠矚。
他有一句口頭禪，二十世紀什么最貴——人才。
在他的觀念里，有了人才有發展，想要發展的更好，就需要高端人才。
我至今想來都讓人有種欽佩和感動，體會過那十年的人可能都會有這種感受，我們經歷過太多的苦難，即便是一切時過境遷，也沒有感受過這個國家和社會對我們的重視，但在何平這里我感受到了。
于是，我便這樣留在了韓屯，這個小小的生產隊里。
那一年是1981，我三十二歲，何平比我小幾歲，他還沒結婚，談了個女朋友，是副縣長的女兒，我總調侃他是領導家屬。
初到韓屯，我就待在人才宿舍里，等了好幾天，何平也不給我安排事干。
我有些著急，這不跟在京城一樣了嗎？
我找到他，希望他給我安排一些工作。何平問我，你會干什么？
我想了很久，無言以對。我的一切過往，在這里似乎都派不上用場。我就跟他說，你給我安排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說，那這樣吧，你先寫一篇宣傳韓屯雞蛋的文案。
我問他，什么是文案。
何平給我解釋后我才明白，原來就是宣傳稿。我一想，寫稿子我擅長啊，這是我的強項。
知易行難，我在宿舍里憋了三天，明白了一個道理。這世間三百六十行，隔行如隔山。即便我以前寫了再多的作品，可真觸摸到我絲毫接觸過的領域的時候仍然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茫然。
三天之后，我拿著一張皺皺巴巴的稿紙，上面只有五百六十七個字，我一個字一個的。倒不是無聊，而是覺得這可能是我這輩子遭遇過的最羞恥的事了，以前我自詡在寫作這件事上是很有天賦的。
何平看了我的稿子，笑了笑沒有說話，然后他拿起筆修改了幾分鐘，把稿紙遞給了我。
稿紙上的沒有什么變化，只是內容早已面目全非，比起我那幾百個干澀、別扭的文字，他寫出來的東西就像是擺在街邊的蒸籠一樣，你都不用靠近就有一種一嘗為快的沖動。
那天何平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文字除了有文學性，還有商品性。
摘自《激蕩四十年——何平傳》第三章因他而改變的人生：人物北島。
